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面臨的問題》

（泰戈爾 印度）

我們印度的真正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社會問題。這不僅是印度的情況，而且是所有國家的情況。我不相信什麼單純的政治利益。西方的政治已經支配西方的理想，我們印度正在努力模仿你們。我們不能不記住，歐洲各國人民一開始就擁有種族團結，那裏的自然資源不能滿足居民的需要，它的文明自然具有政治侵略和商業侵略的性質。因爲一方面沒有內部紛爭，另方面他們不得不對付強大的、具有掠奪性的鄰國。他們把自己完善地組織起來，並且對別人採取敵視的戒備態度，以此作爲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過去，他們組織起來進行搶劫，現在，依然保持同樣態度——他們組織起來剝削全世界。

但是印度有史以來一直有它自己的問題——種族問題。每個民族都要意識到自己的使命，而我們在印度必須認識到，當我們力圖成爲一個政治實體的時候，我們的形象是很難看的，這完全是因爲我們還沒有能夠完成上天交給我們的使命。

種族團結問題是我們多年來力圖解決的問題，也是在你們美國面臨的問題。這個國家的許多人問我，印度的種姓制度是怎麼回事。對我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常常帶有一種優越感。我不由得以稍加改變的提法向批評我們的美國人提出同樣的問題：“你們是怎樣對待紅種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因爲你們並沒有改變對待他們的種姓態度。你們使用殘暴的方法避開其他種族，但是在你們美國解決這個問題之前，你們沒有權利質問印度。

儘管我們有很大困難，然而印度仍然做了一些事情。它設法在種族之間進行調整，承認真正存在於種族之間的差別，並且尋求團結的某種基礎。這個基礎來自我們的先哲那納克、喀畢爾、柴特納雅等人，他們倡導印度所有種族信奉一個上帝。

在尋求解決我們的問題的辦法時，我們也會有助於世界問題的解決。印度的過去就是全世界的現在。由於科學提供的便利，全世界正在變成一個國家。你們也必須找到一個非政治的團結基礎，這樣的時刻正在到來。如果印度能夠向世界提供它的解決辦法，那將是對人類的貢獻。只有一種歷史，那就是人類的歷史。一切民族的歷史不過是這種巨大歷史的一些篇章。我們在印度情願爲實現這個偉大事業含辛茹苦。

每個人都有他的利己主義。因此，他的獸類本能使他爲了單純追求自身利益，而同別人鬥爭。但是人類還有更崇高的同情和互助的本能。缺乏這種崇高的道義力量而且彼此能結成夥伴關係的人，他們一定會滅亡，或者在墮落中生活。唯有具備強烈的合作精神的人，才能生存，並創造文明。因此，我們發現有史以來人們就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互相鬥爭或者聯合。爲自己的利益服務或者爲全體的共同利益服務。

在我們早期的歷史上，每個國家的地理疆域和交通設施的規模都很小，這個問題就其範圍來說是比較小的。人們在他們各自分離區域內培育他們的團結感也就足夠了。那時候他們自己聯合起來，同別人鬥爭。然而正是這種聯合的道義精神纔是他們偉大之處的真正基礎，並且撫育了他們的藝術、科學和宗教。那時候，人們不得不注意的最重要的事實，就是一個特定的人類種族的成員彼此密切接觸的事實。只有那些通過他們的崇高本性真正瞭解這個事實的人，才能在歷史上佔有他們的地位。

現代最重要的事實是，所有不同的人類種族都親密地來到一起。我們兩次遇到兩種抉擇。問題是屬於不同集團的人不是繼續互相鬥爭，就是找出某種和解的真正基礎並且互相幫助；不是無休止的競爭就是合作。

我毫不懷疑地說，擁有愛的道義力量和精神團結的眼光的人，對異族人的敵對感情最少並且能夠設身處地對別人有同情心的，將是在我們面臨的這個時代最適合佔有永久地位的人；而那些不斷發展他們的鬥爭本能和不容異己的人，將被消滅。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們必須憑藉我們更崇高的本性的幫助來解決它，從而證明我們的人性。爲了傷害他人並避開別人打擊、爲了掙錢把別人拖在後邊的龐大組織，不會幫助我們。相反，由於它們的沉重軀體，它們的高昂代價和它們對活的人性的有害影響，它們會在更高文明的更廣闊的生活中嚴重地妨礙我們的自由。

在民族的演變過程中，兄弟情誼的道德文明受到了地理疆界的限制，因爲那時候這些疆界是實在的。可是現在它們已經成爲傳統上的想象的界線，並不具有真正障礙的性質。因此人類的道義本性必須極端認真地對待這個重大事實，否則就要滅亡。環境改變的首次刺激，釀成了人類的貪慾和殘酷仇恨的卑鄙感情。如果這種情況無限期地持續下去，軍備擴充到不可想象的荒唐地步，機器和倉庫以它們的污穢、煙霧和醜惡，包圍這個美好的世界，那世界將在自殺的熊熊烈火中毀滅。所以人類必須運用他的愛的全部力量和明澈的眼力作出另一次偉大的道義的調整，這種調整將包括整個人類世界，而不只是分散的民族。

