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大的大丈嶺》裏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曾經，勾起了太多人埋在心底那一抹沉甸甸的記憶和回憶，快樂，美好，苦澀，如同一路走來的足跡，像一個個深深淺淺的腳窩……

大丈嶺，厚重！

我想起了張本萬。

因爲地方口音，不少人喊、名氣比公社書記都大的“張百萬”。

在丈嶺，這曾是一個符號，是一道流動的風景，也是一個迷和故事；在丈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公社書記是誰，但一定知道張本萬……

移民澳洲的劉女士說她曾是下鄉丈嶺的青島知青，給我留言說：看《我大大的大丈嶺》，讓她流淚，懷念曾經待過的地方，懷念那段日子，懷念東龍灣大隊的民兵連長（後數年任支部書記）王維忠，聽說，好多當年一起下鄉的夥伴曾相約數次回過村子，不知現在老人身體可好？

又要過年了。適逢因故提前回家給爹孃上墳，也是受人之託，想起遠在他鄉有着濃重家鄉情結的同學王海也曾與我說，他想知道一直感覺是迷的張本萬。

於是，也是順路，我來到了生了、養了、也是送了張本萬的丈嶺街村。

記憶中的丈嶺街很大，爲了便於管理，曾經劃分爲東南西北四個村，也一直是丈嶺公社、丈嶺鄉、丈嶺鎮的先進村、模範村。

聽說，我要了解張本萬，這位已經74歲叫於水雲的老人立馬推出自家的三輪車要送記者去找該找的人，說：丈嶺街太大！

於水雲的老人

於是，我很快見到了張本萬沒出五服的孫子張始春，也瞭解、知道了謎一樣的張本萬。

張始春、張玉娟夫婦

張本萬，生年不詳，1998年11月6日病故在離村不遠的一個瓜棚內。

於水雲和張始春說，推算着本萬活了有80多歲，屬於長壽。

張始春介紹，張本萬是弟兄倆，弟弟叫張本堅。他記事時，兄弟倆還有三間西屋，後來，主要是因爲生活困難，肚子喫不飽，哥哥張本萬偷着爬火車，闖關東了；弟弟當了兵，是解放軍。

張本萬闖關東去的地方是長春。一好心人因了他是關內過來的、是山東人，實在、好交又有些靈氣，就收留了他當徒弟跟着學理髮，而且沒用多久，技術就趕上了師傅。因爲有了收入，生活有了着落，師傅又幫他找了媳婦成了家，還是個挺好的女人，並很快有了一兒一女兩個孩子。也是爲了更好地養家餬口，後來張本萬又學着做皮鞋，成了遠近聞名的鞋匠。但因爲是那麼個時候，工廠做的鞋賣不了，工資少並且經常不按時發，加上家裏人口多，經常揭不開鍋，夫妻倆不時地就吵、鬧，最後，媳婦領着孩子走了人；

張本萬的精神也因此徹底崩潰，時好時壞，最終，一無所有的他還是爬火車，又回到了他的丈嶺街。

其時，就是在哥哥闖東北這段時間，弟弟張本堅在部隊發展的很好，成爲了級別挺高的幹部，後來轉業到了南京公安系統，媳婦就是丈嶺街大隊的婦女主任。但文革開始後被說成是美蔣特務受到衝擊，連媳婦也受到調查和牽連，張本堅出獄後，夫妻倆回到妻的孃家生活，再無音信；

此時，兄弟倆的三間西屋已經垮塌，回到家的張本萬將房子的木料買了錢。因爲沒有地方住，就住莊裏的碾屋；後來碾屋扒了，住小廟；再後來，破四舊，小廟也扒了，就去生產隊爲看果園蓋的瓜屋子……

生養了他的村莊沒有嫌棄自己的孩子。大隊將精神時好時壞的他做爲五保戶來對待：一年500斤麥子，1000斤棉花柴，一牀被，衣服夏有單、冬有棉，還有少量的零花錢；張始春說，這就是社會好，要趕以前，這麼一個人早就完了。

張本萬在村裏輩分高，論起來張始春要叫他爺爺。爺爺的精神病，是間歇性的，有時候也好。有一次他就很認真的和自己說：我們是一個爺爺！但壞起來，就會罵人。因爲沒有家，東西沒地方放，放在瓜屋子又怕給人拿了去，就把大隊裏給做的被子披在身上，這邊挎個要飯盛乾糧的筐子，那邊脖子上吊個誰也不知道里面裝了什麼的大口袋，有時手中還拿根棍子，走着罵，有時不走了站在那裏還罵，罵着永遠不知道是在罵誰、誰也聽不懂在罵什麼的話……

張本萬個子挺高，加上可能永遠不洗澡的緣故，皮膚是那種油亮的黑。高高大大、露着肚皮、手裏拖根棍子，就這麼一個形象如果不瞭解，看上去也挺嚇人的，以至於在丈嶺這一帶大人嚇唬不聽話的孩子總會這樣說：還哭，張本萬來了；不聽話，叫張本萬來！

其實，更多的人知道，張本萬不壞。他有理髮的手藝，不發病好的時候，冬天在一些朝陽的門前，夏天就在一些樹底下，從大兜子裏摸出手推子，也給人理髮，換口飯喫。當然，理髮的時候，得人多，讓他理髮的不是膽大的，就是少了心眼的；

應當說，張百萬在丈嶺站包括周圍村，是闖了個好名的，從來不偷不摸。他是走到哪，要飯要到哪。到了莊裏，如果敲敲門，門沒有上鎖，他也會把門開開，進去，看實在沒人，會趕緊出來，把門帶上。再一個，在丈嶺街、西莊等村，張氏家族很大，張本萬輩分高，往往，多數人家一看老頭子來了，張本萬來了，不用開口，都會主動的趕緊把家裏好喫的給他些。

張始春說，前些年，日子緊吧生活困難，難看見個胖人，唯獨他胖的那個樣，是喫上沒有難爲着。

這位姓範的老闆，早些時候來站上開了飯店，經營羊肉湯和狗不理包子。他說，生意當時挺好，張本萬也經常來。他來總是就兩樣：五毛錢二兩的酒一壺，加幾個包子，從沒有欠一分錢。

開飯店的老闆

張始春說，大隊每年給予的五保待遇，不管是麥子還是棉花柴，往往不等發下來，他早就找好了人家，賣了。有一年，他把錢放到瓜屋子的衣服裏，給人偷了去。第二年，他就把錢放到張始春這裏，結果今天把錢剛拿過來，明天就來要，不放心；

張始春說，一到了過年，我和老婆子也跟真忙活：他把要來的東西都放在我這裏，我得給他分開，這邊是餃子，那邊是包子，還有不少年糕；先喫餃子，後喫包子，最後喫夠了，喫壞了，就送到人家餵豬的那裏去，要些錢。

張始春說，過年，他也沒有地方去，也從不在我這裏。但年三十的上午，他一定會來我家，看我掛起來的家堂軸子，不知道識字不識字，能不能看懂，上面有他爹和她孃的名，瞅半天，一句話也沒有，然後就走了……

鄉親們說起張本萬，像是說起自己的哥哥、弟弟，一切像是還在昨天。

1998年11月6日，那年特別特別的冷，一大早，有人發現他死在瓜屋子。

村裏很重視，作了安排：買了一牀毛毯，將他包了；還扯了一些布，準備讓他在河西單山的親侄子來穿白送葬，但大隊派了車去沒接着人。一看那個情況，時任西南村支部副書記的張始春當即把孝衣穿上，爲還沒有出五服的爺爺摔了盆……

這是張本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