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榜选秀——清末报馆与妓寮合演的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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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国内媒体曝光了南方某地部分酒店的违规经营，随之在全国开展了大快人心的扫黄运动，引发了一时的热议。对社会的丑恶现象，有必要千夫所指，大张挞伐。而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种把肉麻当有趣、将污浊作高雅的事情。20 世纪初的上海，曾盛行过类似沉渣泛起、追逐声色的不良风气，进而在上海西风习染的社会环境中，又加上中国根深蒂固的青楼传统，还培育出了文人与妓女互为知己、报馆和妓寮共相为谋的风月文化。“花榜选秀”即是这一时代风气的产物。

20 世纪初繁华的上海街头

20 世纪初的上海南京路 “游戏主人”笃爱花榜

“花榜选秀”，也就是从妓女中选美，早在清代中叶的苏州便已有之。明末清初，吴门世风奢靡，在妓女中选魁的“花榜”因而流行。至清末，上海开埠已久，成为中国最大的都市，号称“十里洋场”，青楼行业已较苏州更盛，加之当地报业发达，有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所以“花榜选秀”一类活动终于在上海占了上风。

上海有花榜，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王韬是始作俑者。其人除了致力于传播维新思想的正事外，也是一位酷嗜品翠评芳的资深狎客。据陈伯熙所著《上海轶事大观》记载，他曾于光绪壬午年（1882年）、癸未年（1883 年）、戊子年（1888 年）三开花榜。壬午年那次，他将与之相好的素贞、竹卿、月琴三妓独列榜中，遭到一些人的非议。陈伯熙在按语中发问：当时上海报纸仅《申报》一家，王韬的花榜曾否见诸报端？经笔者查寻，旨趣严肃的《申报》在这三年中没有关乎花榜的任何报道，可见王韬的花榜仅止于他个人的品题而已。

李伯元是清末著名文人，有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传世。他若活在今天，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创意策划人。王韬的个人品题，在李伯元运作下竟成了一个风靡上海十余年的文化产品。李伯元早年投身上海报界，与袁祖志合创《游戏报》，自谓“游戏主人”。该报别开蹊径，不涉政治，唯以啸傲风月为事，专供文士消遣，因而《游戏报》开上海小报之先河，将小报与花榜结合。《游戏报》于光绪丙申年（1896年）创刊。创刊之始，李伯元便以“开花榜为首事”，不到一年他便操办了首届花榜评选。为此他还制定“《游戏报》花榜凡例六条”，以色艺、才调等为评选标准。评选结果对入选的佼佼者以科举考试的三科头衔冠之，分题为状元、榜眼、探花。

李伯元

《官场现形记》中的绘图

李伯元评选花榜的方式在当时颇为新颖，他以《游戏报》为载体，先将开花榜的消息登于报首，邀读者投函保荐心仪的人选，再据荐书多寡选列名次，李伯元自诩是“仿泰西保荐民主之例”。消息刊出后，沪上有此嗜好的诸君反响强烈，荐书纷至沓来，“十余日所得荐书，计百数十函”。除保荐“名花”外，还有一些读者特意致函，对花榜评选的流程、标准等细节一一详加品评，提出各种意见。《游戏报》将来函中文辞上佳者择优刊出，以引起读者关注，甚至还引来了洋人的异议。美国人雅脱就致函该报，称对其将“丑者多列前茅，美者反置后列”的做法不理解，这或许是洋人的审美趣味与国人有所不同的缘故。

有些妓女不愿被动地坐等待选，很想在上海“隶乐籍者凡三千”中拔得头筹，自会想出一些抬高身价的法子。比如采取欲擒故纵的谋略，上海名妓金宝仙公开宣称因羞与“姘戏子、马夫者为伍”，请举办者从花榜中删去其名。此举反而得到李伯元大力褒扬，嘉其“甘于韬晦，不求人知。其秉性之贞，用心之苦，实有高出寻常万万者”。金宝仙后来并未退选，反因其“敦节尚品”的删名之请而名列丁酉花榜的二甲前茅。

