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與開魯縣事件一樣，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關糧食安全、生態保護與現實利益的衝突矛盾。在政府部門發佈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種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風蝕沙化，不利於確保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安全。禁令的範圍不僅包含我國曆來對用途有嚴格管制的耕地，還包括林地——這是柴達木嘎查村民們用幾十年時間花費勞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過程中，村民們形成的對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幾乎完全否認。這讓村民們感到憤怒，也感覺不安。

主筆|黃子懿

攝影|黃宇

花生禁令

4月底，內蒙古通遼市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鎮，天氣已經暖起來，正是一年中春播的好時候。種植戶張立奎卻在自己的田地邊無所事事。

準確地說，這片地是張立奎租的。他來自吉林松原，老家扶余市有幾十年花生種植史，但土地有限。“一戶就幾十畝地，想包也不連片。”而內蒙古科左中旗土地面積廣，沙土地適合種花生，承包價格也更便宜，“耕地單價700~800元/畝，林地500~600元/畝，吉林老家的單價都在1000元/畝以上。”

租約早就簽好了，張立奎也早早就爲春耕做了準備。他找親戚朋友借了十幾萬，又抵押了家鄉的土地。從吉林的農商行貸款20多萬元。2024年2月，承包款分批次付完，設備、種子、化肥也定了，他和妻子在春節後啓程趕往通遼，卻遲遲未能下地。

5月初正是內蒙古春耕的忙碌時節，農民們忙着在地裏給新種的幼林澆水

就在2月底，科左中旗發佈了一項政策：2024年全旗範圍內禁止種植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涉及各類經營主體流轉的耕地，也包含了張立奎一家租賃的林地。消息一出，張立奎妻子氣得生了病，天天要去診所打吊瓶。張立奎還挺着，一方面他認爲這是“大老爺們兒”的本分，另一方面，他還寄希望於租土地給他的當地農戶與政府的談判。按照自然規律，花生的播種最遲在“五一”假期後就得開始，持續到5月20日左右。但截止到5月初，命令仍沒鬆綁。

自今年2月以來，科左中旗希伯花鎮柴達木嘎查（村）的原村支書李七英也在爲這個事情煩惱。4月底，他開車帶着本刊記者在連片的農地邊轉了一趟。隨處可見農地邊的楊樹上貼着禁止種植的告示，醒目的紅色粗體字昭告着通知的嚴肅性。一路上響起幾次電話，都是村民們在向他問詢。花生不讓種植後，外包土地的村民們都陷入一種糾紛——吉林租賃戶喊着退錢。“咱這邊地廣人稀，土地流轉承包本來就是一個大趨勢。我們村大概1/3的農民都把土地流轉出去了。”李七英說，而花生是近幾年最普遍也最有價值的經濟作物。按照當地人的說法，科爾沁這邊的土壤偏沙化，如果種傳統作物玉米，畝產不到1200斤。按去年玉米收購約1.1元/斤算，只能賣1300多元，“落兜裏就800多塊錢”。但如果是種花生，畝產700斤左右，按收購單價超過3元/斤算，利潤能有1500元/畝。

李七英一邊開車一邊給我算賬：如果不讓種花生，耕地承包的單價要下滑300元/畝左右，林地更幾乎沒人會承包了，農民們每年要少600~700元/畝的收益。尤其今年的“花生禁令”下來得比較晚，很多村民租賃土地的合約早在春節前就已經簽訂了。“現在很多吉林客商追着村民要錢，但各家有各家的開銷，錢早花掉了，哪有錢退？”

廣袤的土地是內蒙古獨特的資源，也是張立奎等外地承包戶離鄉背井，拉着大型耕種設備，住進集裝箱板房，在這裏勞作的原因。農民們期望土地能產生財富，養活自己和家人。但作爲土地更高層級的擁有者，政府對土地應該如何使用有着不同於個體家庭的邏輯。

2024年4月底的春耕時節，與科左中旗相鄰的開魯縣被曝出村鎮幹部阻礙承包農戶下田耕種、增加承包費的新聞。事件經媒體報道和官方通報後逐漸明晰：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地爲了治理荒漠改善生態，在政府主導下鼓勵農戶“包荒開荒”，一些在國土部門地類檔案中是林地、草地等性質的土地被農民們承包後一步步開墾爲了耕地，後者在國土調查中被認定性質變更，因而有了政府要求增加承包費的說法。

