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花之争

摘要：其宜为国花者四也。”（《中国宜以菊为国花议》，《申报》1925年10月10日）。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世园会）已经开园一段时间了，其亦俗亦雅的特点吸引了大量观众。花卉比赛、植物馆成为最热的“打卡地”之一。这不由得让很多人想起了中国近代评选国花的历史。中国花文化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墨客更是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而我们赏花、颂花，表达的不仅是对花的欣赏和喜爱，更是对花所蕴含的人格寓意、精神图腾的赞美。

▲被人们大为推崇的梅花。（施广德/摄）

稻花曾被视为国花

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有“世界园林之母”之称。我国又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着灿烂辉煌的文明，因而历史上广受民众喜爱的花卉就特别丰富。今人有“十大传统名花”之说，分别为：梅花、牡丹、菊花、兰花、月季、杜鹃花、山茶花、荷花、桂花、中国水仙。

那么，何谓国花呢？早在1920年就有人根据花的种类及人的好厌，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有足代表一国之习俗所公尚者，是即所谓国花也。”1934年又有论者下了类似的定义：“国花者，即指定某一种之花卉，以此而代表国家、社会及国民一切之谓也。”概而言之，也即是说国花必须能够成为本国的象征。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花，且多选定本国独有或盛产之花：日本盛产樱花，以樱花为国花；自称为“太阳的子孙”的秘鲁，以遍布本国的太阳花（即向日葵）为国花；英国以本国花种最多的蔷薇为国花，以寓“和平与友爱”；法国以百合花（也称鸢尾花）为国花，以象征民族纯洁、庄严和光明磊落；“橄榄之邦”的希腊以橄榄为国花，象征和平和智慧；等等。

辛亥革命前，中国还没有法定的国花，相传唐代曾以牡丹为国花。最早以现代眼光谈论国花是1912年《少年》刊物上的无名氏时事杂谈《民国花》一文，就当时北洋政府以“嘉禾”（好的禾谷）作勋章（通称嘉禾章）、货币图案一事发表感想，认为嘉禾包含平等和重农的进步思想，“从此，秋来的稻花，可称为民国国花了”。这是将“国花”视作民族国家象征的第一例，可见当时也有嘉禾为我国国花一说。

国花之争

著名南社诗人、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胡怀琛（寄尘）主张以菊花为国花，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神州地大物博，卉木甚蕃，岂独无一花足当此选，窃谓菊花庶乎可也。菊开于晚秋，自甘淡泊，不慕荣华，足征中国文明之特色，其宜为国花者一也；有劲节傲霜耐冷，不屈不挠，足征中国人民之品性，其宜为国花者二也；以黄为正色，足征黄种及黄帝子孙，其宜为国花者三也；盛于重阳……其宜为国花者四也。夫牡丹富贵，始于李唐，莲花超脱，源于天竺，然于国花无与，国花之选，舍菊其谁？爰为斯议，以俟国人公决。”（《中国宜以菊为国花议》，《申报》1925年10月10日）

1928年，随着国际交往频繁，选择国花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些文人雅士闻讯，纷纷撰文于报刊，积极参与其中：有建议兰花、有建议牡丹、有建议稻花、有建议莲花、有建议梅花，等等。其中主张以梅花为国花者居多。而“教育部赞成内政部定梅花为国花之提议，并拟用三朵连枝，以象征三民，而以五瓣象征五权”。（《申报》1928年11月28日）

消息传开，人们纷纷响应。当时正值《申报》创刊50周年，拟发行2万号纪念特刊，并征求报徽。有人建议：“政府之所以取梅花为国花者，以梅花既是庄严灿烂，又为五瓣花瓣，所以表现吾国庄严灿烂国家”，而“《申报》既为吾国最先发行之报纸”，可以“国花为报徽，而花瓣中央，加一篆文‘申’字”；“则花由蕊发，故花必有蕊，篆文‘申’字，正如花蕊”。（觉迷：《〈申报〉报徽可用国花说》，《申报》1928年12月24日）

梅花被大为推崇

1929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93次会议，讨论中央宣传部报告审查选定国花案。最终，梅花被选为国花。

3月21日下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南京炮标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讨论事项第一案就是选定国花案。因宣传部原呈内有“在梅花、菊花、牡丹三种中，可择一为国花之选”之说，出席会议的代表针对三种名花争论不休。

此前不久，以李宗仁为首的武汉政治分会撤换亲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8师师长鲁涤平之职，任命何键为省政府主席，并派桂系的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讨伐鲁涤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蒋、桂之争的“湘案”。“湘案”给这次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冲乱了会议原定的议事日程，“国花案”未获通过，以“不必规定”函复中央执行委员会。

尽管时局动荡不安，但有识之士对国花的评选还是十分关注的，不少人在报刊撰文各抒己见。其中主张以梅花为国花者占大多数。尽管梅花未能正式公布为国花，但国民政府明令可用作各种徽饰，以后中央银行以梅花为国币图案，邮政局大量印制梅花邮票，连军服帽徽及军阶也采用梅花，许多建筑物和公共场所也常常可见梅花徽饰。这样，在当时的国人心目中，梅花自然成了公认的国花。

1931年8月，当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200周年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伍大光，曾“上条陈于国民政府”称：梅花“虽无国花之名，而已有国花之实”，他建议“遴选梅花佳种一万本，贻赠美国政府，请以其5000本遍植于华瓦纪念公路（由华盛顿至瓦农山之新公路）两旁；以5000本分植于石濠、普陀麦两公园，则不出数年，梅树成林，蔚然深秀，当夫春日融和，风光明媚，梅花似锦，士女如云，固足点缀名胜，以壮游观，抑亦于中美邦交无形裨益不浅矣”。（《申报》1931年8月18日）

牡丹为何落选

在当时，选牡丹为国花的呼声仅次于梅花，因为牡丹亦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但由于时代特点，以及牡丹的一些特性导致了其落选。

其实，在民国时期的最初10年时间，人们多承明清京师国花堂、国华台之说，主张或直认牡丹为国花。1914年，著名教育家侯鸿鉴应钱承驹之约编写“国花”一课教材，认为民国国花应为牡丹，我国5000年虽“无国花之称”，但花王牡丹备受尊崇，“牡丹富贵庄严之态度，最适于吾东亚泱泱大国之气象，尊之为国花，谁曰不宜”。他希望通过国花课程的教授，“以见国花之可贵，使由爱物而知爱国”。1920年，《申报》发表黛柳《我中华民国之国花（宜以牡丹）》一文，举世界国花的8种情形，认为牡丹为“我华之特产”“吾华所特艺”“花之至美者”“吾国性所寄，吾国民所同好”“以言国花，则无宁牡丹”。同时报载有谈论牡丹牌牛奶广告者，称“牡丹尤为中国之国花，用之以称牛奶，当得中国人之欢迎” 。而牡丹为国花之说则一直贯穿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即便“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文化风气大变，此说仍多认同赞成者。比如1924年《半月》杂志之《各国花王》、《东方杂志》之《各国之国花》两短文，都称我国国花为牡丹。1925年鲁迅《论“他妈的”》也提到牡丹为“国花”的说法。1926年《小朋友》杂志第215期伯攸《国花》一文认为我国国花只有菊、稻（即嘉禾）、牡丹三种最有资格，但菊花是日本皇室标志，稻花观赏性不够，所以仍以牡丹最宜为国花。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国花时至今日仍无定论。（来源|《读者报》作者|刘作忠程杰李伊波解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