《游戏报》

经过多日的征集遴选，花榜在丁酉年（1897 年）六月揭晓。开榜当日，上海街头巷尾争购《游戏报》，一时洛阳纸贵。该报那天“初出五千张，日未午即售罄，而购阅者尚纷至沓来，不得已重付手民排印，又出三千余纸，计共八千有奇。三日以来，而购者仍络绎不绝”。此次花榜仿照科举题名，共选出一甲 3 名，二甲 30 名，三甲 85 名，计118 位“花国进士”。对于评选结果，人们奔走相告，一时盛况空前。对列位“花国进士”，报馆鼓乐送匾以助兴。榜上有名的妓女“一经品题，十倍身价”，生意也兴隆起来，丁酉花榜使《游戏报》销路大增。以此次花榜为契机，李伯元不仅名利双收，更是创造了一种报业和妓业共生共赢的商业模式。 “遴芳会”无果而终

丁酉花榜结束不久，李伯元又计划筹办一次亲身“校阅群花”的“遴芳会”，也就是要亲睹目测参选者。其理由为：荐书中不实之词太多，不可过于相信。这确有一些道理。关于无聊文人好浮夸的秉性，早在花榜举办前就有热心读者来信提醒：

昵之者……曰：“某校书识字也，某词史（校书、词史是对高级妓女的代称）写兰也。”其实识字者会看局票而已，写兰者狎客捉刀而已。更有某校书颈粗于碗，腰大盈抱，蹒跚其来，恶人意旨，论者道其细腰，方之杨枝无力。

“遴芳会”的由头虽然冠冕堂皇，然而一群以狎游为业的小报文人和一班妓女相会，说只是为了“验其真容，再分别等第”，结果如何还真说不清，会不会有以身贿选的事，很值得怀疑。总之，“遴芳会”的效果不佳，影响远不如以前的花榜。大约因所谓“遴芳会”不过是一群文人和几个妓女的自娱自乐，全然没有花选的大众性和娱乐性，自然少人问津。

此次失利之后，李伯元又回到对“花选”这一成熟产品的深度挖掘上来。创造力旺盛的他还开发了两种新名目：品评妓女中擅曲艺者的“武榜”和评选优秀阿姐的“叶榜”（阿姐即妓女中年岁较长者，譬之以“叶”，有以“叶”衬“花”之意），大大提高了“花榜”的价值。继首开花榜以来，李伯元的花选连开四届，算上武榜、叶榜之流，则十届有余。李伯元的最后一选，恰逢庚子拳乱，正因如此也选得别开生面。庚子花榜专为由京津一带南渡避难的残花流莺而设。李伯元特作《拟订津门劫余花选启》一文曰：“津门花事，向极繁盛……一声鼙鼓，惊颇霓裳，舞榭歌台，可怜焦土。巢燕散侣，邻莺失群……惟闻野哭。悲夫悲夫！间有一二流寓此间者，絮逐萍飘，黯然失色。主人拟详加品第，订为劫余花选，南部北地，合美一时，倘有所知，胪举以对。”文字中除了戏谑玩世的游戏主旨外，亦折射出国运垂亡之际社会普遍沉沦的悲惨境况。

清末上海的妓女（1900 年）花榜的极盛与速朽

庚子年后，李伯元停开花榜，花榜之举非但未因此减色分毫，反因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引得各路洋场“才子”纷纷跟进。清末上海报人与妓女的狂欢，在李伯元之后进入了高潮。一批效仿《游戏报》，专登青楼妓寮消息的小报相继创刊：1901年的《春江花月报》、1902年的《娱闲日报》和《花天日报》、1903年的《花世界报》，还有《闲情报》《娱言报》《乘风报》等。这些小报几乎原封不动沿用李伯元“花榜—武榜（或曰艺榜）—叶榜”的模式。为了敛财，有些小报甚而一年中开夏秋两榜。然而，花榜毕竟是无聊文人的余兴节目，不得长久，由极盛到末路也不过几年时间。而花榜越开越频，花魁越选越多，已有泛滥之势，沪上诸君渐不觉新鲜。

