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经学上的成就在他的那个时代，确实是名声在外。汉献帝初平元年，发生了“董卓之乱”，山东很多诸侯都起兵准备讨伐董卓，于是董卓招集众人开会，他准备发兵来征讨山东义兵。而那时郑泰担心董卓平定山东义兵后，其实力将更为强大，于是他就举出了10条不应当出兵的理由，而他所说的第10条则是：“东州有郑康成，学该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群士之楷式。彼诸将若询其计画，案典校之强弱，燕、赵、齐、梁非不盛，终见灭于秦，吴、楚七国非不众，而不敢逾荥阳，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乱以徼不义者，必不相然，赞成其凶谋。”

因为有郑玄这位大儒在，他的名声反而是劝阻董卓不要出兵的理由之一。针对这段记载，郑珍在《郑学录·传注》中说：“按郑泰诡辞对卓凡十条，此居其十，可想见康成名德，当时倚为轻重。……视康成隐若长城。”后来，刘备当上了徐州刺史，他也对郑玄十分地敬重。郑玄曾向刘备推荐自己的同乡孙干，刘备果真任命孙干到自己手下任职。可见，郑玄说话是何等之管用。其实不仅如此，《后汉纪·献帝纪》中称：“黄巾贼数万人经玄庐，皆为之拜，高密一县，不被抄掠。”汉末正是黄巾军起事之时，这些人经过郑玄家时，全都拜一拜就离开了，使得郑玄的家乡高密县没有被掠夺。

对于郑玄的离世，《后汉书·郑玄传》中有如下记载：“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

某天，郑玄梦到孔子跟他说了两句话，他醒来之后就算了一卦，由此而明了自己将不久于世。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终年74岁。

对于郑玄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载有朱熹对他的评语：“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力。东汉诸儒煞好。卢植也好。康成也可谓大儒。”朱子的这段话说得很直白，他说郑玄是个好人，尤其对礼学贡献最大，而清代的钱大昕则在《仪礼管见序》中说：“《三礼》之有郑注，所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

对于郑玄的学术观，刘师培给予了这样的总结：“惟康成说经，集今古文说之大成，不守一先生之言，以实事求是为指归，与汉儒之抱残守缺者迥然不同。故康成之书，皆以师学代官学也。”（《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

看来，郑玄的学术观乃是要融会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而这段论述正说明了郑玄的学术观所在。郑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融会呢？《后汉书·郑玄传》中说：“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看来，在郑玄的时代，因为经学观点的不同，使得每一门派都强调自己的观念，这种强调方式其实不利于经学的弘扬，于是郑玄就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后融入今文经学的观点，以此来达到学术兼容。而周予同先生则对郑玄的想法予以了如下的解读：“在郑氏的本意，或以为今古文相攻击如仇雠，是经学的不幸现象；为息事宁人计，于是自恃博学，参互各说，以成一家之言；所以虽用古文学为宗，也兼采今文学。而当时学者，一则苦于今古文学家法的烦琐，一则震于郑氏经术的渊博，所以翕然宗从。但这样一来，郑学盛行而古今文的家法完全混乱了。”（周予同《今古文学》）

郑玄笺《毛诗传笺》三十卷，清道光七年立本斋刻本，书牌

郑玄笺《毛诗传笺》三十卷，清道光七年立本斋刻本，卷首

郑玄虽然遍注群经，但可惜他的著作流传至今者仅有两部，杨天宇在《郑玄三礼注研究》中称：“郑玄的著述大部分都散佚了，但仍有《三礼注》和《毛诗笺》完好地保留到今天，成为今人研究《三礼》和《毛诗》以及考证古史所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郑玄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伟人，一位学术巨匠。”

《三礼》乃是《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并称，最早将这三书并称者正是郑玄，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中称：“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郑玄注《周官礼注》清乾隆五十年扬州殷氏一得斋刻本

这段话讲到了《三礼》之名，虽然此段中没有《仪礼》，这是因为在汉代还没有“仪礼”这种称呼，许抗生、聂保平、聂清所著《中国儒学史·两汉卷》中说：“按照范晔的意思，由于郑玄既融通了‘三礼’，又融通了今古文礼，故‘三礼’之名之学，实际上自郑玄始。”