與開魯縣事件一樣，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關糧食安全、生態保護與現實利益的衝突矛盾。在政府部門發佈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種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風蝕沙化，不利於確保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安全。禁令的範圍不僅包含我國曆來對用途有嚴格管制的耕地，還包括林地——這是柴達木嘎查村民們用幾十年時間花費勞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過程中，村民們形成的對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幾乎完全否認。這讓村民們感到憤怒，也感覺不安。

林地何來

希伯花鎮之名在蒙古語中意爲“長滿牛蒡草的坨子”，意指這裏曾經是牛羊遍佈的科爾沁草原。但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包括科左中旗在內的整個地區都面臨着嚴重的荒漠化問題。土地沙化後，當地人把那些起伏的坨子稱爲坨召地、坨子地。他們是由沙土堆積而成的小型山丘，坡度高度都不大，但一坨接一坨地在大地延綿。“一到大風天的時候，大風一吹，你都能看到沙丘一坨坨地被吹得流動起來。”一名老農戶回憶。

1978年，國家啓動“三北防護林”工程。三北是西北、華北及東北的統稱，這個橫跨整個北方的防護林工程體系，集中涵蓋了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嚴重的區域。“三北防護林工程”被譽爲世界上“最大的植樹造林工程”，科爾沁沙地是造林重點。它橫跨三省區、涉及面積7760萬畝，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鎮也是這沙地環繞的一部分。

要種樹，勞動力從哪裏來？北京林業大學教授朱清科多年來深度參與“三北防護林”工程，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業生態工程。他告訴本刊，在“三北防護林”前十年起步階段，主要是靠發動農民羣衆，“最早是生產隊，集體勞動記工分，從80年代包產到戶以後就是每一戶定種植的指標”。一些地方會把林地按照包產到戶的方式分配給農民，允諾他們一定的使用權。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30週年之際刊文指出，工程一期上馬不久，各地就結合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誰造誰有，允許繼承和轉讓”等政策，促進了造林生產責權利的結合，調動農民積極性。

柴達木嘎查村民們的林地也就是這麼來的。整個科左中旗的造林自1980年後大力推開，在柴達木嘎查，要造林的面積有2萬畝之多，相當於3萬個籃球場、半個香港。這麼大的工程，只有發動羣衆之力。那時候還是一個青年的李七英記得，政府提供了種植的楊樹樹苗，按網狀格子規劃了種植面積，將造林任務均分給村民，家家戶戶都被髮動起來。在此之前，村裏剛剛施行了包產到戶，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均分了一定耕地（俗稱“口糧田”）和糧食，只能勉強管飽。造林被村民們視作增加土地種植面積的一種方式。在樹木長得足夠高之前，林間的土地可以用來種一些糧食作物，相當於多了一點“口糧田”。李七英記得，當時幾乎所有村民都會利用林間土地來種植一些農作物，前後種過玉米、穀子、蕎麥等。但這類林地可用於種植的時間不到10年。“等樹長大了，遮陰了，下面的地就啥也幹不了了。”李七英說。

柴達木嘎查的原村支書李七英爲“禁種”之事煩惱

要在廣袤起伏的沙地上造林並不容易。1999年後，通遼啓動“5820”工程（5年時間在8個旗縣造林20萬畝），開始利用外部招商引資植樹造林。2001年，北京商人許文麗來到這裏，打算以每年承包3000畝、10萬棵的速度，用10年時間造出3萬畝的林地。但第一年，她的10萬棵造林工程最後只存活了6萬棵。許文麗告訴本刊，對於沒有造林經驗的人來說，前期投入是巨大的，在一片荒地上，水、電、澆水、除草，林間密度怎麼排都是問題。2001年他們就投入了600萬元，“那可是2001年的600萬”。幾年下來，一起招商過來的7家公司都放棄了。

在這種情況下，造林高度依賴於植樹者的自驅力，而後者取決於林地能帶來的直接收益。李七英說，起伏的坨子地需要人工平整。“現在都機械化了，但那時候要靠人力把地墊平”，否則沙地水流容易滲透匯聚到地勢更低的地方。其次是開溝，人工要用鏟子在沙地上劃出一道道種樹的溝來。有時候還沒等到澆水，五六級風一刮，早上開的溝，下午就刮平了。村民們要趁着間隙種上樹苗，樹苗之間株距1米、行距6米，一畝地才種上100多棵。

