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道上，一部部軍車呼嘯而過；一羣羣穿着便衣、但攜帶槍支的青年，大搖大擺地闖進學堂。短短十幾天時間，藍衣社摧毀了幾近全部的CC系高校組織，並砸掉了幾十個縣黨部招牌。不費吹灰之力地，CC系在河南的勢力喪失殆盡了……

本文摘自《藍衣社》，丁三著，語文出版社出版

在藍衣社的衆多首腦中，任覺五是一個不大不小、不文不武、不顯眼也不容忽視的人物。他位不上“十三太保”，卻先後擔任過力行社南京書記、革青會總會書記；他曾就讀於東南大學、北洋大學，最後卻考入黃埔，成爲一名職業軍人。新生活運動發起後，他被視爲鄧文儀的文宣大將，與此同時，他也是康澤“西南派”的重要角色……

他以“學運專家”自詡，生性愛熱鬧、不安分。他蔑視權威且多惹是非，魯莽而潑辣，膽大又妄爲。如果說，過去兩年，因爲衆多魁首、森嚴紀律的約束，他沒有掀起什麼波瀾的話，那麼，自從劉健羣出任書記長，一切都不一樣了。他如同脫繮野馬，決意要爲自己找一個對頭。

那麼，這一次，他爲什麼盯準了CC系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文化學會與CC系的矛盾。還在1933年年底，發起“新生活運動“前夕，藍衣社與CC系都有了組建“中國文化學會”的打算。藍衣社先下手爲強，12月24日，段希平的《中國日報》、劉炳藜的《前途》月刊、賀衷寒的《掃蕩報》……一百多份報刊以鋪天蓋地的聲勢，宣告了文化學會的成立；無奈之下，CC系只好將自己的招牌改爲“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事情還沒完呢！次年1月15日，肖作霖來到南京，與任覺五共同發起南京分會，《中央日報》報道，“成立時即有一百五十餘人報名參加，分會理事七人，任覺五爲書記”；幾天後，上海分會也宣告誕生，鄧文儀後來回憶，“以劉炳藜爲書記，十日後會員即達一百七十餘人，次月已在七百人以上”……

不僅南京、上海。在“新生活運動”象徵着國家最高權力歸屬之際，藍衣社不遺餘力，遍地開花。截至當年5月，中國文化學會已在十二個省區設立了分支機構，“正在籌備中者，尚有四川、甘肅、香港、菲律賓、倫敦、巴黎等分會，豫鄂皖三省邊區直屬支會與青島直屬支會等九處”（《中央日報》，1933年5月1日）。它的會員總數已達到2098人，其中“直屬會員”也就是學界領袖38人，“一般會員”亦即知識分子1294人，而“青年會員”也就是學生領袖，也達到766人之多。它的聲勢遠遠超過了CC系的文化建設協會。

這麼一來，CC系坐不住了。肖作霖後來談到，“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還爲此受了陳立夫的嚴厲斥責”。在這種情況下，以上海爲中心，雙方你來我往、短兵相接，“在大學教授和文化界名流學者中展開了爭奪戰。市長吳鐵城不得不兩面都參加，有些大學校長和教授也是兩面都參加了”（肖作霖，《復興社述略》）……

爭奪最激烈的，當屬暨南大學。它的教授羣體中，既包括兩名力行社社員，劉炳藜和白瑜，也包括“文化建設協會”的發起人樊仲雲。它成爲兩系的必爭之地。一時之間，暨南大學雞飛狗跳，不僅大多數教授，幾百名學生也捲入了紛爭……

江浙人小巧、重心計，而西南人喜辣子、愛直接，何況是以膽大妄爲著稱的任覺五？爭奪戰日趨白熱化之際，任覺五漸漸下定決心，“以鐵與血的方式，一較高下”。

較量從軍事化編組開始。肖作霖後來談到，“學生中的復興社分子人數較多，勢力較大……（任覺五）又是黃埔學生，他將自己的力量進行了軍事編組”。這一天，以二十餘名失業軍人爲組長，三四百名學生被分成了二十多個小組。他們人手一根棍棒，首先封鎖了暨南大學的各處校門。

入夜時分，一陣尖銳的呼哨聲響了起來，行動開始了。幾十年後，一個參與行動的學生回憶說，“……先是包圍了學校，許進不許出。然後又分出幾組人馬，開始在全校範圍內搜索CC團學生”（劉成一，《憶復興社二三事》）。

