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華人聯合會（總會）常務副主席、中非經濟貿易促進會會長劉建軍在保定家中接受記者採訪/大公報攝

“保定老鄉在這裏生活得非常快樂，我改變了主意，決定幫助他們。”二十年前，河北省保定市外貿局局長劉建軍，率領經貿考察團到非洲爲保定產品找銷路，卻意外接到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的請求，希望這位保定官員可以讓贊比西河北岸一羣簽證已過期的保定人回國。結果劉建軍改變了主意，回國後給他們續簽了護照，幫助他們把妻子和孩子接了過來，並派了兩名老師創辦了非洲保定村子弟小學，還派了兩名醫護人員，辦了非洲保定村醫療所。

一年後，劉建軍第二次來到非洲，發現贊比西河畔的這個小村莊，由幾十人發展到300多人。有村長，有會計，男種菜，女種花，村民人均年收入超過三萬美元。劉建軍就問：“這地方叫什麼名字？”他們說：“當地土語叫蜂窩，意思是‘白天干活，晚上回來’”。劉建軍說：“這名字不好，我建議叫保定村。”大家一聽就鼓掌，保定村就這樣傳到國內。

“趕集問價”拓外貿

非洲保定村，作爲民間經貿合作新模式，很快被模仿拷貝，這分佈七個國家的28個非洲保定村，吸引了近十萬中國農民在這裏從事種植、加工和商貿活動，漸成“一帶一路”上獨特的風景。非洲保定村創建二十週年之際，七十二歲的劉建軍作爲世界華人聯合會（總會）常務副主席、中非經濟貿易促進會會長，在作客《大公報》“財經下午茶”時，分享了中國農民二十年非洲創業的財富故事。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我從保定易縣縣長調任保定市外貿局局長，正趕上東南亞金融危機，保定市外貿出口下降一大半。當時市領導召集幹部開會，動員全市人民共同抗禦這場災難，我作爲外貿局局長壓力特別大。”劉建軍問北京的老朋友，哪些國家沒有遭遇金融危機？朋友說，越是落後的國家影響越小。

於是，劉建軍動了去非洲的念頭，很快就組織了一個外貿考察團，於1998年走進了非洲。對於非洲他們都比較陌生，也沒有什麼關係和路子，就用最笨的辦法，看超市問價格。

非洲保定村成立農業合作社吸收當地居民就業/中非經濟貿易促進會供圖

晚上開商品信息碰頭會，河北容城服裝廠一個老闆說，他發現一件兒童服裝標價1040元（人幣，下同）。劉建軍問：“這樣的童裝容城做成本是多少？”廠長回答說：“30元多點兒，40元肯定能做。”第二天，劉建軍找到超市的老闆，提出給他供貨，每套童裝120元。老闆感到很驚訝。

所謂考察，就是“趕集問價”。同樣的商品，比較非洲當地與中國國內的價格。考察團從南非往北，跑了10多個國家。考察的結果是：非洲比想像中好得多，許多商品賣得比中國貴得多。這次考察獲得意外收穫，他們一下訂了71個集裝箱商品。第二年，保定外貿出口逆市增長16%。

教非洲人種糧種菜

劉建軍坦言：“有報道說我創建了非洲保定村，這個說法不準確。確切地說，我是非洲保定村的發現者。”

這次非洲考察快結束時，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讓劉建軍幫個忙。使館人員對他說：“贊比西河北岸有一羣保定人，簽證已經過期七八個月了，還不肯走。簽證已經過期，再不走就麻煩。”大使館希望這個保定官員，做做工作，讓他們趕緊回家。

劉建軍一聽非洲有保定老鄉，心裏暗自高興，就把這事應承了下來。大使館給他派了車和翻譯，驅車四個小時，趕到贊比西河畔。老遠他給保定老鄉打電話，一聽到鄉音心裏特別激動。劉建軍對記者說：“我想知道，這些保定老鄉，在遙遠非洲是怎麼生活的，非洲又是有怎樣的魅力吸引着他們？”

1996年，保定農民跟北京一家建築公司到贊比亞修水壩，工程結束了，他們卻不想走。他們發現當地水源豐富，土地肥沃。但是，當地人種植觀念和生活方式還很原始。比如，玉米成熟了不收割，喫多少掰多少。要繼續種植，就從乾枯的玉米稈上掰一個玉米棒，剝下玉米粒，用腳在老玉米稈旁邊扒一個小坑下種，沒有壟，種哪算哪。

保定農民在當地學會了法語，教非洲朋友種糧、種菜、燒磚，與當地人成了朋友。保定農民發現，當地一斤白菜兩美元，一斤蔥一美元，黃瓜一斤兩美元，一年可以收穫三季水稻。有的在非洲的土地上種花，法國禮品公司開着飛機直接到地頭收購，採摘一次收入2000多美元。

非洲保定村採用人工除草，防止土地和糧油污染/中非經濟貿易促進會供圖

劉建軍發現保定老鄉在當地生活得非常快樂，於是改變了主意，決定幫助他們續簽了護照，並協助在村裏創辦了小學以及醫療所。

28個村分佈在七國

經過二十年的發展，非洲保定村已發展到28個，分佈在非洲七個國家，最大的一個在烏干達，有1.7萬中國人。劉建軍說：“保定村並不是中國意義上的村莊，形態各不相同。起初，就是一個老闆或幾個老闆組織的一個同鄉企業生產社區，慢慢發展成爲一個綜合性的中國人居部落，有點像北京的溫州村、美國的唐人街。現在的保定村，保定人並不佔多數，大都是來自中國各地的非洲創業者。”（大公報記者顧大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