樹苗種完了，難題纔剛剛開始。那時候科爾沁還有一定降雨，降水一來，沙地會很快長出一批嫩草與楊樹爭搶水分。農民們就要拿着鋤頭抓緊時間去鏟鏜撫育，將青草苗子挨着剷出來。“那時候沒農藥，全是一點點地刨出來。下一場雨就得鏟，一年得鏟個三四遍，一茬茬鏟。”李七英說。澆水也必不可少。種樹一年至少要澆三次水，夏天三伏天一次，立冬前一次，“就跟人穿大皮襖似的，一澆就凍不死”，開春後再澆水一次做“解凍”。在樹苗幼林時期，一年五六次更是常態。

由於近年來降水減少，當地村民習慣打井用地下水灌溉

雖然繁瑣辛苦，但在政府補貼和“多囤點地”的激勵下，村民們的造林積極性很高。到2000年，柴達木嘎查2萬多畝的造林工程分批次順利完成，樹木存活率普遍在85%以上。整個通遼也在這時候完成了生態的逆轉。2003年，中科院沙漠化土地空間分佈遙感監測顯示，“三北防護林”工程實施以來，科爾沁沙地在通遼市範圍內的沙漠化面積已減少了1200萬畝，在全國四大沙地中，科爾沁沙地唯一出現了治理大於沙化的總體良性逆轉。

當時，對於植樹造林中的民間貢獻，政策也給予了保障。2008年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在全國推開，五年裏基本完成了林權明晰產權、承包到戶。柴達木嘎查在2010年後完成了林權確權。原有的林地承包機制被以正式合同確認下來，配以新的林權證。村民吳七林的父親在2000年去世，他得以在這一輪改革中將父母的林地延包下來，期限爲30年，價格是並不貴的2元/畝。合同規定，取得林權證後，他有權以轉讓、出租等形式流轉這片土地，同時有權自主生產經營和處理林木及其產品。

水源困局

如今，站在柴達木嘎查一塊地勢較高的坨地上，觀看當年的造林成果，是一望無垠的綠色與沙土交織，像是荒漠與人力持久對壘的戰場，仍然勝負未定。

外來的吉林種植戶們，幾乎所有人都揹着高利率的貸款來到異鄉耕種

在2000年後不久，也就是造林工程取得階段性成功時，成活的防護林已經開始產生新的問題。種植的楊樹雖易存活，但耗水量高，它的存在會使周邊環境和土壤變乾旱。而此時的通遼也不再是上世紀80年代那個坨召延綿的荒地。經過多年不間斷地開墾，它成了內蒙古最大的玉米生產基地。科左中旗更名列內蒙古玉米產量最大的旗縣之一，產量超過60億斤，肩負着糧食安全的重任。這個新晉成形的“黃金玉米帶”一邊貢獻收成，一邊也在消耗水源。通遼的地下水位連年下降，流經的西遼河成爲全國七大江河中唯一斷流的幹流，通遼段更是斷流25年之久，直到去年才通過調水實現幹流來水。

原來種植的老楊樹陸續出現枯萎現象，沙地又裸露出來，活下來的楊樹低矮無力，被當地人稱爲老而不死的“小老頭樹”，防護林整體的防風固沙效應有衰減風險。爲了扭轉這些趨勢，通遼市從2010年開始逐步推行原有林地上的殘次林更新工程，鼓勵農民們種植諸如文冠果、海棠果等經濟林，去取代枯死衰竭的楊樹，試圖達到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

吳七林在2010年延包了林地。這也是多數村民的選擇：更新殘次林能享有一定補貼，果樹結果後還能拿到市場上售賣。同時在樹苗的成長期，林間地也能利用起來種植農作物。但殘次林更新的指標不是每年都有，柴達木嘎查2萬畝的林地在2015年後纔開始慢慢更新，每年只有1000~2000畝。2022年，更新指標終於輪到了吳七林家的30多畝地。這是吳家人在這片土地上的第二次造林。但與4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自然環境讓林木生長變得更困難。

吳七林家裏有十多畝耕地種玉米，這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朱清科告訴本刊，導致土地荒漠化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取決於兩個，一個是土質，一個是水源。如果土地鬆軟易於流失，就有荒漠化的風險，這種情況下地表覆蓋物越多，越是利於固沙；但同時，如果降水較少且地下水過量開採，也有可能導致生態惡化、加劇荒漠化。而後者，剛好是科爾沁乃至整個內蒙古在生態上最大的短板。

