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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7日，陈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后来在抗战中，潘汉年纵横敌后，这也是常用的化名之一）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统领导级人物，也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对，就是那个制造了著名的“伍豪事件”的张冲，后来相逢一笑泯恩仇，与周恩来成为好友的张冲）。

周恩来（左）张冲（右）

有了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毛，周见面，没有中共高层的意见后，便不肯亲自出面，只是派了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曾养甫

1936年8月1日，潘汉年持着这张特别通行证，乘火车到达西安。

1936年8月7日，终于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代的任务。特别是着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1936年，在陕北保安，毛泽东对红军战士们讲话

潘汉年没有计算的是，就在他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他比张浩晚到九个 月，由于没有尽快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实际已经执掌中共最高权力的毛对他已经不是很满意。

基于此，对潘汉年的回来，毛、周都表现得比较一般，同样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派回的联络员，与张浩回到陕北时的热烈欢迎相比，有天壤之别。毛和周都没有马上接见他，只让先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个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

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因为当时除了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沟通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打开了潘汉年、张冲、陈立夫这条谈判渠道外，其实还有另外三条渠道，也正在进行国共谈判的联络。

红色牧师董健吾

一条是由宋子文出面，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派老特科成员董健吾牧师来陕北，带来了国民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并带回去了中共中央的复信；

后排左一为谌小岑

第二条还是在陈立夫主持下，由曾养甫出面，委托谌小岑（当年周在觉悟社的老战友，曾加入中共，后脱党）通过翦伯赞、吕振羽的关系，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并由周小舟和曾养甫进行了初步的谈判；

周小舟

第三条是谌小岑还通过左恭的关系和中共上海隐蔽组织取得联系，由张子华往返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几次转达了国共两党有关谈判合作的意见。

因此，政治局会议上，对这四条渠道作了对比分析。博古提出的意见，是认为还是潘汉年这条渠道层次高些，应争取和陈果夫、陈立夫直接面谈。

周也认为，国民党驻苏大使馆出面联络的这条渠道比较正式，而且王明是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官方身份，去同国民党政府的驻苏武官邓文仪谈判的，后又因同国民党组织部的张冲、铁道部的曾养甫接触 ， 并与陈果夫也有了间接接触，所以这条渠道比较现实。

陈果夫

毛同意这条渠道是好一些，但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即去谈判的人选要慎重考虑。

张闻天作为当时已经被共产国际肯定的中共最高负责人，在会上，暂时强调了现在陈果夫要的是中共的条件，应该重点放在研究条件上，人选问题放到最后研究。

第一天休会后，毛对周有这样的顾虑话语，“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中央，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周为此和博古征求谈判人选意见，博古说：“我是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在第三天的会上，周表态“人选还是潘汉年比较合适。理由是在中央苏区时，几次谈判，潘汉年都谈得很成功，何况这次谈判是他开的头，谈得也很好，已经有了初步眉目，我们再换人，对谈判本身不利”

权衡利弊后，毛最后也同意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