搜索從戶外、各條道路開始。一個個橫衝直撞的小組，不由分說地將過路的、在戶外活動的學生，全部帶到操場上。繼而，飯堂、教室、圖書館、辦公樓……除了幾棟孤零零的宿舍樓，暨南大學幾乎被篦梳了一遍。在女學生的尖叫聲、無數青年的抗辯聲中，千餘名學生漸漸被集中起來了。

指認、甄別、盤問開始了。與此同時，在任覺五的率領下，百餘名學生包圍了宿舍樓。

在街道上，一部部軍車呼嘯而過；一羣羣穿着便衣、但攜帶槍支的青年，大搖大擺地闖進學堂。短短十幾天時間，藍衣社摧毀了幾近全部的CC系高校組織，並砸掉了幾十個縣黨部招牌。不費吹灰之力地，CC系在河南的勢力喪失殆盡了……

本文摘自《藍衣社》，丁三著，語文出版社出版

在藍衣社的衆多首腦中，任覺五是一個不大不小、不文不武、不顯眼也不容忽視的人物。他位不上“十三太保”，卻先後擔任過力行社南京書記、革青會總會書記；他曾就讀於東南大學、北洋大學，最後卻考入黃埔，成爲一名職業軍人。新生活運動發起後，他被視爲鄧文儀的文宣大將，與此同時，他也是康澤“西南派”的重要角色……

他以“學運專家”自詡，生性愛熱鬧、不安分。他蔑視權威且多惹是非，魯莽而潑辣，膽大又妄爲。如果說，過去兩年，因爲衆多魁首、森嚴紀律的約束，他沒有掀起什麼波瀾的話，那麼，自從劉健羣出任書記長，一切都不一樣了。他如同脫繮野馬，決意要爲自己找一個對頭。

那麼，這一次，他爲什麼盯準了CC系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文化學會與CC系的矛盾。還在1933年年底，發起“新生活運動“前夕，藍衣社與CC系都有了組建“中國文化學會”的打算。藍衣社先下手爲強，12月24日，段希平的《中國日報》、劉炳藜的《前途》月刊、賀衷寒的《掃蕩報》……一百多份報刊以鋪天蓋地的聲勢，宣告了文化學會的成立；無奈之下，CC系只好將自己的招牌改爲“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事情還沒完呢！次年1月15日，肖作霖來到南京，與任覺五共同發起南京分會，《中央日報》報道，“成立時即有一百五十餘人報名參加，分會理事七人，任覺五爲書記”；幾天後，上海分會也宣告誕生，鄧文儀後來回憶，“以劉炳藜爲書記，十日後會員即達一百七十餘人，次月已在七百人以上”……

不僅南京、上海。在“新生活運動”象徵着國家最高權力歸屬之際，藍衣社不遺餘力，遍地開花。截至當年5月，中國文化學會已在十二個省區設立了分支機構，“正在籌備中者，尚有四川、甘肅、香港、菲律賓、倫敦、巴黎等分會，豫鄂皖三省邊區直屬支會與青島直屬支會等九處”（《中央日報》，1933年5月1日）。它的會員總數已達到2098人，其中“直屬會員”也就是學界領袖38人，“一般會員”亦即知識分子1294人，而“青年會員”也就是學生領袖，也達到766人之多。它的聲勢遠遠超過了CC系的文化建設協會。

這麼一來，CC系坐不住了。肖作霖後來談到，“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還爲此受了陳立夫的嚴厲斥責”。在這種情況下，以上海爲中心，雙方你來我往、短兵相接，“在大學教授和文化界名流學者中展開了爭奪戰。市長吳鐵城不得不兩面都參加，有些大學校長和教授也是兩面都參加了”（肖作霖，《復興社述略》）……

爭奪最激烈的，當屬暨南大學。它的教授羣體中，既包括兩名力行社社員，劉炳藜和白瑜，也包括“文化建設協會”的發起人樊仲雲。它成爲兩系的必爭之地。一時之間，暨南大學雞飛狗跳，不僅大多數教授，幾百名學生也捲入了紛爭……

江浙人小巧、重心計，而西南人喜辣子、愛直接，何況是以膽大妄爲著稱的任覺五？爭奪戰日趨白熱化之際，任覺五漸漸下定決心，“以鐵與血的方式，一較高下”。

較量從軍事化編組開始。肖作霖後來談到，“學生中的復興社分子人數較多，勢力較大……（任覺五）又是黃埔學生，他將自己的力量進行了軍事編組”。這一天，以二十餘名失業軍人爲組長，三四百名學生被分成了二十多個小組。他們人手一根棍棒，首先封鎖了暨南大學的各處校門。

