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各位不要奇怪，一把螺丝刀，名字虽然有点怪，文章却是极好看的。此文并非老詹所作，《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写的 。小沈为何要写此文？那是应了报社之约，嘱其写篇有意思的纪实文学。小沈就近取材，将在《新民晚报》实习时的老领导——曾经的副总编辑朱大建作为采访对象，写了一篇精彩的纪实短文，通过一把小小螺丝刀，不但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那个孩子那个家庭的命运，也让读者隐隐窥见了我们国家的命运。以小见大，由远及近，原本是文学生命力之所在。有趣的是，这位朱副总编，恰恰是我大学同学，不但住一寝室，而且关系极铁。每年寒假，我无余钱回川，只好留校苦读，大建和同寝室上海同学，一家一家，邀我一起过春节，大圆桌子，七碗八碟，热气腾腾，盛情款待，让我至今仍觉心里温暖。嘿嘿，真没料到，大建小时候还有这么档子事情，竟然裤兜里揣一把尖头螺丝刀，小小年纪，就要捏紧拳头，保卫家人不受欺侮！唉，如今这位生猛小伙，亦和老詹一样，年过六旬，垂垂老矣！

朱大建，高级编辑，《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上海作协理事、散文委员会主任，《上海纪实》电子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著作《时代风采录》《上海滩新“大亨”》《心弦之歌》《灯下文谈》《灯下文谈全编》《域外萍踪》《静夜凝眸》等。主编《上海作家散文百篇》。两次获《萌芽》文学奖。一次获《上海文学》奖。中篇报告文学《鲲鹏展翅》获中国作协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杂文《资源与陷阱》获2006年全国报纸副刊金奖。2004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2008年获中国晚报杰出贡献奖。

一把螺丝刀

原创 依时

14岁，他裤兜里装一把尖头螺丝刀。每走一步，冰凉的金属就碰触他的大腿。尖头隔着布料刮擦他的肌肤。让他感到，自己仗剑而行。

他穿过甘泉新村的街道回家。家在甘泉三村和长征公社交界处，隔一条小河对岸，就住着说本地话的沪郊农民，往南百米远，过一座小桥，隔着交通路就是沪宁铁路。有人临河洗衣，有人在钓鱼，远眺可见菜地，一片田园风光。他步幅频率没降，抬头看一眼对岸，然后一个转弯，小小身体，隐入新村成排一式一样的房屋中。

这里是1953年市政府仿造苏联集体农庄样式建造的“两万户”之一，专门供产业工人居住，新政府的政绩之一。房屋都是两层楼，住十户人家，合用四个蹲坑，无厨房。相比1949年前的“滚地龙”和“棚户区”，这里的屋子是结实、整洁、明亮的，道路横平竖直，房屋驯顺如一，如军营。他是随父母在1961年搬进来的。父亲，当时是如此渴望跟上时代主流。

父亲少时，从常熟到上海吴良材眼镜店学生意。满师后去一家小服装厂当了会计。到1949年已经是高级职员，五十年代初，工资每月119元。在当时，已经足够可观到使父亲有底气让母亲做全职主妇。

然后上海解放了。

起先，是政府号召高级职员自减工资，父亲收入减为每月79元。不久后，公私合营，小服装厂并入上棉二厂。1959年，号召知识分子下放，父亲去嘉定农村种田一年。回来后，这个向来乐观自信的会计彻夜失眠。

会计究竟属于劳方还是资方，是知识分子还是劳动人民，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在1960年到来之际，每一个问题，都是关乎一个人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也是关乎一个家庭生死存亡的问题。最终，父亲辞去会计之职，主动去车间当铣床工人。一整天，刀具持续冲击工件、机床震动如癫狂，使站在边上的人的牙齿、甚至手脚也跟着颤抖起来。但从车间回来，父亲失眠症不药而愈。

然后父亲也把原来位于市区的住房调到城乡结合部的甘泉新村，和工人同事比邻而居。改头换面，大功乃成。父亲想。现在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们从各个方面看起来，都已经变成工人阶级了。完完全全符合新时代了。

