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事实好像未必如是,像我自己(而且我有把握不只我),惟一留下的朋友是小学同学,或正确的说,小学附设幼儿园蝴蝶班开始、从五岁到今天的老同学,大学和初中一个不剩,高中最奇怪也最可惜,高中三年,我认识过最多我曾经喜欢、佩服、相信就是生命重大伙伴的同学,但就如同我喜欢的苏格兰老民歌《丹尼男孩》里那转折的两句The summner’s gone, and all the roses falling,是啊,长夏逝去玫瑰凋零,很多挺美丽的东西并没能好好活过某一个夏天,这些昔日少年我大致还晓得他们落脚人生何处,有成为黑心但成功的烂律师,有移民加拿大,有空中飞人般任职跨国企业(每回空难事件我会不由自主找他们的名字),有安静当个医学权威,有疯掉了,最多是躲进近在咫尺的各个大学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依我个人,包括直接经验和旁观,朋友其实极少失而复得,有点像刻舟求剑这个老成语,剑掉落水中,船持续前行,那个愚昧的人回不去也记不住掉剑当时的船身位置,复原不了那一刻比方说时辰、日影的斜度、岸上的建物地标乃至于远处青山的准确样子。

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自称为“专业读者”,数年如一日,定时定点到台北的同一家咖啡馆写作,在圈内早已成传奇故事,并被认为是华语世界最受尊敬的写作者之一。自写作以来,他已经开发了好几个领域,早期以NBA篮球文章广为人知,“唐诺风”的推理小说导读也广受读者欢迎,《文字的故事》一书在出版同年就囊括了台湾三大好书奖。《阅读的故事》《世间的名字》则奠定了他“跑野马”般的写作风格。

近几年,也许是未来茫茫如风,人想回头抓住一些较为明确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真的抵达退休没事的年纪了,一种衰老的征象。总之,我念过的高中和大学疯着开同学会,规模宏大,打来家里的电话数超过一百通,复式动员时间非常夸张的长达一整年,他们要聚会的不是我们那一个班那一个系,而是奉学校之名那一学年的所有人,很像《迷宫中的将军》书中那一段——你错觉这又是一次革命,但其实只是一场斗鸡而已。

我自己,对革命一向兴致不大,大学那几年花在学校的时间也不多,没认得太多人,学校的名字也许响亮如昔日,但对我个人殊少意义(我忽然想起当时在学校里高悬的励志标语:“今日我以××为荣,明日××以我为荣。”显然这两件事都从未发生,也不会发生)。如果有好奇,我会考虑去一趟的是更早宜兰市力行小学六年孝班的同学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最简明的几何道理,角度关系,愈接近生命原点的同学,其发散面愈大,我大致知道我的高中大学同学如今的样态,但我难以想像我的小学同学(容貌?工作?人在哪里?困扰什么?),包括我们那位才刚专科毕业、年轻大男孩之心未泯、一部分拿我们当平辈对待的级任导师,都七十岁了吧。

岁月忽其不淹兮,仔细想,还不止是机械性的几何角度问题对吧——高中和大学是考进去的,通过社会性的遴选把人聚集在一起,如此社会分类的渗入,意味着某种特殊的期待,也就挟带着某种特殊的限定;而彼时的小学则接近某种自然状态,惟一的依据是我们都住在沿宜兰河这一小截土地上(“北桥里,长堤青,桃李满园生,力行力行,前途永光明。”其中满园桃李这句完全是隐喻不是真的,学校里只有两小排槟榔树和一堆可以吸食蜜汁充当零食的扶桑花而已),而当时这些人之所以居住在这里,最原初的社会理由早已湮没(逃难?逃荒?杀人越货?心怀远志?……),毋宁已成为命运鬼使神差的结果而不是人的选择,也不像城市化之后的不同住宅区有着不同的社经地位暗示,才智愚庸高矮肥瘦齐聚一堂。

