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事實好像未必如是,像我自己(而且我有把握不只我),惟一留下的朋友是小學同學,或正確的說,小學附設幼兒園蝴蝶班開始、從五歲到今天的老同學,大學和初中一個不剩,高中最奇怪也最可惜,高中三年,我認識過最多我曾經喜歡、佩服、相信就是生命重大夥伴的同學,但就如同我喜歡的蘇格蘭老民歌《丹尼男孩》裏那轉折的兩句The summner’s gone, and all the roses falling,是啊,長夏逝去玫瑰凋零,很多挺美麗的東西並沒能好好活過某一個夏天,這些昔日少年我大致還曉得他們落腳人生何處,有成爲黑心但成功的爛律師,有移民加拿大,有空中飛人般任職跨國企業(每回空難事件我會不由自主找他們的名字),有安靜當個醫學權威,有瘋掉了,最多是躲進近在咫尺的各個大學裏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依我個人,包括直接經驗和旁觀,朋友其實極少失而復得,有點像刻舟求劍這個老成語,劍掉落水中,船持續前行,那個愚昧的人回不去也記不住掉劍當時的船身位置,復原不了那一刻比方說時辰、日影的斜度、岸上的建物地標乃至於遠處青山的準確樣子。

唐諾,本名謝材俊,1958年生,自稱爲“專業讀者”,數年如一日,定時定點到臺北的同一家咖啡館寫作,在圈內早已成傳奇故事,並被認爲是華語世界最受尊敬的寫作者之一。自寫作以來,他已經開發了好幾個領域,早期以NBA籃球文章廣爲人知,“唐諾風”的推理小說導讀也廣受讀者歡迎,《文字的故事》一書在出版同年就囊括了臺灣三大好書獎。《閱讀的故事》《世間的名字》則奠定了他“跑野馬”般的寫作風格。

近幾年,也許是未來茫茫如風,人想回頭抓住一些較爲明確的東西,當然,也可能是我們真的抵達退休沒事的年紀了,一種衰老的徵象。總之,我念過的高中和大學瘋着開同學會,規模宏大,打來家裏的電話數超過一百通,複式動員時間非常誇張的長達一整年,他們要聚會的不是我們那一個班那一個系,而是奉學校之名那一學年的所有人,很像《迷宮中的將軍》書中那一段——你錯覺這又是一次革命,但其實只是一場鬥雞而已。

我自己,對革命一向興致不大,大學那幾年花在學校的時間也不多,沒認得太多人,學校的名字也許響亮如昔日,但對我個人殊少意義(我忽然想起當時在學校裏高懸的勵志標語:“今日我以××爲榮,明日××以我爲榮。”顯然這兩件事都從未發生,也不會發生)。如果有好奇,我會考慮去一趟的是更早宜蘭市力行小學六年孝班的同學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這是最簡明的幾何道理,角度關係,愈接近生命原點的同學,其發散面愈大,我大致知道我的高中大學同學如今的樣態,但我難以想像我的小學同學(容貌?工作?人在哪裏?困擾什麼?),包括我們那位纔剛專科畢業、年輕大男孩之心未泯、一部分拿我們當平輩對待的級任導師,都七十歲了吧。

歲月忽其不淹兮,仔細想,還不止是機械性的幾何角度問題對吧——高中和大學是考進去的,通過社會性的遴選把人聚集在一起,如此社會分類的滲入,意味着某種特殊的期待,也就挾帶着某種特殊的限定;而彼時的小學則接近某種自然狀態,惟一的依據是我們都住在沿宜蘭河這一小截土地上(“北橋裏,長堤青,桃李滿園生,力行力行,前途永光明。”其中滿園桃李這句完全是隱喻不是真的,學校裏只有兩小排檳榔樹和一堆可以吸食蜜汁充當零食的扶桑花而已),而當時這些人之所以居住在這裏,最原初的社會理由早已湮沒(逃難?逃荒?殺人越貨?心懷遠志?……),毋寧已成爲命運鬼使神差的結果而不是人的選擇,也不像城市化之後的不同住宅區有着不同的社經地位暗示,才智愚庸高矮肥瘦齊聚一堂。

