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充满着反日情绪的五四运动，日本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5月21日，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向中国外交部提交照会，内容主要是指责中国社会的反日言论，并再三要求中国实行言论管制：“对此荒唐无稽无政府主义之主张与阻害友邦邦交、挑拨两国国民恶感之言动，不加何等之取缔，是本公使之甚所遗憾者也。”

6月16日，日本外务省向美国驻日使馆表示强烈不满——日本政府与新闻界普遍认为，是美国特务在煽动中国学生反日，“利用这场运动以扩大他们的市场”。它们还将“五四事件”归因于中国政治家们野心的冲突，归因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用美国驻日大使莫里斯的话来说，归因于“除日本侵略外的一切”。（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这种指控源自中国传来的谣言。正如后来杜威一再强调的，这种指控毫无根据，“这样一场浩瀚的运动绝非几个外国侨民或外交人员所煽动的”。但日本显然“愿意”相信这场运动与它在一战之后的主要假想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日本也发动了对五四运动表同情态度的众多媒体的舆论战，承担这一任务的，便是鲁迅评为“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说话”的《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的中文机关报，自然“诸事为日本说话”（周作人），它对五月四日事件的定性是“骚乱”，并且连日刊登新闻或评论，攻击学生运动后的“暗幕”：“此次学生藉争青岛问题演出是等风潮，其内幕为野心政客及亲某派所怂恿，并闻此派阴谋家非但利用青年学子以困政府，且有勾连军队及劝诱商人罢市为学生之后援。”代表日本政府及主流舆论观点的《顺天时报》，在构建自己的一套“五四叙事”，其基调是将学生运动与国际利益争夺、国内政治争斗相勾连，将运动的动机阴谋化。

《顺天时报》的假想敌之一，便是有美国背景的《益世报》。5月23日，《益世报》因发表山东第五师支持学运的集体通电，被京师警察厅查封。《顺天时报》对此几乎是拍手称快，于6月4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作者自称“五四”之后，曾两度投书《益世报》，主要和平化解，“均被弃之不载，而激昂之件无日不登，并加沉痛评赞，想该报之宗旨，专采挑衅者为有价值耶？抑以稳当者为媚外耶？”

《益世报》

自然少不了攻击美国人“收买学生”。6月7日报道《学生有发财者》：“昨日有北京某大学预科学生某甲年十六岁持现洋二百元示人，询其钱何由而来，则答云系系某国公使馆所给，有分得五十元者，有分得百元及数百元不等云云。”

攻击之外，还有大量的自我辩护。6月1日，《顺天时报》刊登于头版的“论说”题为《留东学生与日本人》，称“中国学生在东京留学受许多之利益，乃留学生反有排斥日本之风气，可谓极不自然之现象，此果何故耶？”把留学生回国发起的反日运动归因为“彼等对于东京生活之不满足”，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日子过得不好，就怨恨日本。

《顺天时报》根本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有任何非分之想。6月10日，《顺天时报》刊出《日人论调二种》，声称关于山东问题，日本国民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曰山东问题宜全行抛弃日本之主张，望专管居留地固无其必要，即铁道矿山之权利，亦无须获得。”另一种则主张“条约上之权利固不可不保持之，然中国人既扶持疑念，则声明交还之外，于交还之时仍不可提出不当之条件”。“编者按语”强调“此等议论实与日本政府所执方针一致，且为日人多数之意见，即可视为日本之舆论也”。

《顺天时报》也不承认以它为代表的日本报纸对中国有何敌意：“中国人先怀成见，对于日人所有之言论，均以为欺罔中国，祸害中国，诚为大不可也。”面对中国舆论界的猜忌与反感，它强调报纸作为言论机构的公共性：“须知执笔于日本第一流之新闻者，在思想界多为先觉之士，莫不有指导国人思想之抱负，故关于对华关系之持论，多为进步的，较诸一种记者徒以离间他国之国交，或紊乱他国之秩序为目的者，实不可等量齐观也。”日本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