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箇中國年輕人的東京故事 最好的朋友是個和尚
7箇中國年輕人的東京故事 最好的朋友是個和尚
東京夜色
12月，東京已進入初冬，上野公園裏的紅葉顫巍巍隨風抖動，女學生們捂着齊脖的方格圍巾，身着百褶短裙，光着雙腿從公園裏穿過。冬日裏裸露着長腿的女孩是這座城市的標誌之一，以至於日本其他地區的人們談及此也會意味深長地說一聲，“因爲那是東京啊。”
看似矛盾的種種都被收納其中，東京就是這麼神奇的一個地方，這裏有一套自己的運行法則。
“你們喜歡這裏嗎？”我試着與幾位學習、生活在此地的中國年輕人聊了聊他們與東京的故事，有關成長、野心、孤寂，還有愛情。
範浩宇和安妮
“在東京，文身仍然是黑社會的象徵”
“每次來東京，我都會穿一雙新鞋過來，怎麼穿也不會髒”，坐在我對面的男孩範浩宇留着光頭、穿紅色帽衫，稱自己爲東北金鍊子+美日街頭風的北京不良少年，而他身旁的愛人王安妮則接過話茬，“沒錯，在北京好包兒我都不捨得背，像這樣的毛毛衣服也不敢穿。”
從小在北鑼鼓巷長大的安妮於一年前來到東京學習時裝商業，而範浩宇則關掉了他在鼓樓十年的服裝店，也來到東京尋找新的機會。
兩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毫不吝嗇自己對這座都市的喜愛。時髦，這是他們對東京最直觀的印象。自小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範浩宇對於日本的時尚行業也很有自己的見解，“在日本，原創設計品牌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即使是小衆品牌也能找到自己的圈子和受衆。不像國內，一種風格火了，就一窩蜂地去追。”
在日本，他們住在中野，常出沒在新宿和原宿，“新宿就是西單，原宿就是鼓樓”，範浩宇如此類比這兩個熟悉城市的商圈。儘管他們認同這座城市的不同層面，但仍然免不了困惑。“你說它包容吧，但有時候也不是。”
作爲一名文身愛好者，範浩宇身上遍佈着大面積的浮世繪風格的文身，尤其背上的那副，是在國外展會拿到過金獎的文身作品。但在日本人眼裏，這仍然是黑社會的象徵。 “只要你身上有文身，哪怕一丁點兒，溫泉就甭想進，大衆浴場也不一定讓你進去。”夏天時，穿着背心露出胳膊上文身的他，甚至被一家餐廳要求披上外套才能繼續用餐，這讓這個鼓樓青年有些無奈。
如今，這對北京小夫妻已經做好了定居日本的計劃，依舊會住在中野。在王安妮看來，中野意味着週末夜晚電車站前的醉漢，donki那熱乎乎的烤白薯，還有mandarake裏各色各樣的玩具。而範浩宇則笑着說，“我要做中野之鬼！”（日語中“鬼”爲褒義，表示很厲害）
楊世帆
最好的朋友是個日本和尚
沿着一條狹窄的下坡路，經過燒肉鋪、小劇場、舊書店，看到威嚴的大隈講堂，早稻田大學就到了。90後的楊世帆就在這裏讀研，研究的是江戶思想，來東京一年多時間。
我們在小花園的咖啡館內坐下。東京的冬天不那麼冷，他留着平頭、臉上幾顆青春痘鼓動，黑風衣、帆布鞋，看上去有些拘謹，只有在聊到學術時，纔會滔滔不絕。
即使是在日本，屬於東洋哲學範圍的江戶思想也並非熱門專業，而作爲一箇中國學生，來到日本跟隨土田健次郎先生學習這樣一門小衆學科並非易事。在楊世帆眼裏，研究江戶時期朱子學的土田先生身上有種老派的優雅，這種莊嚴感在現在的年輕人身上已經很難見到了。
也因爲所學學科的關係，平時在院系裏經常打照面的也都是研究儒家佛家道家思想的同學，甚至還有各地的和尚也來此學習，而楊世帆在這裏最好的朋友，就是其中一位在此學習的和尚。
