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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7日，陳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報》上，登了一則尋人啓事“叔安弟：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一敘。兄黃毅啓。（肖叔安是潘漢年在莫斯科與鄧文儀談判時用的化名，後來在抗戰中，潘漢年縱橫敵後，這也是常用的化名之一）見面後，才知道黃毅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中統領導級人物，也就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張衝的化名（對，就是那個製造了著名的“伍豪事件”的張衝，後來相逢一笑泯恩仇，與周恩來成爲好友的張衝）。

周恩來（左）張衝（右）

有了張衝這張護身符，潘漢年平安到達南京。可是當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得知潘漢年尚未和陝北朱、毛，周見面，沒有中共高層的意見後，便不肯親自出面，只是派了鐵道部次長曾養甫來和潘漢年談，要潘先回陝北，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談判條件帶來南京，然後再和二陳進行正式談判，並給了潘漢年特別通行證。

曾養甫

1936年8月1日，潘漢年持着這張特別通行證，乘火車到達西安。

1936年8月7日，終於到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的保安。他向張聞天彙報了在莫斯科的情況，談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對張聞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代的任務。特別是着重彙報了他和鄧文儀、張衝、曾養甫談判的情況。

1936年，在陝北保安，毛澤東對紅軍戰士們講話

潘漢年沒有計算的是，就在他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時間裏，中共中央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特別是他比張浩晚到九個 月，由於沒有儘快帶回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密電碼，實際已經執掌中共最高權力的毛對他已經不是很滿意。

基於此，對潘漢年的回來，毛、周都表現得比較一般，同樣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派回的聯絡員，與張浩回到陝北時的熱烈歡迎相比，有天壤之別。毛和周都沒有馬上接見他，只讓先他住到中央黨校宿舍，撥出一個窯洞，讓他晝夜不停地把新編密電碼寫出來，交給鄧穎超。

1936年8月10日，張聞天召集政治局會議，討論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有關問題，博古也從瓦窯堡前來參加會議。會議開了三天，專門討論“國共合作抗日”問題。因爲當時除了國民黨駐莫斯科使館武官鄧文儀溝通了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聯繫，打開了潘漢年、張衝、陳立夫這條談判渠道外，其實還有另外三條渠道，也正在進行國共談判的聯絡。

紅色牧師董健吾

一條是由宋子文出面，通過宋慶齡的介紹，派老特科成員董健吾牧師來陝北，帶來了國民黨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並帶回去了中共中央的覆信；

後排左一爲諶小岑

第二條還是在陳立夫主持下，由曾養甫出面，委託諶小岑（當年周在覺悟社的老戰友，曾加入中共，後脫黨）通過翦伯贊、呂振羽的關係，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並由周小舟和曾養甫進行了初步的談判；

周小舟

第三條是諶小岑還通過左恭的關係和中共上海隱蔽組織取得聯繫，由張子華往返於陝北和南京之間，幾次轉達了國共兩黨有關談判合作的意見。

因此，政治局會議上，對這四條渠道作了對比分析。博古提出的意見，是認爲還是潘漢年這條渠道層次高些，應爭取和陳果夫、陳立夫直接面談。

周也認爲，國民黨駐蘇大使館出面聯絡的這條渠道比較正式，而且王明是讓潘漢年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的官方身份，去同國民黨政府的駐蘇武官鄧文儀談判的，後又因同國民黨組織部的張衝、鐵道部的曾養甫接觸 ， 並與陳果夫也有了間接接觸，所以這條渠道比較現實。

陳果夫

毛同意這條渠道是好一些，但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慮，即去談判的人選要慎重考慮。

張聞天作爲當時已經被共產國際肯定的中共最高負責人，在會上，暫時強調了現在陳果夫要的是中共的條件，應該重點放在研究條件上，人選問題放到最後研究。

第一天休會後，毛對周有這樣的顧慮話語，“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麼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裏九個月，不積極返回中央，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後再去辦別的事，卻先去辦‘國共和談’，讓我們在這裏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漢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

周爲此和博古徵求談判人選意見，博古說：“我是重纔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在第三天的會上，周表態“人選還是潘漢年比較合適。理由是在中央蘇區時，幾次談判，潘漢年都談得很成功，何況這次談判是他開的頭，談得也很好，已經有了初步眉目，我們再換人，對談判本身不利”

權衡利弊後，毛最後也同意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