內蒙古政協農牧委員會副主任、內蒙古農業大學教授蓋志毅告訴本刊，在連續多年的開墾後，內蒙古如今成了全國主要的糧食產區。上世紀70年代末，內蒙古糧食產量只有幾十億斤，現在變成了將近770億斤，是國家十大糧倉之一，每年有超過400億斤糧食往外輸出，而同期南方很多省份則在“去糧化”。這當中的主要問題在於，全國如今的十大產糧大省中，只有內蒙古嚴重缺水，降水條件並不好。全區高增的糧食產量背後，是無盡開墾之下榨取有限的地下水得來的。“全內蒙古的地下水，現在都在變得越來越少。”蓋志毅說。

這種情況在通遼和科左中旗尤其尖銳。通遼的用水結構極其特殊——絕大部分來自地下，且絕大部分用在農業上。截至2022年，通遼市用水量30.3億立方米，農業用水佔據91.4%，其中地下水源佔總供水量的96%。整個科左中旗，遍佈着冒出地面的50~60釐米的農用水井。以柴達木嘎查爲例，村子裏有耕地近1萬畝，需要有50多口井，一口井覆蓋100~200畝耕地。李七英說，原來雨水較多時澆水壓力不大，十幾年前氣候變得乾旱後，村民們開始自行打井取地下水灌溉，“一般是幾家人合夥打一口，一年年地增加，有時候一年要打好幾口井”。隨着地下水位下降，井也越打越深，以前是打60米，費用80塊錢一米，後來就打80米，價格也超過了100元一米。“以前地上水泵都能出水，現在水泵得到地下20米纔行。”一位村民說。後來政府開始對私下打井進行限制，耕地水井需要報備審批、統一規劃。

相比之下，林業用水會比農田灌溉多，也暫時沒有管制。半乾旱條件下，一片幼林一年澆水5~6遍是正常。“樹根要深，要淌水滲下去，如果算上林間作物用水量就會更大一些。”2023年春，吳七林就和4戶村民搭夥一起打了一口井，深70米，費用110元/米。這口井擔負着上百畝林地和林間耕種的灌溉任務。這種當地用水的便捷，也是吉林種植戶傾向於來內蒙古承包土地的原因之一。

從荒漠化防治的角度，過量開採地下水已經影響到了多年的荒漠化治理成果。朱清科告訴本刊，在“三北防護林”工程40週年紀念活動時，就有一位相關專家做了調研，把這個話題提了出來：農業用水是當地地下水位下降的主因，危及防護林和荒漠化治理的成果。“在一個半乾旱地區，大量開採地下水是會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不利於整體植被的恢復。”朱清科說。

這或許也是“花生禁令”的政府決策邏輯。希伯花鄰鎮的一位副鎮長對本刊表示，當地有保糧食安全的重任，同時又有綠色生態的重擔。“種植花生西瓜屬於土地非糧化了，這長期看來肯定是不允許的。現在的基本農田都要牢牢保障糧食作物，加上科爾沁沙地殲滅戰，兩大壓力都匯聚在一起了，所以就要犧牲花生和西瓜這些經濟作物了。”

農民的經濟賬

但和政府的決策邏輯不同，作爲一塊土地的直接勞動者，怎麼使用一塊土地？到底應該種植什麼作物？農民有自己的使用邏輯，而這個邏輯中最重要的決策因素通常是經濟。

由於務農收入不高，這幾年柴達木嘎查有1/3的人都外出務工，去到京津冀甚至更南方的省份打工。不大的村子在變得冷清和蕭條。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很多是子女快到了婚齡。“一般是老兩口結伴一起外出，掙個十萬八萬給孩子結婚的彩禮錢。還有蓋房子的錢，如果算上裝修也得二十幾萬。”李七英說，外出的村民們一般把林地、耕地都租出去了，自己收一些承包費。

外來種植戶的居住條件十分簡陋，一般就住在田地邊的板房裏

吳七林是少數還留在村裏的中年人。他和愛人一直以務農和打零工爲生，在家種了十幾畝玉米，也幫周邊其他的種植戶幹活，比如施肥、除草、澆水等，價格150元/天。活兒不是每天都有，日子只是“將巴能過”。2022年9月，女兒考入通遼蒙古族中學念高中。這是當地最好的蒙古族高中，開銷一下子大了。“補課費很貴，還必須得補。一門課一小時200塊錢，放假補個20天就要花個五六千塊錢。生活費也得1000多塊錢一個月。按以前那點收入就沒法整了。”爲了增加收入渠道，吳七林去申請了殘次林更新指標，想着把林地利用起來增收。