可见，郑玄对于《三礼》的形成贡献很大。对于他在礼学方面的贡献，黄侃在《礼学略说》中予以了这样的解读：

董景道说经，《三礼》之义，皆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此由郑学精博贯通，亦缘郑氏以前，未有兼注《三礼》者，（黄侃自注：以《周礼》、《仪礼》、小戴《礼记》为《三礼》，亦自郑始。《隋书·经籍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故舍郑无所宗也。……今惟郑康成注，孤行百代。说《仪礼》者，仅马季长注《丧服》经传一篇，至全注十七篇，亦自郑氏始。……然后言小戴者，皆传郑氏。郑又考正礼图，存古遗制；是《三礼》之学，萃于北海。故《大戴记》，郑所未注，则若存若亡，八十五篇，遂残其半矣。由晋及唐，诸经所主，或有不同；至于《诗》共宗毛，《礼》同遵郑。

《仪礼注疏》十七卷，明嘉靖间刻本

郑玄对于礼学有着怎样开创性的贡献呢？张舜徽先生对此有着系统的研究，他在《郑学丛注·郑学经注例释》中，把郑玄注经的体例总结为18种：沿用旧诂不标出处例、宗主旧注不为苟同例、循文立训例、订正衍讹例、诠次章句例、旁稽博证例、声训例、改读例、改字例、征古例、证今例、发凡例、阙疑例、考文例、尊经例、信纬例、注语详赡例、注语互异例。由此可知，郑玄在礼学研究上是何等之精深。

正因如此，陈奂认为，郑玄虽然遍注群经，但其最高的成就还是在礼学，而台湾学者李云光在《三礼郑氏学发凡》中说：“后人所读《三礼》之书，是郑氏所校定者也；所赖以解《三礼》者，亦不能外郑氏之注释也。然则，学礼而不从郑氏，岂非欲入室而不由户乎！”

如前所言，流传至今的郑玄著作，除了《三礼》之外，就是《毛诗笺》。对于《毛诗》的解读，从汉代开始分为齐、鲁、韩、毛四大家，前三家属于今文经学，而《毛诗》属于古文经学。在流传的过程中，前三家基本失传，唯有《毛诗》流传至今，因此今日得见的《诗经》，基本是古文经学观念的解读。

郑玄笺《毛诗注疏》三十卷，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

但是，如有所言，郑玄把很多今文经学观念融入了古文经学之中，而他所作的《毛诗笺》也正是如此，正如陈奂在《郑氏笺考证》中所言：“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例不外此二端。”郑玄在整理《诗经》时，应用了很多方法，而他的这些方法被视为早期的校勘学，段玉裁在为臧琳所作的《经义杂记序》中说：“校书何放（始也）乎？放于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后，汉成帝时，刘向及任宏、尹咸、李柱国，各显所能奏上。向卒，歆终其业。于时有雠有校，有竹有素，盖綦详焉。而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者也。”

段玉裁在这里讲述的是校勘学的起源，他认为校勘学创始于孔子和子夏，而后到了汉代，则有刘向、刘歆等人，但是在这方面真正做出大贡献的人，则非郑玄莫属，而管锡华在《校勘学》中也称：“私家校书，虽从孔子始，但至东汉末为止，成就较大而可考的则是东汉的郑玄。”

郑玄注《礼记》二十卷，明嘉靖间东吴徐氏覆宋刊三礼本

郑玄在校勘古书时，不但融会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他同时兼用了“死校法”和“意校法”，也就是说，当他觉得古书中某个字不对时，他就会将其改为正确的字。为此，他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后世的批评，比如欧阳修就在《诗本义》中指责郑玄的这种校书方法，郑玄在《毛诗笺》中把“绿”字改为了“禒”，欧阳修认为郑玄改错了：“先儒所以不取郑氏于《诗》改字者，以谓六经有所不通，当阙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己说，则何人不能为说？何字不可改也？况毛义甚明，无烦改字也，当从毛。”

从实际情况看，郑玄所改之字确实有些不对的地方，但总体而言，他的所改被后世认为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改法给后世启迪出了一种校勘的新思路，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序》中说：

