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十年前的今天，2008年9月15日，美國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隨後，一場銀行系統的危機升級爲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次貸危機旋即惡化，引發了這場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全球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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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危機從經濟學的角度，使得數萬億美元的資產被永久的抹去，一度大規模的失業和減薪，和民衆對美國金融制度偏袒權貴和富人的不滿，甚至引發了“佔領華爾街”的運動。

十年來，關於這次危機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幾乎所有的經濟界人士，對此都有過各自觀點的論述，這裏，政事堂就不湊熱鬧，今天從經濟視角中跳出來，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這次危機。自危機以來的十年中，2008年，同年正在舉行的美國大選上，擁有巨大聲望和人脈的共和黨建制派候選人麥凱恩，在支持度一度領先的狀態下，在經濟危機爆發後，迅速輸給了毫無政治根基的毛頭小子奧巴馬。

同樣，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上，原本民主黨的票倉，鏽帶的藍領工人們，拋棄了民主黨建制派的希拉里，將原本支持率落後的“政治素人”特朗普，最終推上了總統的寶座。美國驢象兩黨的“政治素人”能夠打敗了對方建制派上臺，背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經濟危機之後，引發的民粹主義盛行。

因此，背靠着民意上臺，政治素人的美國總統，無論是哪一個黨派，在選票政治的推動下，以奧巴馬醫改和特朗普減稅爲代表，對內只能通過對基本盤增加福利，以贖買的手段來緩解問題。

因此，08年的這一場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徹底通過資產的出清來解決，只是通過不停的注射麻藥得到了緩解。今年以來，全球新興市場開始了大規模的騷動，本質就是美國國內未解決的危機，在向外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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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在全球經濟中佔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全球主要經濟體都與美國經濟緊密相連，更不要說，與美國互爲第一大貿易伙伴的中國了，這種危機必然會向中國來輸送，只不過，不同政黨背後的利益集團不同，訴求也不盡相同。

奧巴馬時代，支持奧巴馬上臺的華爾街資本家們，逼迫中國三輪大規模的金融放水，以緩解美國的“投資”危機。特朗普時代，支持特朗普上臺的石油鋼鐵複合體，則逼迫中國打開市場接受美國產品，以緩解美國的“需求”危機。

因此，本輪中美摩擦的不斷升級，背後的邏輯，也是中國不再願意無條件接受美國輸入的經濟危機。在少了中國這個最大的新興市場的承擔美國的危機之後，也導致了今年以來，全球其他的新興市場，無一不面將對規模遠超其體量的經濟危機壓力。而這些壓力，其實都源自於2008年那一場的全球經濟危機，美國自身並未徹底出清。

說起來，經濟危機究竟是什麼，各國的經濟學家們，就像英劇“是的，首相”裏面的漢弗萊爵士一樣，通過大量專業詞彙組成的長句子，向政治家和民衆提供解釋。

其實，從政治家的角度來看，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就八個字，“需求不足，供給過剩”。

而導致“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直接原因，就是四個字，“貧富不均”。

導致“貧富不均”的直接原因，就四個字，“技術革命”。

技術革命導致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導致掌握先進生產力的羣體以指數級迅速致富，形成貧富不均。

湘西的特困農民，山西的挖煤礦工、吉林的汽車工人，浙江的數字碼農。他們從農業時代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依然是四個階層中各自的最底層。但是他們收入和生活卻完全屬於不同的狀態。每後一個時代的收入，幾乎都要比前一個時代要多一個零。

——《歷史進程的高考，命運的轉折點》而由於有錢人傾向於投資，窮人傾向於消費。貧富不均，又導致了投資（供給）過剩，消費（需求）不足，最終引發經濟危機。

在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就像資本主義的經濟週期一樣，王朝越到晚期，貧富差距越大，最終的結果就是像經濟危機一樣的農民起義，對瘋狂“投資”地產的富人來一次徹底清算，然後“需求”迅速擴張的新王朝再次蓬勃發展。

因此，爲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動盪和政治上的大洗牌，已經成爲第二大經濟體的我們，需要向美國學習輸出危機。這些年中西部以及海外的大規模佈局，就能夠看到，我們一方面在爲“投資”找渠道，另一方面也在給日益衰弱的“需求”尋找新的市場。

但是，我們並不具備美國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無法依靠向外輸出危機而躲過危機，因此，輸出危機只是提供緩衝的時間，根本的方式還是要自我解決危機。

從政治家的角度，解決經濟危機中“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直接手段，是“消費升級”和“供給側改革”。通過政府這個“看的見的手”，強制性去掉過剩的產能，並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來人爲的創造需求，解決供求失衡的問題。

在中國古代，朝廷在人口過剩的時候開啓對外戰爭，在災年大興土木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這種手段治標不治本，花出去的財政赤字遲早要還，強制去掉的產能遲早死灰復燃。因此，更深層結構解決供求失衡，是遏制“貧富不均”，通過捕殺違法大鱷、遏制不良豪強、稅收槓桿調節、政府（國企）專賣制度、金融管制、政府限價補貼等一系列手段，人爲的降低貧富差距。

在中國古代，這種模式叫做“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漢武帝全面改革的操盤手桑弘羊在《鹽鐵論》中也有過表述，武帝一系列的動作，叫做“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

但是，以上這些行政手段，本身都是逆市場經濟行爲而動，推動中的阻力非常大，反噬也很猛烈。因此，根本的解決方案還是要溯源，去迎接“技術革命”。

一方面，通過科技投資，全要素提升生產率，產業升級的同時，引導產業結構沿着長江經濟帶向中西部轉移，既爲“投資”提供出口，也全面推動“消費”升級。

另一方面，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中，更強調育資源均衡，加大落後地區的教育和職業培訓投入，使其能夠更多的自我供血而非長期的依賴於輸血。

值此2018年全球金融危機十週年之季，在面對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時，我們更應該懂得，政策的重點不應是抑富，而是教育與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