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國花之爭

摘要：其宜爲國花者四也。”（《中國宜以菊爲國花議》，《申報》1925年10月10日）。

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世園會）已經開園一段時間了，其亦俗亦雅的特點吸引了大量觀衆。花卉比賽、植物館成爲最熱的“打卡地”之一。這不由得讓很多人想起了中國近代評選國花的歷史。中國花文化源遠流長，歷代文人墨客更是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而我們賞花、頌花，表達的不僅是對花的欣賞和喜愛，更是對花所蘊含的人格寓意、精神圖騰的讚美。

▲被人們大爲推崇的梅花。（施廣德/攝）

稻花曾被視爲國花

我國地大物博，植物資源極爲豐富，有“世界園林之母”之稱。我國又有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有着燦爛輝煌的文明，因而歷史上廣受民衆喜愛的花卉就特別豐富。今人有“十大傳統名花”之說，分別爲：梅花、牡丹、菊花、蘭花、月季、杜鵑花、山茶花、荷花、桂花、中國水仙。

那麼，何謂國花呢？早在1920年就有人根據花的種類及人的好厭，做出了這樣的定義：“有足代表一國之習俗所公尚者，是即所謂國花也。”1934年又有論者下了類似的定義：“國花者，即指定某一種之花卉，以此而代表國家、社會及國民一切之謂也。”概而言之，也即是說國花必須能夠成爲本國的象徵。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自己的國花，且多選定本國獨有或盛產之花：日本盛產櫻花，以櫻花爲國花；自稱爲“太陽的子孫”的祕魯，以遍佈本國的太陽花（即向日葵）爲國花；英國以本國花種最多的薔薇爲國花，以寓“和平與友愛”；法國以百合花（也稱鳶尾花）爲國花，以象徵民族純潔、莊嚴和光明磊落；“橄欖之邦”的希臘以橄欖爲國花，象徵和平和智慧；等等。

辛亥革命前，中國還沒有法定的國花，相傳唐代曾以牡丹爲國花。最早以現代眼光談論國花是1912年《少年》刊物上的無名氏時事雜談《民國花》一文，就當時北洋政府以“嘉禾”（好的禾穀）作勳章（通稱嘉禾章）、貨幣圖案一事發表感想，認爲嘉禾包含平等和重農的進步思想，“從此，秋來的稻花，可稱爲民國國花了”。這是將“國花”視作民族國家象徵的第一例，可見當時也有嘉禾爲我國國花一說。

國花之爭

著名南社詩人、時爲商務印書館編輯的胡懷琛（寄塵）主張以菊花爲國花，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神州地大物博，卉木甚蕃，豈獨無一花足當此選，竊謂菊花庶乎可也。菊開於晚秋，自甘淡泊，不慕榮華，足徵中國文明之特色，其宜爲國花者一也；有勁節傲霜耐冷，不屈不撓，足徵中國人民之品性，其宜爲國花者二也；以黃爲正色，足徵黃種及黃帝子孫，其宜爲國花者三也；盛於重陽……其宜爲國花者四也。夫牡丹富貴，始於李唐，蓮花超脫，源於天竺，然於國花無與，國花之選，舍菊其誰？爰爲斯議，以俟國人公決。”（《中國宜以菊爲國花議》，《申報》1925年10月10日）

1928年，隨着國際交往頻繁，選擇國花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一些文人雅士聞訊，紛紛撰文於報刊，積極參與其中：有建議蘭花、有建議牡丹、有建議稻花、有建議蓮花、有建議梅花，等等。其中主張以梅花爲國花者居多。而“教育部贊成內政部定梅花爲國花之提議，並擬用三朵連枝，以象徵三民，而以五瓣象徵五權”。（《申報》1928年11月28日）

消息傳開，人們紛紛響應。當時正值《申報》創刊50週年，擬發行2萬號紀念特刊，並徵求報徽。有人建議：“政府之所以取梅花爲國花者，以梅花既是莊嚴燦爛，又爲五瓣花瓣，所以表現吾國莊嚴燦爛國家”，而“《申報》既爲吾國最先發行之報紙”，可以“國花爲報徽，而花瓣中央，加一篆文‘申’字”；“則花由蕊發，故花必有蕊，篆文‘申’字，正如花蕊”。（覺迷：《〈申報〉報徽可用國花說》，《申報》1928年12月24日）