入夜時分，一陣尖銳的呼哨聲響了起來，行動開始了。幾十年後，一個參與行動的學生回憶說，“……先是包圍了學校，許進不許出。然後又分出幾組人馬，開始在全校範圍內搜索CC團學生”（劉成一，《憶復興社二三事》）。

搜索從戶外、各條道路開始。一個個橫衝直撞的小組，不由分說地將過路的、在戶外活動的學生，全部帶到操場上。繼而，飯堂、教室、圖書館、辦公樓……除了幾棟孤零零的宿舍樓，暨南大學幾乎被篦梳了一遍。在女學生的尖叫聲、無數青年的抗辯聲中，千餘名學生漸漸被集中起來了。

指認、甄別、盤問開始了。與此同時，在任覺五的率領下，百餘名學生包圍了宿舍樓。

對幾棟宿舍樓的攻勢，有條不紊地進行着。在勒令校工們關閉電閘、宿舍樓一片漆黑後，任覺五拿着擴音話筒，對被圍困的學生喊話了。那名參與者後來談到，“CC團學生要下來辦理自新，清白學生也要下來辦理保證。所謂清白學生，指的是既沒有加入CC團，也沒有和復興社發生關係的”（劉成一，《憶復興社二三事》）……

在倒計時的恫嚇中，一個個“清白學生”陸續出現了。他們有的心驚膽戰，有的強作鎮定。在刺眼的手電筒照射、簡單的辨認和盤問後，他們也一羣羣地被押解往操場。在那裏，他們必須忍受徹夜的涼風、蚊蟲的叮咬和無窮無盡的盤查。他們有的身披毛毯，有的裹着一條被單，但大多數人只穿着一身單衣。接受甄別的隊伍，一眼看不到盡頭，他們艱難地蠕動着……

並不是所有的“清白學生”都能過關。在宿舍樓下，一些與CC系同學、同鄉形跡密切的青年，也被指認爲“黨部的人”。他們大多捱打了，有的是一記耳光，有的則是棍棒的痛毆。在頭破血流之後，他們又被勒令回到黑暗的、被包圍的宿舍裏去……

在大半夜的雞飛狗跳後，亂糟糟的校園總算安靜下來了。千餘名學生的甄別、盤查，漸漸接近尾聲了，操場上只剩下三三兩兩的人。他們無處可去，有的前往教室草草過夜，有的乾脆蜷縮進一處角落打盹。大約一百多名“嫌疑分子”則被關押在了飯堂，那是藍衣社黨徒早已準備好的臨時監獄。

任覺五大感滿意。他留下幾組人員繼續包圍、監視，然後，他帶着百餘名嘍囉來到業已驚恐的真如鎮大街上。他們一氣擺開了十幾桌酒席，喧鬧聲傳出幾條街之外。這一夜，任覺五似乎年輕了許多，他大聲說笑，一桌桌地敬酒，讓許多沒有見過世面的學生受寵若驚。他喝得酩酊大醉，直到天麻麻亮，才由副官、幾個學生攙扶着，前往鎮上的一家旅館，呼呼大睡。

對那些被圍困的人來說，噩夢，纔剛剛開始。

第二天是罕見的好天氣。在旅館裏，直到太陽曬到屁股上了，任覺五纔不緊不慢地起牀。他洗漱、刮鬍子，並且慢條斯理地喫了一頓早餐；他故作閒暇，直到中午時分，纔在一羣嘍囉的前呼後擁中前往暨南大學。

在一夜的紛亂後，暨南大學如同一潭死水了。那些大多數是華僑子弟的學生，已紛紛離開了校園，他們或前往上海市區暫避風險，或乾脆去臨近市鎮投親靠友。即使輪流守衛的藍衣社黨徒們，也顯得疲憊不堪。但任覺五愈發興高采烈，他一個宿舍樓一個宿舍樓地巡視，不時和黨徒們交談幾句。

也是這個中午，一場真正的武鬥發生了。

幾十個CC系學生又餓又累，他們無法忍受了。在匆促的組織後，他們或手持棍棒、木凳，或乾脆操起刀具和鐵器，試圖一鼓作氣地衝出包圍圈。那些藍衣社學生大驚小怪，他們此起彼伏地叫喊着。但任覺五不驚反笑，他早就期待這場混毆了。

在任覺五的指揮下，百餘名學生一擁而上。他們按照軍事化編組，表現得兇猛、訓練有素且心狠手辣。在雨點般的棍棒和拳打腳踢中，頃刻之間，十幾個CC系學生倒下去了。但任覺五意猶未盡，他掏出手槍，朝天連射幾發。