我家五个小孩全念这间小学,但境遇不一,随当时某个老师的心血来潮而定。其中我二哥最夸张,小学六年编过六次班,每年重来,因此全年级每一个人都当过同学;我最风雨不动,整整六年就这五十个人晨昏到底(除了搬家转学进来几个出去几个),最接近家庭,什么事都在这固定的基础上这封闭的范围里发生——因此,小学毕业典礼上大家动辄泣不成声或强忍泪水(现在的小学毕业生还哭吗?),不管这六年是品学兼优还是天天挨揍,其实在荒谬之下有其迫切理由,有确确实实的悲伤和恐惧。荒谬的是,初中和小学的学区大体上重叠,还不是同一批人同方向同时间的上学路径哪里都碰到;但世界果如预期的整个变了,总的来说比较像是离开原来的家庭,重新进入到另一个陌生的新家庭,一切都得重新摸索重新适应。大家有了不同的身份(从六年孝班到一年爱班)不同的教室以及一时难以也无暇跟外人言说的新生活细节的磨擦,以至于昔日老同学话变得少了也不便相互打扰;女同学尤其整块消失,咫尺天涯的被隔离开来,在学校另一侧另一幢楼(比较新比较漂亮干净那一幢)另一个神秘的世界里,这是其中最富社会化暗示和催促的一环,告诉你不仅生活方式是全新的,而且性别差异不再只是你们打球她们跳房子、规定你们穿卡其裤她们穿黑长裙而已。彼时对性别较神经质的社会气氛和教育体制,等于是抢先一步在真的青春期找到你之前、在人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变化之前,先要你吃下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子,好让人提前心生羞惭彼此走避,童年在十二岁集体结束。多年之后,我在比方说狄更斯那样大叙事、以一整个完整人生为基本单位的小说里,以及稍微在那些得追溯童年不幸、好把杀人凌虐和小时候被打屁股等号联系起来的典型犯罪小说里,读到那种孤儿院小孩各奔东西,被不同家庭领养此去吉凶未卜,我平淡无奇的生命经历,惟一能够借用以理解的情感基础,便是小学毕业这一次。

大学和小学哪个比较容易交到或找到朋友呢?理论上好像大学的几率高一些,毕竟,大学通过了层层筛选而且其中还有着你自身的设定(文学或者法律云云),大致上是你往后愿意展开并存活其间的那一种特定世界,不像小学几乎是纯粹的生命偶然。但事实好像未必如是,像我自己(而且我有把握不只我),惟一留下的朋友是小学同学,或正确的说,小学附设幼儿园蝴蝶班开始、从五岁到今天的老同学,大学和初中一个不剩,高中最奇怪也最可惜,高中三年,我认识过最多我曾经喜欢、佩服、相信就是生命重大伙伴的同学,但就如同我喜欢的苏格兰老民歌《丹尼男孩》里那转折的两句The summner’s gone, and all the roses falling,是啊,长夏逝去玫瑰凋零,很多挺美丽的东西并没能好好活过某一个夏天,这些昔日少年我大致还晓得他们落脚人生何处,有成为黑心但成功的烂律师,有移民加拿大,有空中飞人般任职跨国企业(每回空难事件我会不由自主找他们的名字),有安静当个医学权威,有疯掉了,最多是躲进近在咫尺的各个大学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生命真的复杂得很,难能逆料,但放个几年再看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如果我们是苏格兰人,我们的高中同学会一定会从唱《丹尼男孩》开始,但这首风笛吹起的歌更多是用在丧礼上头。

绝对不是所有的同学都会自动转化成朋友,事实上比例低得很。我们大致会说,朋友是“自找”的,里头有我们一己的意志、辨别和行动,而同学是命运使然,是某个奇特但毫不负责的力量安排的。因此,同学是已完成的,是某种不能也不必取消的身份,白纸黑字登录在某个我们管不到的档案里;而朋友会隐没会除名会得而复失,这个得与失往往一路呼应着我们既不断被动响应又不断主动抉择的人生,乃至于被引用为我们察知、省视、丈量并阶段结算自己大河一样流动不居生命的某个航标。和同学不同,朋友是我们对某个相识之人的“命名”,用以宣告并且确认某种特殊的关系,所谓朋友的得失也就不是此人的人身存在与消灭,而是这个关系的变化存废,赵孟贵之赵孟贱之,我们能赋予它,也就可以回收它,其最核心处其实是自省、自我收拾整理,像照镜子一般。这个镜子别人也看得见,所以古人讲看一个人的交友,可以窥见他的心性人格,这是真的。

