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简介：

　　长寿区，隶属重庆市，地处重庆腹心。古属巴国枳邑，原名乐温县。因县民多高寿，于公元1363年改置长寿县。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2002年重庆市长寿区成立。长寿区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褶皱低山丘陵区。长江水道穿流南部，又因长江以北三山围抱，而将区境北部地区切割为“三山两槽”地貌。水路交错，山川相缪。

　　1930年2月，我的祖父出生在四川省涪陵县城关镇。祖父家在涪陵县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商贾之家，有个不小的宅子，曾祖母是书香门第裹了小脚的大小姐。祖父在兄弟里行二，出生时家中虽不及以前兴旺但家底还在，从小有奶妈带着，家里请着长工短工，兄弟几人还跟着先生学书法。祖父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

　　曾祖母

　　不同于祖父，外祖父家中仅有几亩薄田。他比祖父小几岁，1936年5月出生在四川省崇州市怀远乡下。曾外祖父起先是农民，后来做了风水先生，与人算风水贴补家用。外祖父兄弟四人，就他生得最瘦弱，曾外祖父便把他抱到亲戚家养着，直到上了小学才回来。

　　这是祖父和外祖父各自的出生和童年。

　　祖父

　　外祖父

　　1946年秋天，曾祖父的一船货物要运往下游贩卖，这船货物曾祖父投上了大部分身家，只等着脱了手赚上一笔。不曾想，途经三峡夜里却翻了船，一船货物沉入江底。曾祖父气急攻心一病不起，年底便去了。祖父的长兄那时不过18岁，且远在成都求学，家中兄弟俱是年幼，又失了本钱，撑不起家业，从此家道中落。第二年，17岁的祖父失学回家。

　　祖父放弃学业时，外祖父考上了怀远镇上唯一的中学。家中四兄弟唯有外祖父考上初中，虽经济捉襟见肘，几个兄弟都只是读完小学识得几个字，但因外祖父一定要读书，曾外祖父硬是借钱凑钱让他去镇上读完了初中。初中三年，外祖父期末考试多是年级第一，也挣了些助学金给家里减少了一点负担。

　　1949年下半年，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处于最后胶着阶段，西南腹地消息闭塞。涪陵当时依然属于国统区，这年8月经人介绍，祖父加入了国民党交警部队（解放后称“伪交警部队”），任职少尉司书，12月随军前往成都。

　　1950年共产党解放西南地区，这支部队响应共产党号召在成都起义。起义前夕，部队召集全体开会，表示不想跟着起义的人可以领了补贴回家，愿意留下的人明日便一起起义。祖父选择了离开，拿着补贴连夜回了涪陵。

　　我与父亲从未听祖父谈论过当年的选择，他总是守口如瓶。后来听大姑说，他那样做只不过是不想再打仗，对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心生厌恶。但我终究没有机会听他亲口一说。

　　这边祖父作出人生的重大选择，那边外祖父正在经历自己打出生以来最为自豪的时刻。

　　1950年成都解放，外祖父因为成绩优异成为当时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的学生，学校派他四处代表少先队和共青团在大会上发言。对一个14岁的农村少年而言，这是永远的骄傲与荣光。即使结婚后，每当与外祖母提起这一段，外祖父都是神采飞扬的。

　　然而，所不能预料的是，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事将给他后来的壮年生活带去重重一击。1950年秋天，外祖父的大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冬天的朝鲜万里冰封，寒冷透骨，大外祖父所在的小队与连队走散，在漫天风雪里不知何去何从，就在快要冻死的时候被美军发现，做了俘虏。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大外祖父在选择去美国、台湾或回中国大陆时虽坚定选择了返回大陆，但俘虏经历在随后的岁月里仍然给他和他的几个兄弟带来了不可言喻的痛苦，于外祖父尤甚。

　　外祖父俄专毕业照

　　1953年，外祖父考入“西南俄专”（“四川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前身）来到重庆， 1957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由于在大学期间就加入共产党，素来把自己看做是“先进份子”，外祖父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但事后证明并不适合自己的选择：进入工厂做俄语翻译。

　　然而入厂不到两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迅速撤走，厂里把外祖父调进宣传部教育科，做代科长。因大外祖父在朝鲜战场上做过俘虏，外祖父这个科长一“代”就是6年。直到1965年底终于盼到要提做正科长，不久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诸多期望皆化泡影。

　　外祖父与苏联专家

　　凑巧，外祖父所在的重庆市长寿化工厂，也正是祖父后来的工作单位。祖父当年离开国民党部队回到涪陵后，进入当地百货公司，1953年调到长寿化工厂，随后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并选任长寿化工厂科室工会副主席兼行政科分会主席。

