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生态环境部首次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地表水质情况进行“倒排名”——环境部官网晒出一份“黑榜”，逐个列出水质倒数第一名至倒数第30名城市、以及水质治理效果最差的30个城市。

生态环境部5月7日发布一季度地表水质情况“倒排名” 来源：生态环境部

这一倒排名、晒黑榜，从而“倒逼”地方治水动真格的做法，让不少上榜城市感受到明显的压力。

察时局关注到，倒逼机制之下，多地采取了“非常举措”：有的省份负责环保的副省长立即约谈了“上榜”城市副市长；有的省份则明确将启动问责机制，并启动“明察暗访”推动治水措施落到实处。

辽宁省共有14个地级市，在5月7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份涉水质的倒数排名中，辽宁省有7个城市排在其中，是全国水环境问题突出的省份之一。

5月10日，这7个城市主管环境保护的副市长被辽宁省负责生态环境的副省长约谈。辽宁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约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督促排名靠后的城市迅速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尽快扭转这一局面。

这位负责人告诉察时局，这份排名并未提前透露给辽宁省，“大家都是同步通过环境部官网、媒体报道知道的，感觉压力非常大。”

事实上，辽河流域水污染问题，早已摆在辽宁省官员的面前。

2015年4月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对各流域的水质治理提出要求：到2020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70%以上。

2016年，辽宁省制定的《辽宁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中则进一步要求：到2020年，全省河流劣Ⅴ类水体比例控制在1.16%以下。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辽宁省把“突破水”工作摆在更重要的位置。3月25日—26日，辽宁省省长唐一军带队对辽河进行全程巡河，查看河流污染程度、不达标的位置和原因；其后，又召开省长办公会研究辽河综合治理、并制定《辽河流域综合治理总体工作方案》。5月份，就辽河流域综合治理，辽宁省委、省政府还专题召开动员大会，启动“治水攻坚战”。

此次环境部将辽宁省地表水水质“家底”公之于众后，该负责人直言，“全省生态环保系统压力都很大，大家都在努力改变这个情况。”

据介绍，经过10日这场高规格的约谈，辽宁省要求水污染治理成为各市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总负责”的工程。目前，7个市也已将整改方案上交，省级领导亲自挂帅的7个专项督察组将7市的整改进度纳入日常督察，每月调度、汇总、梳理问题，加快推动问题解决。

到2020年，辽宁是否能够如期实现治水目标？该负责人坦言：“形势严峻、任务艰巨，但必须倾尽全力背水一战，交一份合格答卷。”

这是生态环境部首次公布全国地表水国考断面排名。

在5月份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柏仇勇介绍，水质排名从今年一季度起，将每季度开展一次，以此保障公众知情权、同时推动社会监督、倒逼地方发力。

察时局关注到，“黑榜”上有7个城市上榜的山西省所面临治水压力甚至比辽宁更大。山西共有1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此次排名中“拖后腿”的7个城市分别是吕梁、晋中、临汾、太原、大同、朔州和长治。

排名公布的两天后，山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知，对水环境质量差的吕梁市、水环境质量改善缓慢的朔州市进行“区域限批”、“挂牌督办”。

图片截自山西省人民政府官网

这也就意味着，在“挂牌督办”期间，将全域暂停受理、审批除民生项目与节能减排项目外的新增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环评文件，治水成为该地市的首要任务。

按照要求，两市需要在5月底前提交整改方案，每半月汇报一次进展，直到完成整改并通过综合验收后才能“销号”。

在此压力之下，排名倒数第一的吕梁市提出系列整改举措，并明确“争取第二季度水环境质量退出全国后10位”的目标，吕梁市委书记、市长出任专项行动整治领导组的组长。

察时局关注到，几乎每个“上榜”城市，都采取了类似“非常手段”。

甘肃省庆阳市在水质排名中为倒数第19。排名公布后，该市领导先后集体约谈流域水污染防治涉及的有关县（区）和部门、暗访和现场督查水污染防治情况。该市领导提出，发现问题将“一次预警通报、二次提请约谈、三次移送追责”；还将采取明察暗访、媒体曝光等方式，对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进行跟踪检查，对工作推进不力的要坚决追责、严肃问责。

再如甘肃武威，还提出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专家行”，组织资深专家就部分市地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调研，现场“把脉会诊、开方下药”。

水质排名倒数第11名的河南鹤壁，更是放出狠话：党政主要领导将亲自过问治水中的重大问题，将综合运用按日连续处罚、限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等环境保护法配套手段，依法从重查处各类环境违法问题；“树立奖优罚劣的鲜明导向，干得好就奖，干不好就罚，奖就奖得心花怒放、罚就罚得心惊肉跳。”

透过环境部的首晒水质“黑榜”的动作，不少地方和企业嗅出其中信号：今年的治水力度，已接近此前的“蓝天保卫战”。

为何水污染防治在今年动作频繁？

一个背景是，2015年公布的 “水十条”曾提出若干阶段性目标，其中最近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等。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也曾向媒体谈到，2019年是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今年要全面推进水污染防治的“标志性重大战役”。

就此，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筱虹也告诉察时局，在我国的环保工作中，地表水水质问题是中心工作之一。从“水十条”的发布即可看出，治水正从此前的“重点盯点”向“全面关注各大流域水系体系环境质量”转变。

“最开始发现污染事件时都是盯着排放管道等路径，想办法把它堵在生产源。但并不是排放达标就没有环境问题了。”王筱虹举例称，水体的恢复如同养胃病，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因此需要从治理理念上转变，不能单纯地看排得多或排得少，更要双管齐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常纪文也曾公开指出，水环境治理和大气污染治理都很重要，公布水环境质量排名是借鉴大气污染防治的经验，倒逼地方政府重视水环境的治理。

王筱虹对此表示认同，“排名会给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带来压力，会想办法去把事做好，尤其是地方的父母官。”

但她同时也指出，应该综合评判排名。“可能有些排名靠前的城市经济不那么发达，意味着没有过多开发当地环境资源，变相保护了环境质量。只要维持现状，或者再改造一下、加强执法，就可以保障一个好的质量；而排名靠后的城市可能由于历史欠账，工业结构，甚至是一段时间内降雨量不足等原因致使排名不好。”王筱虹说。

压力不断加码后，地方政府要怎么做才能有效改善地表水环境？

专家建议，地方政府应将生态环保工作和当地经济发展规划相衔接。“过去地方领导可能只拿出1%来考虑环保工作，而99%去关注民生问题。比如一个工业园区在一开始布局的时候就只考虑经济作用，而不考虑环境影响，最后可能要用10%的精力去‘擦屁股’。”王筱虹表示，地方政府除了“还欠账”之外，更需要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结构布局中考虑环境问题，从源头上减少不必要的污染，最大程度避免新的环保欠账。

此外，她还建议将当前各行业对污染控制的清单和标准进行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变了、生活方式变了，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也变了，产生的污染物名录肯定不一样。这方面要朝前走一点，做好预判，避免措手不及。”

随着“水十条”第一阶段目标的实现进入倒计时，地方政府能否如期完成水质改善的任务、如何改善，各界拭目以待。

文/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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