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民之所依，国之所系，其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而法是静态的，也是变动的。静态是指其一旦成文，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变动是指“时”不同，弊法必损，良法将益。因此，旧法如何承袭，良弊如何判断，颇为棘手。明代隆庆五年会试，有一策论题目，已关涉法的去取存舍。借助“以式来者”的程文，我们得以管窥法的去取存舍之道。题目简略如下：

王者与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轲、荀卿，皆大儒也。一谓法先王，一谓法后王，何相左欤？我国家之法，鸿纤具备，于古鲜俪矣。然亦有在前代则为敝法，在熙朝则为善制者，岂行之固有道欤？虽然至于今且敝矣，宜有更张否欤？或者谓患不综核耳……夫欲综核则情伪有不可穷；更张则善制有不必变。诚不知所宜从也。（龚延明主编《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下册，第583页）

明代科举完备，三年一科，已成定制。“建学育秀，则受之以经术以明其道，课之以文章以发其藴。设科兴贤，则本之以经义以求其实，参之以论策以观其用。”（林文谨《景泰二年会试后序》）故策题多为现实而设，以见士人“经世”之才。此题水准极高，既有法先法后之分，又有前代为弊、熙朝为善之别；既有总核的情伪难穷，又有更张的不必变之惧。因此，“鸿纤具备”的“我国家之法”，是照单行之，还是随时更张，的确是个问题。“诚不知所宜从”，反映了命题者直面现实而问策于士人的真实心态。

就此题，《会试录》仅选了熊惟学的一篇短文。那么，熊惟学是如何作答的呢？概言之，有两点：一是立法理，二是仗理评法。先看立法理。既然有诸如法先与法后的“相左”，那么，就得超越法先与法后，寻求新的法理。在轻变与苟因中，作者率先拈出求实。法可变，但也不可轻变；法可因，但也不可苟因。苟因“则承敝袭舛，有颓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过也”；轻变则“厌故喜新，有更张无序之患，此泰多事之过也”。“不事事”则慵懒无为；“泰多事”则朝令夕改。是变还是轻变，是因还是苟因，判断的标准，就在于“求实”：“去二者之过，而一求诸实，法斯行矣。”（龚延明主编《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下册，第616页）

“求实”是什么呢？孟子、荀子同为儒学大师，但在取法先王还是取法后王问题上，显现出分野。“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语），法先王也；“略先王而足乱世术，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荀子语）。先与后，或古与今，仅是时间轴上的两个点，但续以“王”字，使得先王与后王具有了回眸与瞻前的文化差异。法先王则为崇古，法后王则为尚今，二者似乎水火不容，实则都限于古、今的名分之辨，因为，“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良法在于实践的成效，而不在于古今的名分之分。宜时安民，即便“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时拂民，纵为“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因此，在熊惟学看来，“求实”有两个维度，即时与民。宜时安民，是求实；戾时拂民，是悖实。“求实”有“时”，“时”为当下，古、今适时，皆可采；“求实”有民，民为时民，古、今适民，皆可用。

法理既立，仗理评朱元璋所立的“国家之法”，就有了熊惟学的“一家之言”。首先是其确认“国家之法”的构成，既有“法先”，又有“法后”，是个“综核”：“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如“保甲户马、经义取士”，取自王安石的新法。其虽为“前代所谓陋习敝政”，只要善用，即可“收富强之效，而建升平之业”。其次是“国家之法”有弊，不是立法有瑕，而是行法不当。因为“国家之法”，“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时名臣英佐，相与持筹而算之，其利害审矣”。

那么，行“国家之法”，出了何种问题？“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下流壅则上溢，上源窒则下枯。决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法有良恶之分。良法贵行而贱议，恶法贵革而贱袭。“国家之法”既良，则上源顺畅，无需疏窒，只有决下流之壅，良法才可有效贯彻。

而法壅者又是什么呢？在熊惟学看来有四：首先是“病在积习”。天下之治，始严而卒弛；人之情，始奋而卒怠。明至弘治，享太平之久已有年矣。“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下令为烦苛，兴事为操切，致崇尚坐啸画诺成风。二是纪纲紊乱。“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法行不宜有等，遇卑寡则行，逢众强则阻。长此以往，挟众威上，上恐畏下，必致良法中道而废。三是“病在议论”。指多乱视，言多乱听。承平日久，崇尚无为。做事“论者盈庭”，兴利“议者踵至”，故任事者有“却顾之虞”，善宦者有工“遁藏”之癖。四是“病在名实”。“今一制之立，若曰着为今矣，曾不崇朝而遽闻停罢；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立制兴事，“必稽其实”；施令有为，“必考其终”。制立而遽停，令施而畿辅不行，有名而无实，空名而虚实，则制与令如同摆设，可观而不可用。即便更制更令，而日移月易，何益乎？

“惟其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信赏必罚而真伪无眩。”法先还是法后，更张还是因袭，“不采虚声”，惟“实事求是”；立制还是施令，遽停还是考终，惟“信赏必罚”。法之损益沿革，不离宜时安民。宜时安民是魂，损益沿革是形。有形无魂，是“僵尸”；有魂有形，始是“活人”。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