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科學技術從哪裏來，又要到哪裏去？

摘要：說到這個問題，我非常推薦吳軍博士的新作《全球科技通史》，它幫助我們從歷史視角思考科學和技術的過去和未來。我相信，人們對科學和技術的興趣一定會引發對科技歷史的興趣。

出品| 新浪科技《科學大家》

撰文| 錢穎一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西湖大學校董會主席

在中國，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追求一直伴隨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近些年來，科技更是成爲全民關注的熱點。當然，這與中國經濟發展到了新的階段有直接關聯。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達到接近1萬美元，中國經濟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可持續發展，只能靠創新，而創新離不開科技，這已經形成共識。這是當前全國出現科技熱的經濟的邏輯。

不過科技演進的歷史不僅僅是經濟的邏輯。人類的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究竟是如何演化的，它們從哪裏來，又要到哪裏去？這些問題通常不會在專業課程和教科書中探討，因爲專業課程和教科書主要是傳授科學技術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和過程，更不要說對科學和技術歷史的整體梳理了。說到這個問題，我非常推薦吳軍博士的新作《全球科技通史》，它幫助我們從歷史視角思考科學和技術的過去和未來。

讀科技史，不是複習高中和大學課程中的知識點。科技史試圖連接這些點（connecting the dots），爲我們描繪出一幅既符合歷史事實，又具有歷史邏輯的人類科技的進化圖。《全球科技通史》就成功描繪了一幅人類科技的進化圖，它幫助我們看清科技歷史演變的大脈絡和主幹線，這往往是人們，即使是某一領域的專家，都不一定能夠感知和把握的。

首先，我們需要獲得科技的歷史感。獲得歷史感的意義在於，我們對待當前的事件，會從歷史中受到啓發，對當前的事件產生不同一般的認知，從歷史中獲得新的視角。比如，今天我們對互聯網日新月異的發展驚歎不已，我們對人工智能的潛在功能寄予無限的希望，我們很容易以爲這些都是史無前例的。瞭解了科技的歷史，你會對歷史有一種新的感嘆，對今天的科技多一份思考。

比如，你會對電報的發明（第一次從華盛頓到巴爾的摩發報）感到震撼，因爲這是人類第一次使得一般性信息的傳播速度比人（或馬）更快了。你也會對電的發明帶來的廣泛影響感到驚歎，沒有電，就沒有電梯，就不可能有高層建築。手機作爲信息傳輸工具是電報電話的延伸，而人工智能能否像電一樣對人類文明產生類似甚至更大的影響，只有放在歷史中我們才能欣賞和評價。

我們使用“科技”這個詞習以爲常，使用頻率可能超過科學這個詞。科學和技術兩者密不可分，同時兩者也有區別。科學是發現自然規律，技術是對改造世界有用的發明。近代以來，中國爲了追趕西方，着眼點大都在技術和工程，因爲只有工程和技術可以直接帶來經濟的繁榮和軍事的強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對科學的興趣是來源於科學對技術的推動力量。

其實，不僅當前如此，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時期也是如此。雖然這種功利主義取向爲全民學習科學和技術提供了強大的和主要的動力，但是縱觀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歷史，我們發現這種動力只是一個方面，並非全部。認識到科學和技術兩者的關係和不同，是我們從讀科技史中獲得的另一個啓發。

科技發展有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單純科學發展的時期（古希臘），有單純技術發展的時期（中國古代），有基於科學發展技術的時期（工業革命時期），也有科學和技術交織發展的時期（當今）。

區別科學和技術的一個意義是幫助我們認識到功利和非功利的不同。爲了生存和發展是功利的。由於技術大多是爲了生存和發展，所以技術是功利的。而科學就不一定。一方面，科學可以用來推動技術的發展，所以科學有功利的一面。我們對科學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功利的一面。另一方面，科學也有非功利的一面，科學是人類爲了理解宇宙和自己。

愛因斯坦在100年前的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學會舉辦的普朗克60歲生日慶祝會上有一篇著名的講話。在這篇題爲《探索的動機》的講話中他說：在科學的廟堂裏有各式各樣的人，他們探索科學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是爲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爲了純粹功利的目的，他們對建設科學殿堂有過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貢獻。但是科學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種人而存在。他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

當前影響中國創造性人才培養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普遍的短期功利主義，具體表現爲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果的浮躁心態和浮誇環境。個人和社會都想在創新上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插個杆子，太陽一照，馬上就能看到影子。各種評價機制多獎勵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創造性和長遠的成果往往難度量、難量化。短期功利主義也是創新中的“同質性”和創業中的“羊羣效應”的深層次原因。

我們之所以缺乏創造性人才，除了知識結構問題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價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義。急於求成的心態，成雄敗寇的價值觀，導致的是抄襲、複製，而不大可能出現真正的創新，更不可能出現顛覆性創新、革命性創新。

與此成爲鮮明對比的另一個極端是科學的發源地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和科學的產生是最爲純粹地基於人們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所表現出來的困惑和好奇，以及感受到自己的無知。在古希臘，求知並非爲了實用的目的，而是爲了擺脫無知，爲求知識而求知識。

正是古希臘的那種對智慧的純粹的熱愛，那種完全的非功利主義，不追求任何有用的回報的價值取向，才成就了它輝煌的哲學和科學。當然現代社會的情況不同於古希臘，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歷史中受到啓發。

幾乎所有革命性的科學發現，當初都不出於功利，而是爲了滿足人的好奇心。有些發現後來很有用，有些至今還是無用。也許它們未來有用，也許永遠都沒有用。但是沒有這些科學，就沒有人類文明的今天。

我們都知道牛頓（Isaac Newton，1642—1726）對現代科學的奠基性作用。但牛頓說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這個巨人就是提出科學方法論的笛卡爾。笛卡爾不僅影響了牛頓，而且一直影響到今天，這說明了啓發是科學方法論在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中的重要性。

科學方法論的起點是“懷疑一切”。馬克思也把“懷疑一切”作爲他的座右銘。吳軍把笛卡爾的科學方法論概括爲五條：

1、提出問題；

2、進行試驗；

3、從實驗中得出結論並解釋；

4、將結論推廣；

5、找出新問題。

近代科學與古代科學（古希臘）的區別是重視實驗。而實驗的前提是提出好問題，它的起點是懷疑一切。這種科學方法論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批判性思維，是目前中國教育非常缺乏的。從我們的教育體制中走出的學生，雖然會解答很難的題目，但是不會提出好的問題，他們在心理上不敢懷疑，在方法上不善懷疑。沒有科學方法論就沒有科學技術的今天。這是科技歷史的邏輯，更對當今中國有現實意義。

我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擔任院長期間（2006-2018），着力在本科教育中推動通識教育。通識教育一般是引入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課程。我也這樣做，但是除此之外，我還積極推動對自然科學的課程做出改革，其中的一個舉措就是開設了兩門新課程—“物理學簡史”和“生命科學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