诸小报为求生计，私下为妓家大开方便之门，也助长了选花榜的贿选之风。对贿选，李伯元在初创花榜时便有所警惕。他曾听说以前有某家报馆拟开花榜，先派访事人到各弄各里抄写妓女姓名，该访事人乘便向妓女索贿，每家自一二元至数十元不等。对此类行径，李伯元深以为不齿：“不特有坏名声，且亦大负该报馆主人之初心。”为表明公正，他在开花榜时特别强调：“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视此（投函）为衡，本主人不参一毫私定。”果然，他所办的几届花榜皆以规矩严密而为后世的上海老文人啧啧称道。而庚子年后，报社以花选之名向妓女索贿，已近惯例，丝毫不以为耻。当时小报文人向妓女索贿的具体情状，清末著名青楼小说《九尾龟》中曾有生动的描写：

薛金莲（小说主人公，高级妓女）见生意清淡，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便异想天开的想出一个主意来。

这个时候，正有一家小报馆里头要出花榜，薛金莲便去请了那一家报馆里头的主笔来，和他密密切切的商议了一回，那主笔点头应允。临走的时候，薛金莲又在首饰匣里拣了几张钞票出来，往那主笔袖子里头一塞。那主笔接了，一张一张的看了一回，笑嘻嘻的对着薛金莲道：“请高升些，请高升些。”薛金莲听了，便又拣出几张来给了他。那主笔接了过来，满心欢喜，把那几张钞票翻来复去的数了一遍，这才郑重其事的放在衣袋里头。立起身来辞了薛金莲往外便走，口中说道：“你只顾放心，这件事儿交给我，我给你格外说得好看些儿就是了。”薛金莲听了，点一点头，连送也不送，由他自己去了。

隔了不多几天，果然这一家报馆里头出了一张花榜，把这个薛金莲高高的取了个状元。

《九尾龟》初版扉页

落到这般境地，花榜已沦落为妓女的变相广告，开花榜的小报也降格为引导买春客消费的指南。因花选含金量大为下降，一些妓女也不屑于花魁之名。1919 年，当类似的花选再启时，有个妓女因嫌破费，拒绝了“花国总统”的头衔。此举应是实心实意的退选，并不是十年前金仙宝的以退为进之道。就好比今日的网络游戏，一旦私服泛滥，游戏物品被廉价售出，游戏本身就变得毫无乐趣，乏人问津。古今同理，清末上海花选其实是文人和妓女共同创造的一场游戏，而小报读者则是列位玩家，游戏规则一旦被破坏，便再无游戏性可言。小报文人饮鸩止渴地“卖官鬻爵”，使花选很快走向了没落。

上海花榜

上述花榜选秀之举，在今人看来不免有伤风败俗、荒诞不经之叹，然而在清末上海的特定环境下，这种荒诞行为却有其自洽的文化逻辑。研究晚清文学史的学者叶凯蒂将清季上海文人与上海妓女的关系归纳为是一种生意伙伴关系：妓女从文人那里得到“文化资本”，文人则从妓女身上获得身心安慰。花选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反映。李伯元的花榜不仅给妓家名利双收的机会，也是文人自我表现的舞台。《游戏报》中刊载的荐词，篇篇辞藻骈俪，引经据典，非有一定旧学功底的写手不能胜任。从这些格调古雅的荐词中，依旧可读出士大夫纵情挥洒、风流率性的书卷情怀。早期的花榜，虽然内里是报人和妓女间精明的利害计算，表面还不脱传统士子文酒雅会，诗文相娱的游戏趣味，至庚子年后则蜕变为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报人向妓家大肆索需之时，已不见耻于言利、笑谈风月的名士风采，但见勇于争利、笔耕谋生的市侩身影。这一现象说明了在高度西洋化和商业化的上海，文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在职业上依靠市场维持，以其脑力为各行各业服务。因而，在花榜兴盛的短短十年，上海文人从高高在上的狎玩者逐步变成了与上海妓女平起平坐、共谋生计的生意伙伴。清季上海的花榜选秀活动不仅是一次娱乐业的集体狂欢，也见证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份变迁。

本文原载于《中国国家历史·柒》，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