大學在國內學日語專業的他，在日本沒有經歷太多語言上的難關。但他也時常感到難以真正融入日本社會。日本社會在他眼中是“文明但壓抑”，而中國社會則是有種粗野的美感。“很多人認爲日本文化是學中國，但這是不對的，日本文化最內核的部分一直沒有變。”他舉例說道，“比如茶道，中國人追求的是好喝，也就是要抓住本質。而日本人追求的則是儀式感，它要你去感受。”
雖然像導師那樣老一輩的人會抱怨如今日本的環境不好，但在東京，楊世帆仍能體味到這座城市的魅力。在這裏，四季分明，春天有櫻花，秋天有紅葉，當地的食物和生活方式也會對照着季節流轉而推出限定款。“東京的魅力是你住在這兒才能感受到的。”
張閒愁
“荒木經惟是老師的死對頭”
僅僅用漂亮女孩定義張閒愁有些膚淺。我們在新宿一間商場的咖啡館見面，一眼就從人羣中找到了她。她身着一條中古連衣裙，短髮梳在耳後，捲翹的劉海垂在額頭，兩道細細的眉毛機敏地露了出來。她坐在那些粉嫩嫩的日本女孩當中，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這個北京姑娘曾經是攝影師鏡頭下的模特，如今在東京一所大學學習攝影。在東京學攝影，聽上去像是理所當然。荒木經惟、森山大道，那些名字如此熟悉。
“荒木經惟是我們老師的死對頭”，她忍不住八卦。在這裏，教授會更偏向於讓學生去進行一個長期的攝影項目，有時這樣一個項目會持續好幾年，甚至幾十年。而她自從來到東京，便開始進行着名爲“一日劇場”的個人項目，通過自拍和拍攝東京生活的細節來呈現一個更爲戲劇化的私人視角的東京。爲了完成這樣一個項目，她曾攀爬過居民樓，也曾到過情侶酒店。
和所有留學生(專題)一樣，搬家是家常便飯的事情。在日本，大多數留學生都是自己租房住，在東京租一間單身公寓的價格大概是78000日元，合人民幣(專題)4500元。最遠的時候，她曾搬到過埼玉，現在則長居中野區。
每到傍晚，她都會聽到這座城市傳出的報時鐘聲。在東京每個區的鐘聲都各不相同，在中野你會聽到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自新大陸）的旋律。“小學時候老媽給我買過這張CD，日本人把它唱成童謠《日落遠山邊》，這大概是每個住在這裏的人內心深處的保留曲目吧。”
花花
老齡化城市的孤獨症
少女花花是典型的鄰家女孩，即使是頭一次見面，也並不覺得拘束。我們在新宿的一間餐廳碰頭，她身着紅色棒球服，輕快地放下包落座，滿臉都是毫無心事的笑容。
儘管來東京時間不長，但對於日本的生活她並不感到陌生。本科在國內學習日語的她此前一年都在大阪生活，直到2017年4月才進入東京的一所大學學習醫療經營管理，她選擇學習的方向是老齡化。我有些詫異問她爲什麼選擇這個專業，她笑了笑，“入學考試時，老師看着我的專業一臉發懵，也問了同樣的問題。”
“這是一個可以錦上添花又能雪中送炭的學科，”她回我。“日本作爲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爲了應對各種老齡化問題，大到國家體制上，細到各行各業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去研究。對於咱們國家來說，是很有借鑑意義的。”
“最近聽說還有一種‘垃圾屋老人’的存在，”見我疑惑，她迅速在手機上用日文搜索近期的新聞。“有一類獨身老人因爲長期不扔垃圾，全都堆在家裏，他們就和垃圾一起生活，”說着，她給我展示圖片。畫面上，一個面積不大的屋子裏堆滿了各種塑料袋、食品包裝袋、紙箱和瓶瓶罐罐等雜物。
“這要在中國肯定不可能，你不扔垃圾，親戚朋友們會說你，但在日本就不一樣。他們包容心很強，但又和人保持距離，只要你不影響他人，他們就不會去管你。”
花花還聊到了關於東京的另一種“包容”，時髦的生活和孤獨症的內心並存。這裏臥軌自殺相當常見，以至於每每有人臥軌後，地鐵暫時癱瘓引發的員工遲到也不會被公司納入考勤。
靳彤
日本人也喫驚的行爲藝術