梅花被大爲推崇

1929年1月28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93次會議，討論中央宣傳部報告審查選定國花案。最終，梅花被選爲國花。

3月21日下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在南京炮標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討論事項第一案就是選定國花案。因宣傳部原呈內有“在梅花、菊花、牡丹三種中，可擇一爲國花之選”之說，出席會議的代表針對三種名花爭論不休。

此前不久，以李宗仁爲首的武漢政治分會撤換親蔣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8師師長魯滌平之職，任命何鍵爲省政府主席，並派桂系的葉琪、夏威兩師入湘討伐魯滌平，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蔣、桂之爭的“湘案”。“湘案”給這次大會蒙上了一層陰影，也衝亂了會議原定的議事日程，“國花案”未獲通過，以“不必規定”函覆中央執行委員會。

儘管時局動盪不安，但有識之士對國花的評選還是十分關注的，不少人在報刊撰文各抒己見。其中主張以梅花爲國花者佔大多數。儘管梅花未能正式公佈爲國花，但國民政府明令可用作各種徽飾，以後中央銀行以梅花爲國幣圖案，郵政局大量印製梅花郵票，連軍服帽徽及軍階也採用梅花，許多建築物和公共場所也常常可見梅花徽飾。這樣，在當時的國人心目中，梅花自然成了公認的國花。

1931年8月，當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200週年誕辰日即將來臨之際，中國駐美大使館參贊伍大光，曾“上條陳於國民政府”稱：梅花“雖無國花之名，而已有國花之實”，他建議“遴選梅花佳種一萬本，貽贈美國政府，請以其5000本遍植於華瓦紀念公路（由華盛頓至瓦農山之新公路）兩旁；以5000本分植於石濠、普陀麥兩公園，則不出數年，梅樹成林，蔚然深秀，當夫春日融和，風光明媚，梅花似錦，士女如雲，固足點綴名勝，以壯遊觀，抑亦於中美邦交無形裨益不淺矣”。（《申報》1931年8月18日）

牡丹爲何落選

在當時，選牡丹爲國花的呼聲僅次於梅花，因爲牡丹亦具有自己的獨特優勢，但由於時代特點，以及牡丹的一些特性導致了其落選。

其實，在民國時期的最初10年時間，人們多承明清京師國花堂、國華臺之說，主張或直認牡丹爲國花。1914年，著名教育家侯鴻鑑應錢承駒之約編寫“國花”一課教材，認爲民國國花應爲牡丹，我國5000年雖“無國花之稱”，但花王牡丹備受尊崇，“牡丹富貴莊嚴之態度，最適於吾東亞泱泱大國之氣象，尊之爲國花，誰曰不宜”。他希望通過國花課程的教授，“以見國花之可貴，使由愛物而知愛國”。1920年，《申報》發表黛柳《我中華民國之國花（宜以牡丹）》一文，舉世界國花的8種情形，認爲牡丹爲“我華之特產”“吾華所特藝”“花之至美者”“吾國性所寄，吾國民所同好”“以言國花，則無寧牡丹”。同時報載有談論牡丹牌牛奶廣告者，稱“牡丹尤爲中國之國花，用之以稱牛奶，當得中國人之歡迎” 。而牡丹爲國花之說則一直貫穿整個北洋政府時期，即便“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社會、文化風氣大變，此說仍多認同贊成者。比如1924年《半月》雜誌之《各國花王》、《東方雜誌》之《各國之國花》兩短文，都稱我國國花爲牡丹。1925年魯迅《論“他媽的”》也提到牡丹爲“國花”的說法。1926年《小朋友》雜誌第215期伯攸《國花》一文認爲我國國花只有菊、稻（即嘉禾）、牡丹三種最有資格，但菊花是日本皇室標誌，稻花觀賞性不夠，所以仍以牡丹最宜爲國花。

然而由於各種原因，中國國花時至今日仍無定論。（來源|《讀者報》作者|劉作忠程傑李伊波解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