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盜墓的法律，先秦時已出現。如《呂氏春秋·節喪》中寫道，厚葬風習一時盛行，於國家越來越大，家庭越來越富，陪葬就越來越豐厚，“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可知當時對於盜墓，已經有“以嚴威重罪禁之”。漢代嚴禁盜墓的法律，也見諸史籍。《淮南子·氾論》中有：“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據說立秋之後，司寇之徒不斷上門搜查，遇到盜墓的當街砍死，血滿街市，可知執法之嚴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盜律》明確規定，“盜發冢”與殺人、傷人致殘、敲詐及拐賣人口等同罪，都應處以磔刑。

　　《北齊律》中規定了危害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即“重罪十條”。其中圖謀毀壞皇帝的宗廟、陵墓及宮殿的犯罪行爲位列第二。對其要處以最嚴厲的刑罰。而且如果是統治階級內部成員犯此罪。不得適用其享有的減輕處罰的特權制度：八議和以財贖罪。隋代的《開皇律》與《北齊律》一脈相承，其創設的“十惡”之罪吸收了“重罪十條”的大部分內容。此後這項規定被歷代統治着沿用至清末，即所謂“十惡不赦”。

　　到了唐朝，對盜墓的量刑定罪繁複細緻，刑名輕重，粲然有別。《唐律疏議》卷一九對“發冢”者處以刑罰的明確規定：抇墓者流放，已開棺槨者絞，已開墓但中止犯罪的，徒刑三年。因所盜物品不同、是否毀壞屍身等因素而刑罰又有不同。比如盜死者衣服，罪減一等，盜墓磚，等同一般盜竊罪，而“諸盜園陵內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盜他人墓塋內樹者，杖一百。”

　　之所以盜墓的種種行爲在前現代的各朝律令中處罰規定如此繁複，跟中國古代文化的生死觀大有關係。死在中國古代是一件禮制森嚴的大事，“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身份不同，陪葬、樹封、儀式就不同，那盜不同的墓自然量刑不同，再考慮盜墓的主觀動機，那就更復雜。

　　有盜墓是爲了報仇的，比如伍子胥；有盜墓是爲了政治作秀的，比如傳說項羽盜秦始皇陵是爲了譴責暴政；也有圖財的，比如曹操手下摸金校尉抇墓索物以充軍餉；也有爲了玩的，比如廣川王劉去。再者，盜自己家墓和盜別人家墓又有不同，盜自家墓等同惡逆，與毆打或殺害祖父母、父母一個性質，盜自家父系長輩的墓還是盜母系長輩的墓也有不同。

　　而清朝，這個問題不僅複雜而且敏感，因爲這是一個吸收了中華文明的外族統治集團領導下的專制政權，天然要防止被統治者盜清陵以泄憤，還必須在原有禮教秩序上面加上對皇權的彰顯，所以清朝的“發冢律”處罰極嚴，凡是損壞宗廟、山陵及宮闕的共同犯罪行爲人，不區分主犯和從犯，既遂和未遂，都要凌遲處死，甚至誅九族。

　　清“發冢律”規定之詳盡爲歷朝之首，共區分了36種情形，其條例計22條，清末律學家吉同鈞就說條文區分太細，開棺見屍內還要分成是看見棺材沒打開，試圖用鋸鑿開棺但沒打開和打開三種情況。僱工犯主人、子孫犯父母，刑罰還要加倍，因爲等同於盜墓外加惡逆，數罪併罰。此外還有很多前朝沒有的名色，如指稱旱魃、刨墳毀屍，爭墳阻葬、開棺易罐，暗埋他骨、預立封堆、僞說蔭基，貪人吉壤、盜發遠年墳冢埋葬，並掘歷代帝王、先賢、前代分藩郡王、親王，本朝貝勒、貝子、公等項陵墓。名色越來越多，刑罰越來越重。

　　盜墓罪在中國治罪如此嚴苛，外國人普遍表示不太能理解。比如清末預備立憲之時，清廷曾聘日本專家來華參與法律修訂，日本專家就將原先如此複雜的22條目縮減成了三條，最高刑罰只到無期，沒有死刑，讓朝野爲之震動。很多官員都對這種修訂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爲刑罰太輕，不足以明綱紀禮教。

　　爲什麼盜墓在國外刑罰就不那麼重，不必區分這麼細呢？舉日本和德國的例子來說。

　　寬永十四年（1637），日本發生了島原半島的天主教徒暴動。幕府爲盡力消滅天主教徒，實行了所謂‘改變宗門’的制度，命令各地諸侯設置改宗官職，專門處置改宗之事，嚴加搜索各地的天主教徒，千方百計想加剿絕。‘改宗’的手段雖然各地不盡一樣，但‘屬託金’、‘踏繪’、‘起請文’、‘寺請證文’等，都是各地盛行的。被用這些手段逮捕和判處罪刑的，連續不斷。不僅如此，幕府爲了消滅天主教勢力，又擴展了‘寺請證文’的制度，建立‘宗門戶口簿’，士農工商四民都要把身份、名字、年齡等項登錄入冊，改變宗門戶口的權利，全都歸於僧侶之手，連人們的婚姻、生死、旅行、教育等事，也要在所屬的寺院受到檢查和證實。

　　而明治維新後，在外來衝擊下，本土意識開始覺醒，“和魂洋才”的“崇古”之風大作，因此就有了“復古神道”，將神社定格爲國家宗教祭祀的場所，廢除了寺院的檀家制。但雖然葬祭的儀禮被改成神道，卻很少施行，所以民間喪葬習慣還是遵從檀家制度。在這種社會習慣下，挖掘屍體首先是侵犯了檀那寺的權利，破壞了宗教習慣，對神不敬，所以墳墓罪和宗教祀典放在一起。而在德國這樣一個基督教文明國家，喪葬、墓地及屍體保護，與教士、教堂、教義關係密切，人之所敬，維神而已。19世紀末清人薛福成在歐洲見聖徒聖保羅的屍骸被各教堂分析供奉，大爲震驚，感嘆“墨子知養生而不知送死，其論喪葬，以薄爲道; 耶穌之教，又加甚焉。”而這“送死”的觀念，恰是西方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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