說起文學角度解讀小說名著，我們最容易出現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意識形態、各種觀念所束縛和濫用，以此產生錯誤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如今我們很多的個人偏激的錯誤行爲又很多源於這種看問題的角度，因此必要的文學知識培養，有助於我們人格的不斷完善，這也許就是文學的無用之有用吧，寫了幾篇莫言的小說解讀，如果不把沉默的大多數算進來，留言的很多都是對莫言的誤解，說他不愛“國”，說他的小說有抨擊某某某之嫌疑，我想這很多都是因爲觀念的濫用和對觀念的定義有了一定誤解的原因。

就拿莫言的《紅高粱》這本小說來說，爲什麼看似人格有缺陷的角色，在敘事者的角度，在作爲今天的晚輩眼裏來說是美的，竟然還對這些表面具有人格缺陷的爺爺奶奶稱讚有加，就因爲作者秉持這種態度而引起了很多讀者的反感，說莫言歪曲了事實，我自己的讀書欄目也是在有限的空間內，儘可能的普及一些這方面的常識，供大家參考和討論，首先就是我們對一些常識性的關鍵詞有了錯誤的理解，在此我先對“國”這個概念做一個簡單而形象的解釋，其實愛“國”應是我們天生的一種內在情感。

這種情感我們不需要進行特意的鑑別，有讀者說莫言不愛“國”，這屬於誤讀，首先“國”的概念，其實就如我們發明了一把“鋤頭”，它是發明出來的一個抽象的東西，我們鋤頭的用處是讓我們鋤地，是工具，因此“國”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工具，而非父母，我們愛護工具就像愛護我們的生命一樣，因爲我們沒有這個東西也許就無法安安穩穩的過上美好的生活，這種愛不應該拔高到“父母”這樣的角度，這樣反而會被壞人利用給我們人類帶拉埃災難。

我們愛自己的鋤頭目的是爲了所有人，能夠好好的生活，這其中所有人也要包括自己的家人，這纔是終極目的，而非愛鋤頭是終極目的，因爲鋤頭是我們賴以生存，或者是美好未來的希望，這種希望都是指向我們全人類，指向我們的親人朋友及其所有人的，在紅高粱家族裏，主要角色，就是敘述者的爺爺他沒有參加所謂的“正義”這一面，而是通過自己的抗爭完成家族的生存目標，這和參加抗日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是殊途同歸的一種選擇，雖然他是以土匪的身份進行，但他的目的和“國”的終極目的是一樣的，爲什麼會說他不愛“國”呢？

這就是莫言爲什麼把他爺爺看成一位英雄，其實就是這個道理，當時冷隊長想收編他，鄙視他是土匪，他反而說了一句：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鬼子的都是英雄。其實這就是一種正義感的愛“國”，莫言發表《紅高粱》的時候，也正是尋根文學即將結束的時候，尋根文學，我理解的尋根就是要找到真正的根，很多人丟失了這種看世界的方法，被很多東西遮蔽了，因此需要我們把它尋找回來，於是就有了尋根文學作品的初衷意義，那是整個八十年代啓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這種尋找的過程，怎麼談啓蒙，被遮蔽了雙眼如何談啓蒙！

文學審美和其他藝術的審美都是通過繞開各種條條框框，展開一種對“真善美”的直接審視，所有的那些人類創造出來的“道德”“國”這些概念初始本意都是指向對真善美的追求，而這些概念在使用的過程中，因爲種種原因又被歪解和扭曲，爲了解決這種長久以來，沉澱下來的狹隘的觀念意識，解決這種對各種意識的扭曲，使人重新迴歸到“真善美”追求的初衷上來，於是就有了藝術審美的意義。

一味的通過已經被扭曲了的狹隘觀念看問題，這好比欣賞裸體的藝術畫一樣，那就不是美，而是一種下流的作品，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書中就說：我們不能拿小流氓的眼光看藝術家，其實就是這個道理，我們不能拿一些扭曲了的意識框框看小說中的土匪，我們要看我們這些條條框框的標準背後，在初衷最終指向是什麼？其實都應該是指向人文關懷，而爲什麼我們不關心最終指向，而羈絆於這些條條框框，發明出來的工具反而要被工具所限制？就如我前面舉的例子，我們發明出鋤頭爲了讓家人喫上飯，最後我麼卻愛上了鋤頭，漠視家人的幸福。

莫言在寫紅高粱的時候，還有一個奶奶的角色也是這種情況，作者寫奶奶與羅大爺的緋聞，寫的是如此的淡然，有一段原文是這樣：我奶奶是否愛過他？他是否上過我奶奶的炕？都與倫理無關，愛過又怎樣？我深信我奶奶什麼事都敢幹，只要他原意！這就是敘述者的態度，也是敘述者看問題的角度，這裏的內容最終是爲了尋找“個性解放”“婦女自由”這些現代的價值觀念，這也是尋根的目的，尋找的東西，這些東西曾經都在某一階段被否定過，被當成一種糟粕批判過，比如我們看白鹿原裏的田小娥，因爲和黑娃之間的自由戀愛而遭受到苦難，遭受了整個家族人的否定，那是陳忠實用一種反諭的表達方式，來進行一種狹隘道德的審視，雖然和莫言的正諭，在態度上是不同，但是意義卻相同、目的也相同。

他們都在表達同一種觀念，在《紅高粱》裏，莫言寫了爺爺與奶奶野合的情節，更是大膽的強調了兩個蔑視法規的心靈是如何的超越世俗，而走向一種生命之美，過去“色”“情慾”這些詞彙都是一種禁忌，好色和情慾並不是不道德的，只是在獲取他們的行爲方式上有存在不道德的問題，我們古人不是有句俗話叫“哀莫大於心死”，心是什麼？在美學的層面去理解，首先要具有這種“色和情”的眼光，具有這種能力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去上升到審美層面。

放棄了狹隘的道德和狹隘的愛“國”意識，當我們把這種意識指向最終極的人文關懷，其實就會發現《紅高粱》故事中，爺爺奶奶的人格魅力所在，粗狂、豪爽、勇猛、敢愛敢恨，敢作敢當，這種表現土匪的美學力量，恰恰又不同於《水滸傳》裏的那種“暴力”和“反抗”前者對人文的關懷是有所指，後者卻有一種非人道表現，我們在看待《紅高粱》的時候，本身就容易存在一種文學藝術審美上的偏見。

就如奶奶在臨死前說的那一段話，就是對我們偏見的最好反抗，她說：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善良？什麼是邪惡？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愛幸福、愛美、愛力量……！

文：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