槍聲驚得鳥兒簌簌飛起，也嚇壞了CC系的學生。在目瞪口呆之後，他們不約而同地轉身向宿舍樓跑去了。那個灰色的建築，沒有燈光、食物和水，並且誰也不知道會被圍困多久，但它能讓人暫時地躲避開鮮血、棍棒和手槍……

這一場混毆，CC系學生受傷十餘人，僥倖逃脫的不過兩三個。即使如此，任覺五依舊大發其火，併爲此大動干戈。在他的安排下，當天下午，幾百個沙包運送進來了，它們堆積在幾個宿舍的出口處，形成了一個個臨時“街壘”；他下令蒐集磚頭、石灰粉和石子，一旦有人突圍，“格殺勿論”……

在這種情況下，CC系的學生們又能怎麼辦呢？缺水斷電、沒有食物的日子，已經接近一天了；外界的音訊隔絕着，誰也不知道將被圍困多久；在一處處臨時街壘的後面，是幾百名虎視眈眈的藍衣社學生……除了投降，他們還有什麼出路呢？何況，即使投降也不見得那麼容易，以那棟曾組織突圍的宿舍樓爲例，任覺五宣稱，“一概不予受降”……

投降的不容易，又何止於此？他們按照任覺五的要求，或扯下白牀單、或乾脆揮舞着一件白襯衫充當“白旗”，成羣結隊地走下宿舍樓；他們開始無窮無盡地受折騰，在得到些許食物、一點清水後，他們被要求“辦理自新”，也就是和CC系脫離關係；辦理自新後，他們又被迫寫下一份份自述，爲什麼加入CC系？介紹人是誰？上級聯絡人是誰？參與過什麼活動？……據說，在沒完沒了的交代完成後，任覺五這麼不倫不類地告訴他們：“日後給我記着，這天下，是姓黃的，就是黃埔的。就是我們這起子人！……再不要跟黨部的那幫騙子跑了，更別跟着那幫師爺跑！……”

所謂“師爺”，指的是藍衣社極爲輕蔑、以楊永泰爲首的政學系。幾十年後，肖作霖談到，“復興社實際上就是黃埔系。黃埔系一貫自命爲蔣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自居……他們把政學系當作‘師爺’或‘管家’之流看待，認爲不過是僱傭性質的一夥人，算不得什麼。有些人在背後就稱楊永泰爲楊師爺，稱張羣爲張總管……”

但，也不見得總是這麼強悍。這一天，在公然侮辱過國民黨領袖、那些政府首腦後，任覺五表現出了色厲內荏的一面。他拒絕接聽上海CC系首腦吳醒亞、潘公展的電話。肖作霖後來談到，“（任覺五）公然在學校按照作戰部署進行戰鬥行動，使得CC團分子抵擋不住，甚至被包圍封鎖得無法出校。吳醒亞和潘公展急得沒辦法，只好找復興社的負責人直接談判……他又故意避不見面”（肖作霖，《復興社述略》）。

2

武鬥鬧劇像瘟疫一般傳播開去了。暨南大學發生武鬥幾天後，在遙遠的河南，上千名藍衣社分子闖進了各地學堂；在幾萬名學生的配合下，他們橫掃了成千上萬所學校。肖作霖後來談到，“在河南的情況也是一樣。復興社與CC團在各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所進行的爭奪活動，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

何止是“一樣”？在河南，這種武鬥風潮從春天蔓延到了初秋，甚至席捲進了許多縣份、衆多小學。而這是一場實力太過懸殊的較量。

經過幾任書記的苦心經營，兩三年時間，藍衣社已控制了河南的大半壁江山。以軍事方面爲例，“綏靖公署各處處長，保安處以下各保安團長”，清一色的是藍衣社黨徒；以地方政府爲例，包括洛陽專員王澤民在內，“各地區專員、各縣縣長的半數以上，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鄉鎮長……均是復興社社員”。教育系統更不必說了，“復興社在教育廳的小組數量最多……全省的中小學校長也幾乎半數都是復興社社員”。

不僅軍人政客、官吏士紳。在河南，藍衣社還擁有三四萬名黨徒、近十萬“忠義救國會”成員。它的勢力延伸進了每一所學堂、每一個集鎮。與這樣的聲勢相比，CC系只有百餘個空空洞洞的黨部招牌。所謂爭奪，是幾萬人馬對百十號人的以石擊卵。

