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以“美国的文明冲突遭遇中国的文明对话”（America’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uns Up Against China’s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为题在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上撰文指出：。从1993年到1996年，从文章到著作，这位知名的美国政治学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即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原标题：这一次，“文明冲突论”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亨廷顿先生去世已过10年了，但他留下的争论性议题（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并未随其逝去而变得云淡风轻，最近反而再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

从1993年到1996年，从文章到著作，这位知名的美国政治学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即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这一观点自诞生以来，就充满争议。

最近，这一概念又一次成为话题，此事还要从一个月前一篇题为“美国国务院为美中文明冲突做准备”（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的报道说起，

这篇刊载于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网站的报道抛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闻线索：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团队正基于“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a fight with a really different civilization” ）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后来，这一战略又体现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在一次论坛上的发言，她当时将美中关系说成是“文明冲突”，

“这是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的作战，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

此后，斯金纳成了众矢之的，其观点遭到来自美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批评。

这些批评如果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用文明冲突论来解读中美关系或作为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是错误的、危险的。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何回应崛起中的中国，这是美国近年来从政策制定者到理论研究者一直在讨论的重大命题，目前来看，似乎强硬派在美国国内占据了上风。

尽管如此，当听到斯金纳从文明冲突甚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角度来分析对华战略时，反对的声音还是比较一致的。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从美国方向听到这种刺耳的声音了。

亨廷顿当年就提出儒家文明（及其它非西方文明的结合）将是冷战后西方文明的头号威胁。

不过这一次，反应有所不同。

当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时候，虽然曾引发中国国内的讨论和批评（更多限于学术圈），但并未出现与之相对应的理论或学说并为国际社会所重视。

但是时隔20余年后，这一次，美国官员抛出的“文明冲突论”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中国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上提出的“文明对话”理念（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被海外媒体普遍解读为对斯金纳观点不点名的反驳。

“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韩国亚洲研究所所长伊曼纽尔·帕斯特莱克注意到了这两种反差鲜明的理念。

他以“美国的文明冲突遭遇中国的文明对话”（America’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uns Up Against China’s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为题在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上撰文指出：

中方“对国际主义观点的公开呼吁和认为所有文明从根本上都是平等的看法，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选择。‘文明冲突论’正迅速沦为美国轻率的排外情绪。”

如果说，“文明对话论”代表中国又一次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提供了中国方案，那么，与“文明冲突论”相比，哪种观点对世界政治的解释力更令人信服，国际社会已经给出了答案。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彼得·哈里斯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撰文指出，

“承认多种人类文明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承认这个世界注定会发生不同文明或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值得庆幸的是，亨廷顿基于文明敌视理念对世界的描述，并不是理解世界政治中文明的唯一框架。”

而在发表于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的一篇题为“美国鹰派的文明冲突论根源于无法容忍差异”的文章中，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集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韦尔指出，（中国提出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观点与当前特朗普政府救世主式的夸夸其谈截然不同。

其实，笔者特别想知道，如果亨廷顿先生还在世的话，会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文明对话论”呢？

笔者注意到，在亨廷顿本人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1997年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然而，20余年过去了，当中国向世界提出“文明对话论”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廷顿的“学徒们”则在鼓吹与中国的文明冲突。

亨廷顿生前否认“文明冲突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文明的冲突恰恰将由于他的预测而更可能发生。但现实是，今日他的“学徒们”，竟然在为文明冲突变为现实创造条件。

关于斯金纳与亨廷顿的渊源，笔者不甚了解，但可以肯定，她看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她曾说把美中关系说成是“文明冲突”的理念“有些观点（和亨廷顿著作）是一样的，但也有点不同。我认为我们必须摘掉玫瑰色的眼镜，真正去了解这种威胁的性质。”

不知亨廷顿先生的在天之灵作何感想。

当年亨廷顿提出儒家文明（及其它非西方文明的结合）将是冷战后西方文明的头号威胁后，曾有中国学者批评其观点有渲染“黄祸论”（yellow peril）之嫌。

而今，伴随着文明冲突再次进入舆论的视野，“黄祸论”的沉渣再次泛起。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在发表于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美国人需要问一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源自冷静的理性分析，有多少源自对非白种文明的严重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