林地的再一次更新，是一個不亞於當年拓荒的過程。首先要取得林業部門頒發的採伐證，交300元/畝的押金，找人來把地裏的“小老頭樹”採伐並清理乾淨。採伐的木材商會順帶清理地裏的樹根，相當於還農戶一片相對的淨地。作爲交換，地裏的木材會免費送給對方。2023年春天，一個採伐商來到地裏，連根帶木地拔走了吳七林30多畝土地裏的楊樹。“相當於這30多年沒啥效益。”吳七林覺得。

採伐結束後，農戶們還要找人“旋地”，用拖着大輪胎的拖拉機帶着旋地機器，將土壤上下翻轉並混合，把地面整平。有時候，他們要親自下地將地裏的木疙瘩撿出來，開溝後再種上5元一株的海棠果樹苗和2元一株的山杏樹苗。每個步驟都是直接的經濟支出——旋地是25元/畝，3000多株樹苗花了1萬多塊，再加上合夥打水井和購買機器的費用，從去年開始，吳七林已經投了3萬多元進去。有了這麼多前期投入，他也不打算再種植玉米了，而是瞄準了花生這樣的經濟作物。

在村民們樸素的賬本中，林地應有其經濟價值。2023年以來，隨着玉米行情走低、牛肉價格下跌，很多村民的收入衰減。種植經濟林能享有一定國家補貼，但拿到手有相當長的時間延宕。政府對存活率有考覈指標。如果連續三年存活率在80%以上，那700元/畝的補貼纔會按照20%、40%、40%的比例逐年下發。而且，從過往幾年的情況看，補貼的發放期在無限延長，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到農民手中。抓住更新林地尚未長成的生長期，利用林間土地種植更能帶來經濟利益的作物，是當地農戶爭取收入的不多指望。

“目前還沒有放開的意思。”5月初，前述副鎮長對本刊說，“我們也只是負責執法，執行上級命令。”該副鎮長透露，林地不讓耕種花生是通遼對相關政策的落地。2024年，通遼響應國家生態保護政策，開展了“科爾沁沙地殲滅戰”的專項行動，試圖鞏固過往多年的沙地治理成果。“殲滅戰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隻剩一小塊了，到了最後的衝刺階段。”過去多年，通遼通過植樹造林、防風固沙等工程，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從政策決策的角度看，如果放任種植花生，可能會有導致土壤再次沙化的風險。一些農戶們也在採訪中坦承，種植和採摘花生都需要大型機械作業，確實有“刨地”起沙的風險。

廣袤的科爾沁已從早年的草原變成一個重要糧倉

但通過禁絕農民想種的經濟作物的方式，是否就能保證樹木的成活，達到保護生態的效果呢？農戶們認爲並不是這樣。“沒有收益，就沒人去林間鏟鏜撫育了，林子也活不好。”李七英認爲，如果不發揮林間種植的經濟價值，那樹苗在培育階段就會面臨農民喪失積極性。

“從理論上講，農林複合是不會造成荒漠化的，尤其是幼林期間。因爲林地密度不大，如果是林下種植的話有利於固沙。當然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看科爾沁當地這些年的氣候土壤條件。”朱清科說。他對本刊補充，允許林間種植，會更有利於農民的積極性，“他們是以短養長，因爲現在種植經濟林暫時沒有收益，種花生就是以短期效益去助推更長遠的效益。有了短期效益，農民才願意去經營土地，會對土地有一些保護，比如澆水、除草等。”

蓋志毅則表示，現在的內蒙古承擔着糧食安全和綠色生態發展的雙重重擔，這也意味着不能再用過去的情況來劃分林地等土地的性質了。“在當下，其實經濟林與生態林的概念是可以很好融合的，比如像文冠果樹就是一個很好的治沙作物，通遼就有全國最大的文冠果林之一，你很難定義它是生態林還是經濟林。”蓋志毅說，“林下種植也是實現林業效益一個很重要的做法，南方很多省份也在做，不能把林業、種植業、畜牧業三者對立起來，它可以是一個生態系統工程。但要怎麼去把握這個度，是值得好好去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