在街道上，一部部軍車呼嘯而過；一羣羣穿着便衣、但攜帶槍支的青年，大搖大擺地闖進學堂。短短十幾天時間，藍衣社摧毀了幾近全部的CC系高校組織，並砸掉了幾十個縣黨部招牌。不費吹灰之力地，CC系在河南的勢力喪失殆盡了……

那麼，這種衝突是因何產生的呢？與上海、東南省份不同，在河南，藍衣社不存在與CC系“爭人奪地盤”的問題。它的勢力如此驚人，不僅各級官僚趨之若鶩，乃至鄉村土豪、集鎮劣紳，也以自己身爲“忠義救國會”成員自豪。它又何必跟CC系過不去呢？

一個河南大學學生後來談到，“（藍衣社）說是針對CC系，又不僅是針對CC系。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本來是個祕密組織，之所以耀武揚威，是爲了公開自己的勢力，顯示對河南的控制”。與此同時，另一個親歷者卻認爲，他們純粹爲動亂而動亂，“復興社是拿棒喝團、褐裳黨做榜樣的。他們很眼熱那種社會動亂、天下大亂的場面。他們有意效仿什麼‘進軍羅馬’，什麼‘羣衆是需要嚇一嚇的’……他們是爲亂而亂，使整個河南陷入了政治動亂”（張清和，《復興社在河南》）……

無論如何，效仿黑衫黨、衝鋒隊的痕跡，的確無處不在。這一年5月，在開封的一條大街上，這種效仿達到了頂峯：在濃郁的春光裏，面對CC系控制下的“河南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一小羣滿面傷疤的失業軍人用沙包堆起了簡易街壘。他們手持燃燒瓶、手槍或棍棒，公開揚言，倘若太陽下山前不交出這個地方，“將用武力說話”……

果然交出來了。

河南之後，是湖北、安徽、浙江和蘇北……先後捲入傾軋、“武鬥”的，大約有十個省份。除了陳果夫擔任主席的江蘇省外，在大多數地方，藍衣社處處佔盡了上風。小半個中國都在紛亂、動盪中。

與河南的情況一樣，幾十年來，衆多西方學者百思不得其解：這場小規模的社會動亂，究竟是因何引發的呢？它僅僅是法西斯做派的延伸嗎？它是新生活運動帶來的嗎？它的背後，又有着怎樣的中國表情和心態呢？……對此，時任藍衣社書記長的劉健羣一言以概之，“任何鬥爭都不是因爲政策分歧而來，都是在爭奪飯碗”（易勞逸，《流產的革命》）。

毫無疑問，藍衣社與CC系的衝突，有着明顯的“爭奪飯碗”的痕跡。不知道什麼時候起，或法定、或約定俗成地，青年、宣傳連同黨務，被視爲CC系的勢力範圍；但藍衣社崛起後，它也以青年運動爲主，這麼一來，矛盾就不可避免了。遠在1932年6月，面對藍衣社黨徒的公然抨擊、大發厥詞，陳立夫就致函行政院、軍委會，“近查關於黨政軍糾紛案件，每有僅據片面事實，發佈新聞、詆譭黨部者，恐妨中央威信，希飭所屬注意”（《申報》，1932年6月24日）……

新生活運動發起後，這種衝突又擴展到文化、宣傳領域，並且愈演愈烈。無論上海文化界的爭奪戰，還是“中國文化學會”與“文化建設協會”的對峙，均是明證。何況，雙方的種種主張，貌似只有細微差別，實際上卻截然相反：藍衣社強調社會的軍事化、獨裁化，有着鮮明的法西斯主義色彩；CC系的衆多說法，無非是黨天下、“三民主義”的老調重彈，頂多添上些儒學、“本位文化”的古老痕跡……

不僅如此。在“爭奪飯碗”之外，雙方的衝突，還有着更重大的動機、更深遠的背景。

那就是這個古老國家的何去何從。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不是任由儒學、法西斯主義、日本和基督教元素各行其道嗎？他不是希望在不觸及現實權力格局的情況下，能自發地生成某種中國秩序嗎？這種秩序，要麼是中國化的法西斯主義，要麼是改良後的，兼採儒學、法西斯和基督教元素的“新三民主義”，除此之外，別無可能。這麼一來，無論藍衣社還是CC系，當然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們希望自己的主張，成爲這個國家的主流聲音，他們希望自己能成爲這個國家的主流勢力。他們在爭奪的，事實上是這個分崩離析、亂象叢生的古老國家的最高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