我家五個小孩全念這間小學,但境遇不一,隨當時某個老師的心血來潮而定。其中我二哥最誇張,小學六年編過六次班,每年重來,因此全年級每一個人都當過同學;我最風雨不動,整整六年就這五十個人晨昏到底(除了搬家轉學進來幾個出去幾個),最接近家庭,什麼事都在這固定的基礎上這封閉的範圍裏發生——因此,小學畢業典禮上大家動輒泣不成聲或強忍淚水(現在的小學畢業生還哭嗎?),不管這六年是品學兼優還是天天捱揍,其實在荒謬之下有其迫切理由,有確確實實的悲傷和恐懼。荒謬的是,初中和小學的學區大體上重疊,還不是同一批人同方向同時間的上學路徑哪裏都碰到;但世界果如預期的整個變了,總的來說比較像是離開原來的家庭,重新進入到另一個陌生的新家庭,一切都得重新摸索重新適應。大家有了不同的身份(從六年孝班到一年愛班)不同的教室以及一時難以也無暇跟外人言說的新生活細節的磨擦,以至於昔日老同學話變得少了也不便相互打擾;女同學尤其整塊消失,咫尺天涯的被隔離開來,在學校另一側另一幢樓(比較新比較漂亮乾淨那一幢)另一個神祕的世界裏,這是其中最富社會化暗示和催促的一環,告訴你不僅生活方式是全新的,而且性別差異不再只是你們打球她們跳房子、規定你們穿卡其褲她們穿黑長裙而已。彼時對性別較神經質的社會氣氛和教育體制,等於是搶先一步在真的青春期找到你之前、在人察覺到自己的身體和意識變化之前,先要你喫下分別善惡之樹的果子,好讓人提前心生羞慚彼此走避,童年在十二歲集體結束。多年之後,我在比方說狄更斯那樣大敘事、以一整個完整人生爲基本單位的小說裏,以及稍微在那些得追溯童年不幸、好把殺人凌虐和小時候被打屁股等號聯繫起來的典型犯罪小說裏,讀到那種孤兒院小孩各奔東西,被不同家庭領養此去吉凶未卜,我平淡無奇的生命經歷,惟一能夠借用以理解的情感基礎,便是小學畢業這一次。

大學和小學哪個比較容易交到或找到朋友呢?理論上好像大學的幾率高一些,畢竟,大學通過了層層篩選而且其中還有着你自身的設定(文學或者法律云云),大致上是你往後願意展開並存活其間的那一種特定世界,不像小學幾乎是純粹的生命偶然。但事實好像未必如是,像我自己(而且我有把握不只我),惟一留下的朋友是小學同學,或正確的說,小學附設幼兒園蝴蝶班開始、從五歲到今天的老同學,大學和初中一個不剩,高中最奇怪也最可惜,高中三年,我認識過最多我曾經喜歡、佩服、相信就是生命重大夥伴的同學,但就如同我喜歡的蘇格蘭老民歌《丹尼男孩》裏那轉折的兩句The summner’s gone, and all the roses falling,是啊,長夏逝去玫瑰凋零,很多挺美麗的東西並沒能好好活過某一個夏天,這些昔日少年我大致還曉得他們落腳人生何處,有成爲黑心但成功的爛律師,有移民加拿大,有空中飛人般任職跨國企業(每回空難事件我會不由自主找他們的名字),有安靜當個醫學權威,有瘋掉了,最多是躲進近在咫尺的各個大學裏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生命真的複雜得很,難能逆料,但放個幾年再看並非全然不可理解——如果我們是蘇格蘭人,我們的高中同學會一定會從唱《丹尼男孩》開始,但這首風笛吹起的歌更多是用在喪禮上頭。

絕對不是所有的同學都會自動轉化成朋友,事實上比例低得很。我們大致會說,朋友是“自找”的,裏頭有我們一己的意志、辨別和行動,而同學是命運使然,是某個奇特但毫不負責的力量安排的。因此,同學是已完成的,是某種不能也不必取消的身份,白紙黑字登錄在某個我們管不到的檔案裏;而朋友會隱沒會除名會得而復失,這個得與失往往一路呼應着我們既不斷被動響應又不斷主動抉擇的人生,乃至於被引用爲我們察知、省視、丈量並階段結算自己大河一樣流動不居生命的某個航標。和同學不同,朋友是我們對某個相識之人的“命名”,用以宣告並且確認某種特殊的關係,所謂朋友的得失也就不是此人的人身存在與消滅,而是這個關係的變化存廢,趙孟貴之趙孟賤之,我們能賦予它,也就可以回收它,其最核心處其實是自省、自我收拾整理,像照鏡子一般。這個鏡子別人也看得見,所以古人講看一個人的交友,可以窺見他的心性人格,這是真的。