　　因出身富商家庭年少时过过“大少爷生活”，后来又在“国民党伪交警部队”任职这两条大罪，1966年，祖父被指为“反革命”，要求写“认罪书”。

　　大姑回忆，夜里一盏孤灯，祖父坐在书桌前，拿着纸笔兀自长吁短叹：“要我认罪！我有啥子好认的？我不晓得啷个写！”他反反复复叹这一句，边叹边咳。

　　那时候他的肺已经不好，越咳越厉害。枯耗一夜后，第二日又苍白着脸跟随来监督的人去往批斗大会现场。大姑说，他走出去的样子是没有灵魂的。后来的许多个夜里，这样的认罪书又被反反复复的“写”，只是，祖父那样的人，天生一把硬骨头，没有的事断然不会编，举报别人的话更是一句也不会说。

　　我无法窥探祖父的内心，但从他后来一些零星的言辞里，我知道，在那个众生皆疯魔癫狂的年代，他的心是“醒”着的。

　　当祖父枯坐在灯下一夜一夜熬着那些荒诞的句子，外祖父作为一个积极拥护共产党政策并努力改正自身“错误”的“臭老九”，正在“川江工厂”外面的花岗岩壁上打着防空洞。

　　1966年，一张大字报把学俄语出身的外祖父打成“苏修特务”，他失去了教育科代科长的职务，被派到厂里的技校做教员。当时的学生早已无心读书，教员们百无聊赖，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打牌。外祖父不愿和他们一样，他喜欢像蜡烛一样把自己本就羸弱的文人身子燃得“噼啪”响。

　　当地号召没有工作的妇女去打防空洞，外祖父作为一个积极分子每天自觉自愿加入“打洞”。“拉都拉不住！摁是属鼠的（我外祖父属鼠）！一天到黑和一群家属‘老儿潘儿’（婆娘）打洞，那都是没得工作的女人干的事！”我外祖母提起这一段时光犹自气愤难平。

　　文革结束后，祖父调到了厂里的下属单位继续做劳资工作，负责解决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给人安排工作难免有些想送礼走后门的，祖父一概不收，一概不允。

　　调配工作时，往往看谁家困难就优先安排谁的家属。祖父的亲妹妹，我的八姑奶奶因此只得了一个拉板车的活儿。因为他调配公正、从不徇私，日子久了，就是一些刁钻的家属区妇女也暗地里夸奖他是个难得正直的好人。

　　祖父的房间

　　祖父得到称赞，外祖父却因一场子弟校教育改革被一众家属堵在接待室门口，骂得上天入地。这时外祖父已是长寿县电视大学（进修大学）的副校长兼厂子弟校校长，上面下达政策要求初中到高中实行不考试全面升学。

　　外祖父觉得这样不好，对读书勤奋的孩子不公平，也容易导致学生不思进取。于是在原定的两个高中班里去掉了一个，升学考试依然如期举行。

　　当时外祖母正从北京出差回来，在江北机场下了飞机坐船回到长寿县，下船就看见一位邻居在码头上等她，上前扯了外租母便道：“庭英、庭英，快点走！你们家老马给抬到医院切了！”外祖母吓得三魂去了七魄，拔腿就往医院跑。原来外祖父被家属们骂得气出病来，被送进了医院。

　　那一年正好是我母亲初中毕业升高中，她成绩不好，考试的话自然也考不上，所以外祖父去掉一个高中班就意味着也去掉了我母亲的升学机会。外祖父后来辞退校长职务，一心在电视大学当老师，给进修党员讲授政治经济学，直到退休。

　　从我记事起，祖父和外祖父就没有同桌吃过一顿年夜饭。我不解的问过父亲，像祖父和外祖父这样都是正直的读书人，即使出身不同，但年龄相仿，又在同一个厂子上班，经历同样的历史，后来更是成了亲家，为什么彼此不能成为有话可聊的朋友呢？父亲哈哈大笑，说两家以前也一起过年的，但最后都要不欢而散。

　　祖父平日虽沉默寡言，席间喝了酒就会一个劲对外祖父念叨文革期间所受不公。外祖父对共产党的感情深入骨髓，边低头吃饭，边憋了一肚子气，回家后要怄上好几天。以后两人便相互都避而不见。

　　外祖父过世前一周，我见到他最后一面，忍不住问他，对过去没有埋怨过吗？答案是，“没有”。这回答确乎是矢志不渝了。

　　长寿县景

　　（制图：王迪）

　　（返乡导师曾英，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我是胥萸, 字无恙，毕业于山东大学（威海）新闻学，以色列海法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在读。1993年生于重庆市长寿区，自幼长于长江边，江河湖山难忘。喜爱绘画和摄影，对文学情有独钟。

　　文 | 胥 萸 出品｜头号地标

　　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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