但自己最难改。

父亲管不住自己的脾性。厂里开会时让大家提提意见，父亲竟真的提意见。父亲批评领导“不关心群众疾苦”。很快父亲被认定是“恶毒进攻”，再然后是父亲被人贴大字报举报为右派。还有同事兼邻居举报说，父亲中班回家听收音机，是“收听敌台”。

一夜之间，那些平素和他一起玩、一起斗鸡条马捉蜻蜓的小伙伴，手拉手到他窗前大喊“打倒王柬之”。这不是他父亲的名字，这是小说《苦菜花》里反面人物的名字。是一个工人队伍里内奸的名字。半大不小的变声期男孩们在窗口，齐声地喊着这样的口号。一声又一声。像有节奏地对着屋内敲入钉子。像在钉一个棺材。像最终的宣判。

他坐在屋内，恨不得刨开胸膛给小伙伴们看看，“我的血和你们一样红，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家，我爸爸和你们爸爸一样是工人，我和你们一样是同班同学，我们昨天还在一起玩耍和学习。”但没有人听他分辨。有人从窗外扔煤饼到他们家，父亲隐忍，哥哥老实，他却是一把推开大门，要冲出去和人打架。

从此他就不像人了。在工人新村里，是被开除出人籍的狗崽子。谁都可以踢一脚。大孩子们在路上看到他，毫无理由就欺负他。这里面没有敌我矛盾，只有以大欺小的凌霸的快感。他总是还手的。有时他被揍得很惨，鼻青脸肿回家，却一滴眼泪也不流。他拜了师傅，学少林拳，学扔石锁、学吊环、举杠铃、学摔跤。手掌磨砺出血泡，然后消退，变成黄色的老茧。好像还是在昨天，他用这双小手和哥哥烧糊了自行车废内胎的橡胶，缠在长竹竿上，去新村树上到处粘知了玩。

父亲不担心温和的哥哥，担心的是他，叮嘱他说“不要打架。如果有人打你，你快点逃回家就是了。”他昂着头站着，想了一想，从裤兜里掏出尖头螺丝刀，像展示出鞘的宝剑，他说：“谁敢，我就和他拼命！”

父亲见了一怔，劈头一个耳光打下去“你要闯穷祸啊，一把戳下去，你要出人性命啊！”父亲整个人抖起来，一如几年前第一次进入车间，听见铣床的轰鸣。而他撅着嘴站着，任脸颊上红印肿起来。那一刻，父亲忽然意识到，二儿子已经快和自己一般高了。父亲没收了螺丝刀。父亲决定搬家。

1967年，一家人搬离居住六年的甘泉新村。改去昌化路一处本地农民房子里居住。1968年哥哥回常熟“投亲插队”，1969年“一片红”，他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1977年，他在兵团农场参加高考，高分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回上海读书、工作。

十多年前，我读大学时在《新民晚报》实习，他是分管我所在部门的副总编辑。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报社走廊。挺高的个子，很常见的上海男人，戴一副眼镜，头发花白。和人说话时，他脸轻微侧向一边，嘴习惯性地一歪。碰到有争议的事，他未语先笑，客客气气和人讲道理。他做行政管理工作，闲暇时自己也写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出了书送给我，丝毫不拿架子。看上去和报馆里许许多多文人一样，和善儒雅。

他说，我会打架。

他说，我敢拼命。

他说，因为，我心里有想保护的人。

我问，你后来，读大学和工作后，还打过架吗？

他说，没有。因为我再也没有受过欺负。

他说，如果你当时在我的环境里，你也不会文雅的。你不知道我同龄女孩子当时多少野蛮。

朱大建在青松城接受我的采访。这里是上海市局级离退休干部活动的场所。他几年前已经退休，现在在上海市作家协会负责编一份杂志。对许多写作的后辈来说，他是温厚长者。我们坐在大堂喝茶，眼前来来往往许多白发退休的官员。我想，他们和朱大建一样，经历过这个时代。这个属于父辈的时代。坐在我身边的，还是那个紧紧攥着尖头螺丝刀的男孩。

朱大建告诉我，他后来还专程回江西曾经插队的地方看过，看看年轻时奋斗过的地方。但那么多年了，他一直在上海。他一次也没回过甘泉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