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红岩》中严醉、徐鹏飞和周养斋的原型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人是国民党军统局内赫赫有名的干将，他们职务相近年龄相仿，又都深受戴笠的器重和宠爱，被人们称为“军统三剑客”。云南解放前夕，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随卢汉将军通电起义，当时正在昆明的徐远举和周养浩被逮捕入狱，后来徐远举病死狱中，周养浩远到美国作了寓公，昔日的“三剑客”走过了各自不同的风雨人生路。

“军统老人”沈醉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字叔逸，他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28岁便晋升为少将军衔，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内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沈醉曾先后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 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 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全国政协委员沈醉接受媒体采访

沈醉等人被特赦后，周恩来总理曾设宴相请，宴会中周总理对沈醉说：“共产党从不计较个人恩仇，特赦你们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以后你们一定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可以说，沈醉的后半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他格外珍惜新的生活，发愤读书创作，以冷峻、犀利的笔锋剖析自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后人。此间，沈醉先后撰写出版了《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内幕》《爱国将领卢汉》《我这三十年》等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唯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国、加拿大、港台等地有许多亲朋故旧和学生，他们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沈醉对他们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 并劝亲友们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不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沈醉先生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于在国民党宣传沈醉早已“杀身成仁”，他在台湾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于生计已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经人介绍沈醉与小他10岁的杜雪洁正式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丈夫整理报刊与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精心地制作了一个牌子，写上医生叮嘱：“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 沈醉对贤慧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一有好吃的东西就往老伴的碗里放，杜雪洁气管不太好，沈醉总是跑前跑后，嘱咐老伴按时吃药用心养病。沈醉外出开会或参观，总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忘记过。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西南红人”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的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被俘后的保密局高官徐远举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在庆祝建国l0周年时，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战犯被特赦，徐远举便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不知为什么后来特赦战犯却一直没有轮到他，徐远举沉不住气了，发牢骚说：“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还有的被重新投进监狱，徐远举感到绝望了，那几年他心情特别烦躁，有事没事常和人争吵。“四人帮”为整到一批老干部，到处逼人写一些黑材料，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据沈醉先生回忆说：“‘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徐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光明磊落的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劳动期间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评，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他又用冷水冲澡，本来徐远举就患有高血压，结果刚走出卫生间就晕倒，后经送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书生杀手”周养浩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搞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周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毒，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并亲自策划部属了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

解放后周养浩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因沈醉交代问题时曾涉及到周养浩，这本来很正常，但周养浩怀疑是沈醉有意出卖自己，于是他怒火冲天顿起杀意，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多亏旁边的宋希濂伸臂一挡才没砸着沈醉，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夺走。此后周养浩和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两人不管是谁，涉及到对方时总是有意回避，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根据这个精神，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国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