現代的每個人爲了爭取新時代的黎明都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環境有所準備，這樣的號召已經來到。在新時代的黎明，人將在全人類精神團結中發現自己的靈魂。

《印度面臨的問題》發佈人介紹

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生於公元1861年，卒於公元1941年，印度近現代偉大的民族主義革命家、詩人、作家、藝術家、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被譽稱爲印度的“詩聖”。

泰戈爾生於印度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先後進過四所學校，在長兄和姐姐的監督下受到良好的教育。泰戈爾在文學方面的修養首先來自家庭環境的薰陶。

泰戈爾進過東方學院、師範學院和孟加拉學院，但是他生性自由，厭惡刻板的學校生活，沒有完成學校的正規學習課程。

泰戈爾從小就醉心於詩歌創作，從13歲起就開始寫詩，詩中洋溢着反對殖民主義和熱愛祖國的情緒。13歲以後，泰戈爾發表了長詩《野花》、《詩人的故事》等。

1878年，泰戈爾遵照父兄的競願赴英國留學，最初學習法律，但他不喜歡法律，於是轉入倫敦大學學習英國文學，研究西方音樂。1880年泰戈爾回國，專門從事文學創作。

1881年～1885年，泰戈爾出版抒情詩集《暮歌》、《晨歌》、《畫與歌》，還有戲劇和長篇小說。泰戈爾戲劇和小說多取材於史詩和往世書，詩歌富於浪漫主義色彩。

1884年，泰戈爾離開城市到鄉村去管理祖傳的佃戶。他在這裏熟悉下層人民的生活，觀察祖國故土和自然。

1901年，爲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泰戈爾在孟加拉博爾普爾附近的聖地尼克坦創辦了一所學校，這所學校後來發展成爲有名的國際大學。

1886年，泰戈爾詩集《剛與柔》出版，標誌着他在創作道路上進入面向人生與現實生活的時期。詩集《心中的嚮往》是泰戈爾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他的獨特風格開始形成。這一時期泰戈爾還寫了劇本《國王與王后》和《犧牲》，反對恢復婆羅門祭司的特權和落後習俗。

1905年以後，印度民族運動進入高潮時期，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的人民都起來反對孟加拉分裂的決定，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泰戈爾毅然投身於這個運動，充滿激情的愛國營人義憤填庸，寫出了大量的愛國主義詩篇。

但是，沒有多久，泰戈爾就同運動的其他領袖們發生了意見分歧。他不贊成羣衆焚燒英國貨物，辱罵英國人的所謂“直接行動”。他主張多做“建設性的”工作，比如到農村去發展自己的工業，消滅貧困與愚昧等等，但部分羣衆不接受他的意見，由於失望，他便退出運動。從此以後，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泰戈爾過着遠離現實鬥爭的遲隱生活，埋頭於文學創作。

19世紀90年代是泰戈爾創作的旺盛時期。從1891年起，在他主編的《薩塔納》雜誌上，發表《摩訶摩耶》等60多篇短篇小說，主要是反對封建壓迫，揭露現實生活中不合理現象。他發表了《金帆船》、《繽紛集》、《收穫集》、《夢幻集》、《剎那集》5部抒情詩集，1部哲理短詩《微思集》和1部《故事詩集》。從《剎那集》起，他開始用孟加拉口語寫詩。他的第二部英譯詩集《園丁集》裏的詩大多選自這一時期作品。

20世紀初泰戈爾遭遇到個人生活的不幸，喪偶、喪女、喪父的悲痛與傷感在詩集《回憶》、《兒童》和《渡船》中有真實記錄。他另有兩部長篇小說《小沙子》和《沉船》。

1910年，泰戈爾長篇小說《戈拉》發表，它反映了印度社會生活中的複雜現象，塑造了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戰士形象；歌頌了新印度教徒愛國主義熱情和對祖國必獲自由的信心，同時也批判他們維護舊傳統的思想；對梵社某些人的教條主義、崇洋媚外也予以鞭撻。這期間泰戈爾還寫了象徵劇《國王》和《郵局》及諷刺劇《頑固堡壘》。

同年，孟加拉文詩集《吉檀迦利》出版，後泰戈爾旅居倫敦時把《吉檀迦利》、《渡船》和《奉獻集》裏的部分詩作譯成英文。

1913年《吉檀迦利》英譯本出版，泰戈爾憑藉《吉檀迦利》成爲亞洲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1915年，泰戈爾結識了甘地，他同國大黨的關係始終是若即若離的。他同甘地，有很真摯的私人友誼，但是對甘地的一些做法並不贊同。