因此,一如博爾赫斯指出的,朋友或者友誼,一直是詩的最重要主題之一,或說某個隱喻某個替代物,讓我們和世界的關係變化具體可威而且戲劇化;也反覆使用於日後的小說書寫,把變化得失轉換爲可敘述可讓他者也參與的故事。屠格涅夫的《羅亭》(原來)最後戲劇性的一幕便是這樣兩名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老友再相遇,同時,我們也不由自主感覺到彼時大俄羅斯某些事結束了,某些事又像日出般要發生了。當時是深夜,大雪紛飛,逆旅沒其他人的驛站,時間短得像做夢,人隨時會醒,“我們都聽天由命——”

青春這兩個字,最原先也是具體的,不是直指我們幽黯的腺體變化和第二性徵出現。青字是顏色,是那種植物剛剛出芽清新、乾淨、透光近乎透明的綠色,可能還一併包括背景清澄的藍天(生物學者告訴我們,較早的人生理上分不清綠色藍色,把它們看成是同一顏色的連續,是以青色是藍也是綠),春字當然就是四季之始的那個春天。因此,青春,青色如洗的春天,最早就是我們對剛到來春天的描繪,畫面開闊舒緩,後來才被借用不還。

依我個人,包括直接經驗和旁觀,朋友其實極少失而復得,有點像刻舟求劍這個老成語,劍掉落水中,船持續前行,那個愚昧的人回不去也記不住掉劍當時的船身位置,復原不了那一刻比方說時辰、日影的斜度、岸上的建物地標乃至於遠處青山的準確樣子。我不是說朋友之間欠缺寬容,事實上我完全相信也願意宣誓作證博爾赫斯所說友誼是最柔軟最吸納的,誤會擺一陣子會感覺很神經,仇恨放裏面也不難分解遺忘,但我們就是拉不住大河中持續前行的船。我以爲得而復失的朋友通常只是靜靜的遠逝,或者說靜靜的還原,還原成什麼?就像你久久接到一通電話,妻子好奇誰打來,你可能只淡淡的說是個老同學。是的,多年之前你從全班四五十人衆裏發現他找出他來,如今你好好歸還回去;如果他的原始來歷不是學校,你可能會含混的說是個老朋友。中文缺乏昨是今非的簡捷時態,但說是已結束、已取消的朋友又太誇張了,顯然也非事實,他並沒有消滅,就如同你的記憶只是不復並未消滅一般。孔子當年安置他那位在自己母親喪禮大唱流行歌的爛人朋友息壤大致就是這樣。

那個下大雪的俄羅斯夜晚,列日涅夫把他和羅亭的這場恩怨得失放回歷史以及命運,我們不過都是時間暴風裏頭飄零的人被捉弄的人。他告訴羅亭,他的農莊是個隨時可以回去的地方,一個人可做主不隨世事流轉的定點地方,只要羅亭感覺累了、想休息了。這是個提前的老年邀請(“願上天垂憐所有無家可歸的人”),但可想而知這就是他們最後一面,船也一樣不會停在這驛站這一個夜晚,羅亭更是個死亡會比年老先一步找到他的那種人,他切線般飛了出去,中彈死在法國革命的巴黎街壘,跪倒下去,像一袋馬鈴薯。

歸還同學,歸還命運,讓那個一度浮現的點復歸消失,讓彼此躲回去那個更大而且不可捉摸的意志裏面,然後就遺忘了,或至少用不着再想起。這是寬容最常用的善意詭計,把情感收回,連同所有的期待和要求,寬容的另一面其實是無情和遺忘,讓原有的聯繫解除;這也是小說書寫的技法,納博科夫講過他喜歡這樣子結束一部小說,這個是非分明到極點的人終究還是會鬆開手的不是嗎?——“我想我喜歡在書的結尾留給人一種感覺,書裏的世界退到了遠處,停在了遠處某個地方,像畫中畫一樣懸在遠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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