當我走進上野地鐵站內的Hard Rock Café時，靳彤已經坐在角落裏，在一羣老外當中，她看上去稍顯柔弱。她微眯着眼朝我打招呼，讓我以爲已經灌下不少酒精，實際上喝的不過是果汁。第二天她就要舉辦一個小型展覽，爲了以最低的價格買布展材料，她這一天從住所的郊區跑遍了新宿、池袋和上野。
靳彤是骨子裏的藝術家，這一點即使你沒有看過她的畫和行爲藝術，也能從她眼神中得到訊息。“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她總是如此強調。我看着她的畫，上面是一張模糊的面孔上佈滿了眼睛，色彩也帶着喫人的魔力，足以讓人不適。
這讓人想起了一些風格類似的日本畫家，比如伊藤潤二，一種帶有強烈亞洲風格的恐怖美。“你覺得自己的藝術在日本能得到更多認同感嗎？”“我覺得應該是吧”，她淡淡回我。
在她眼中，東京是一個對亞文化和小衆藝術十分包容的城市。在這裏無論你打扮得多奇怪，也無論你是做實驗電子樂、還是行爲藝術都能在此找到一小撮同類。在一次展覽上，靳彤用墨汁完成了一場實驗。她站立在一小盆墨汁當中，以此爲界將自己禁錮在這一小塊空間，試圖用踢、踏、潑、濺等方式去攪動墨汁，從而形成互動。是大膽，也是反叛，那天她記得自己的表現讓圍觀的日本人大爲喫驚。畢竟大多數日本人的日常就是剋制。
在東京，她花了大量時間看展覽、看搖滾樂現場演出和實驗演劇。夜晚偶爾會去淺草散步，那裏有難得的安靜氛圍。她想象着畢業後能留在日本成爲一名藝術家。“在東京做藝術家難嗎？”她依舊眼神迷離，嘴角帶着些不屑，“在哪裏做藝術家不難呢？”她像是在反問我，又像是再一次在心裏說服自己。
趙飛和日本友人
“3000元人民幣，我和日本人拍了部電影”
對趙飛來說，留學就像旅行一樣，有種說走就走的衝動。幾乎沒有過多考慮，他就辭掉了北京的工作。在那兒他是互聯網行業的產品經理，而現在的他坐在池袋的一間餐廳，身着深灰色毛衣、藍色襯衫、身旁放着頂鴨舌帽，活脫脫一副少年面貌。見面時，他正計劃在幾個月後開始學習電影。
來東京的這一年多時間，在學語言的間隙，他不僅熱衷於在東京的電影社團間活動，也在2017年夏天拍攝了自己第一部短片《鼻子》。
讓人想不到的是，來日本時間並不算長的趙飛居然用日文寫下了劇本，演員也大部分是日本人，拍攝僅用了一天時間，成本爲3000元人民幣。他笑稱自己是用交互設計思維來拍的這部電影，在影片拍攝之前，他就花了大量時間畫好了106個分鏡，而在拍攝時，幾乎是嚴格按照分鏡執行。“據我所知，像我這麼拍攝的只有希區柯克，”說這話時他有些靦腆。
短片由芥川龍之介的同名小說改編而來。男主角的扮演者是趙飛所在語言學校的老師，“他平時特別內向，大家都想不到他會來演戲。但我覺得他內心的活動特別豐富。”電影如同造夢，不僅爲日語老師帶來了新世界，也爲趙飛打開了新生活。因爲來東京留學，過往的秩序被打破，纔有可能爲生活填塞進不同的內容物。
一箇中國人跑來日本學電影，這讓很多日本人也訝異。總能聽到電影工作者勸他，“日本電影在走下坡路，中國電影正在向上……爲什麼還要來日本學電影呢？”對於這一點，他常常覺得難以解釋，“假如還是在北京上班的話，可能我不會做這些事情，也就沒有這些經歷。把自己扔到一個新環境裏，很多事就自然發生了。”
在東京，他深愛着街巷裏的小居酒屋，在住所附近一間只有4個座位的居酒屋裏，70歲的老奶奶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開店。這裏沒有菜單，老闆做什麼客人就喫什麼，但她會記住客人的喜好。
這一幕好似熱門劇《深夜食堂（電視劇）》，但趙飛說，這在日本好像卻很平常。“老闆奶奶會給常客準備專用的餐具，盒子上會寫上我的名字和第一次來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