1916年，泰戈爾來到日本，他對日本這樣充滿生機的一個新興國家，頗多感慨。

1929年，泰戈爾訪問了加拿大之後到了美國，又遭到美國移民官員扣留和盤問。

1919年，發生了“阿姆利則慘案”，英國軍隊開槍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泰戈爾非常氣憤，挺身而出，寫了一封義正辭嚴的信給印度總督，提出抗議，並聲明放棄英國國王給他的“爵士”稱號。

20世紀20年代泰戈爾仍堅持寫作，發表劇本《摩克多塔拉》、《紅夾竹桃》，長篇小說《糾紛》、《最後的詩篇》及一些詩作。

1924年，泰戈爾訪問了中國，他從年幼時起就嚮往這個古老而富饒的東方大國，並且十分同情中國人民的處境，寫文怒斥英國殖民主義者的鴉片貿易。

1930年，泰戈爾訪問了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他在那裏看到了一個神奇的世界，使他極爲振奮，興之所至，寫成了歌頌蘇聯的《俄羅斯書簡》一書。

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軍隊侵略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泰戈爾立即嚴厲譴責。

1936年，西班牙爆發了反對共和國政府的叛亂，他站在共和國政府一邊，明確反對法西斯頭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

1938年，德國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寫信給在那兒的朋友，表示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關懷和聲援。

1939年，德國法西斯悍然發動世界大戰，他又應歐洲朋友之邀，撰文怒斥德國“領袖”的不義行徑。

1941年8月6日，泰戈爾在加爾各答祖居宅第裏平靜地離開人世，成千上萬的市民爲他送葬。

泰戈爾的家庭屬於商人兼地主階級，是婆羅門種姓，他的父親對吠陀和奧義書頗有研究，是哲學家和宗教改革者，富有民族主義傾向，由於與社會上的傳統習俗格格不入，被習慣勢力祝爲沒有種姓的外化之人。由於生長在這樣一個印度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和諧交融的書香門第，因而泰戈爾從小就受到家庭環境的薰陶。

泰戈爾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種姓制度壓迫下要求改變自己命運的強烈願望，描寫了他們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充滿了鮮明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精神。其創作多取材於印度現實生活，反映出印度人民在殖民主義、封建制度、愚昧落後思想的重重壓迫下的悲慘命運，描繪出在新思想的衝擊下印度社會的變化及新一代的覺醒，同時也記載着他個人的精神探索歷程。

泰戈爾對死亡有着超乎尋常的認識，在泰戈爾筆下，死亡充滿着詩情畫意，令人心嚮往之。例如在《吉檀迦利》的最後階段，用了20餘首詩歌贊死亡，抒寫在死亡中與神同一的過程。

泰戈爾是個樂觀主義者，他認爲世界是朝着絕對的善發展的，堅信惡最終將轉化爲善。詩人認爲，我們之所以有痛苦，是因爲我們感受到有限，但這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並不是最終的，歡樂亦是如此。因此，善惡且不是絕對的存在，但對於有限的我們來說卻是真實的，必須通過《薄伽讚歌》中的業溶血，也就是通過無私善行的實踐而與無限者的活動統一起來，以獲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泰戈爾在詩歌、體裁、語言及表現方法上能夠大膽創新，別具一格。體裁上把現實題材處理成具有冥想因素，把冥想體裁處理爲具有現實成分；體裁上，詩人創造出“故事詩”和政治抒情詩的形式；還致力於創造自由體詩。

泰戈爾善於學習和運用人民生活中的口頭語言，使詩歌的語言清新活潑；在創作方法上，他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有機的結合起來，只是在抒情詩中，浪漫主義成分較重，在敘事性作品中，現實主義成分較多。

泰戈爾作品中的女性來自各種不同的種姓和階層，也有着不同的身份。如童養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婦、被騙失身的幼女、印度傳統家庭婦女、受過高等教育的名媛、擁有新思想的知識女性等，這些女性形象身份或單一呈現，或揉合紛雜，往往被塑造成傳統陋習的犧牲品、美滿愛情的追逐者和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女性。

印度婦女的低下地位和悲慘處境是政、族、神、夫四權束縛的結果，是印度宗教社會造成的種種弊端的反映。泰戈爾以寡婦們獨特經歷的關注以及其中表露出的鮮明情感，化作犀利的筆刀，直接指向了充斥着童婚制、包辦婚姻、少女守寡、寡婦殉夫、嫁妝制度等種種不合理、不人道、歧視婦女的印度教傳統陋習，表現她們境遇的悽苦、經歷的曲折和反抗的無助，控訴這些傳統陋習的積弊和給廣大印度婦女帶來的深重苦難。

泰戈爾的詩風對中國現代文學產生過重大影響，啓迪了郭沫若、徐志摩、謝婉瑩等一代文豪，其中許多作品多次被譯成中文。泰戈爾的《飛鳥集》影響冰心，使她寫出了《繁星·春水》。

泰戈爾的詩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學的見解，是他奉獻給神的禮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泰戈爾的詩在印度享有史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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