因此,一如博尔赫斯指出的,朋友或者友谊,一直是诗的最重要主题之一,或说某个隐喻某个替代物,让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变化具体可威而且戏剧化;也反复使用于日后的小说书写,把变化得失转换为可叙述可让他者也参与的故事。屠格涅夫的《罗亭》(原来)最后戏剧性的一幕便是这样两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老友再相遇,同时,我们也不由自主感觉到彼时大俄罗斯某些事结束了,某些事又像日出般要发生了。当时是深夜,大雪纷飞,逆旅没其他人的驿站,时间短得像做梦,人随时会醒,“我们都听天由命——”

青春这两个字,最原先也是具体的,不是直指我们幽黯的腺体变化和第二性征出现。青字是颜色,是那种植物刚刚出芽清新、干净、透光近乎透明的绿色,可能还一并包括背景清澄的蓝天(生物学者告诉我们,较早的人生理上分不清绿色蓝色,把它们看成是同一颜色的连续,是以青色是蓝也是绿),春字当然就是四季之始的那个春天。因此,青春,青色如洗的春天,最早就是我们对刚到来春天的描绘,画面开阔舒缓,后来才被借用不还。

依我个人,包括直接经验和旁观,朋友其实极少失而复得,有点像刻舟求剑这个老成语,剑掉落水中,船持续前行,那个愚昧的人回不去也记不住掉剑当时的船身位置,复原不了那一刻比方说时辰、日影的斜度、岸上的建物地标乃至于远处青山的准确样子。我不是说朋友之间欠缺宽容,事实上我完全相信也愿意宣誓作证博尔赫斯所说友谊是最柔软最吸纳的,误会摆一阵子会感觉很神经,仇恨放里面也不难分解遗忘,但我们就是拉不住大河中持续前行的船。我以为得而复失的朋友通常只是静静的远逝,或者说静静的还原,还原成什么?就像你久久接到一通电话,妻子好奇谁打来,你可能只淡淡的说是个老同学。是的,多年之前你从全班四五十人众里发现他找出他来,如今你好好归还回去;如果他的原始来历不是学校,你可能会含混的说是个老朋友。中文缺乏昨是今非的简捷时态,但说是已结束、已取消的朋友又太夸张了,显然也非事实,他并没有消灭,就如同你的记忆只是不复并未消灭一般。孔子当年安置他那位在自己母亲丧礼大唱流行歌的烂人朋友息壤大致就是这样。

那个下大雪的俄罗斯夜晚,列日涅夫把他和罗亭的这场恩怨得失放回历史以及命运,我们不过都是时间暴风里头飘零的人被捉弄的人。他告诉罗亭,他的农庄是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一个人可做主不随世事流转的定点地方,只要罗亭感觉累了、想休息了。这是个提前的老年邀请(“愿上天垂怜所有无家可归的人”),但可想而知这就是他们最后一面,船也一样不会停在这驿站这一个夜晚,罗亭更是个死亡会比年老先一步找到他的那种人,他切线般飞了出去,中弹死在法国革命的巴黎街垒,跪倒下去,像一袋马铃薯。

归还同学,归还命运,让那个一度浮现的点复归消失,让彼此躲回去那个更大而且不可捉摸的意志里面,然后就遗忘了,或至少用不着再想起。这是宽容最常用的善意诡计,把情感收回,连同所有的期待和要求,宽容的另一面其实是无情和遗忘,让原有的联系解除;这也是小说书写的技法,纳博科夫讲过他喜欢这样子结束一部小说,这个是非分明到极点的人终究还是会松开手的不是吗?——“我想我喜欢在书的结尾留给人一种感觉,书里的世界退到了远处,停在了远处某个地方,像画中画一样悬在远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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