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鞫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

王引之在这里替郑玄辩护，他认为郑玄通过假借字来恢复古书的原本面貌，这种做法最为难得。而更为重要的是，《齐诗》、《鲁诗》、《韩诗》大多失传了，郑玄的《毛诗笺》中引用了不少他们的观点，使得后世要想研究三家诗，则可以借鉴他的《毛诗笺》，因此冯浩菲在《毛诗训诂研究》中总结道：“《郑笺》中所体现的不是一家之说，而是诸家说的比稽融会。由此言之，与其说三家因《笺》而尽废，不如说借《笺》附《毛》而仍其绪。”

郑玄墓及祠位于山东省潍坊高密市双羊镇郑公村。出辕固村，重上济青高速前往高密市双羊镇，去找郑玄墓及祠。郑玄为汉学极重要之人，而上午访过之伏生，则为今文经学顶尖者，同一天拜访此两人，可谓天作之合，亦可自解为不薄今文爱古文。

昨晚与出租车司机张红心先生通话后，他告诉我说，我的规划路径只是单程，这样的话，他原来的报价不合算，因此他要按每公里3元来计价，除此之外，我还要另付高速费及各种过路费等等。然而从桓台前往高密，我估计至少有200公里的路程，这样算下来，我觉得费用太高，于是我跟张红心说：只让他带我寻访两个地点，然后再把我送到淄博火车站，我将乘火车前往高密。

然而今日在寻访伏生墓时，张红心用手清理倒伏在地上的碑，他对前贤的这份敬重之心令我有所触动，我突然感觉到跟这样的人如此地计较，似乎不应该，于是从树林走出来之后，我说自己改了主意，不再前往淄博火车，而是按原计划，让他直接把我送到高密。我的这个转变让张红心有些意外，他看了看我，而后又张张嘴，没再说什么，于是开车上路。

村名牌

不知这算不算文保牌

在高速上开行两小时到达了高密市，下高速向南开行8公里进高密市，穿市而过，在市南转向西，行13公里到达双羊镇，再打听郑玄墓，有人告知在峡山水库郑公村不远处。听到这个村名让我感到指路者的所言肯定靠谱，以我的猜测，“郑公村”之名，肯定是因为郑玄而起者。

交钱后，大门打开了

郑玄墓文保牌

翻刻的古碑

再行五公里到达郑公村，问之，则告在水库边之后店村西，再行两公里，开上湖堤，向东望去，果见一塔式旧建。绕村找到门口，正欲进内，从院中走出了一位老者，他让我和司机每人交5元才可入内参观。按其所言，递上10元钱，而后这位老者把我们带进了院内。

祠堂的形式有些特别

进入祠堂要登上这高高的台阶

祠堂后门

翠柏绿竹

院落约七、八亩大小，主楼为汉式建筑，老人走上前把门打开，我看到里面正中摆着郑玄塑像，左右为郑的两位夫人，两厢则为郑子，均为新塑新工艺，无一丝古意。我举起相机正准备拍照，老人马上用手制止了我的行为。他的这个做法让我有些意外，于是我跟他说：“刚才不是已经交过钱了吗？”然而他却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对这些古人照相，就会对照相者及其家人不利。”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不想跟他争辩，本打算趁他不注意时偷偷拍照，然而老人却不错眼的盯着我，让我完全找不到机会，无奈，只好放弃。

郑玄手植柏介绍牌

此柏已枯

郑玄墓碑

郑玄墓全景

下楼去找郑玄墓，墓在楼后，墓较大，前有墓碑，于是我站在碑前，向着郑玄墓三鞠躬，以此来表达我对这位“经神”的敬意。之后我又在院内看了一圈，在这里仅看到了两块清代的刻石，余外所刻之碑均是近年所刻的新碑，虽然缺乏古意，但至少说明当地人渐渐开始尊崇这位伟大的经学家。唯一的遗憾是里面不允许拍照，其实这种做法不利于传播郑玄的名声。而当我写此小文之时，已经距我朝拜郑玄之墓过了四年的时间，不知现在这样的规矩是否已经改了过来。

院落情形

收费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