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小伙扶人反被讹：助人者不该承担举证责任

扶人者或获征信加分，那讹人者呢？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稀银

近日，浙江金华32岁的小伙子滕先生因扶骑电动车摔倒的曹先生，被路人指认撞人，并因曹先生报警被指为肇事者，从而卷入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滕先生称，交警调查期间，曹先生家属曾要求其垫付医药费，并指责其“没良心，没一句问候，不去医院看望伤者”。最终，交警找到事发过程的监控视频，确认这是一起单方交通事故，曹先生的摔倒与滕先生无关。9月12日下午，记者从金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滕先生的扶人行为值得称赞，支队将联系相关部门，将此事纳入征信系统，给予加分奖励。(9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滕先生的见义勇为之举，若非警察最终查到现场监控录像还原真相，还真是有理说不清。但既然说清了，小伙就一身轻松了吗?我们从其要起诉对方看，足见其愤怒至极心痛至极。是啊，谁摊上这样的好心反被讹诈的事情，谁不会窝着一把火?

面对扶人的高风险与反讹诈的低成本，滕先生的起诉意愿，虽然还曾被警察说服劝阻，但也不意味着他是在无理取闹。相反，从他起诉举动看，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激情愤怒下的抗议，而其起诉是否真正“成行”，显然需要破解司法诉讼过程中经济与时间成本，希望会有相关司法救济无偿、公益性地帮助被讹诈的见义勇为者维权，不至于让被讹诈者胜了官司输了时间、金钱和精力。

尽管倒地的曹先生的儿子曾找到他“私了”，并承诺道歉和承担其路费，但滕先生之所以拒绝，是觉得这样的“私了”已经迟到，其诚意不足，更显现其讹诈成本之低，若答应对方无疑是助长类似讹诈行为继续“害人”，更何况我们看得出滕先生不是图的对方道歉和承担路费，而是气不顺理不服，是想据此“教育”讹诈者。正如滕先生所言，他也不是为了赔偿起诉，他希望能让大家认识到诚信的价值，讹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今后搀扶老人或他人的好人行为，能否得到“反被讹诈”的保护，现场的监控视频是不可依赖的，路人的证言和警察的介入，乃至给予好人诚信加分，都无法破解扶人反被讹的潜在风险。而讹人者最终仅仅是道歉了之、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如此低成本必然反向助长讹诈行为有增无减。换言之，即使扶人者获得诚信加分，那讹人者若不被诚信减分，那类似随便讹诈人的闹剧还会不断上演。

据此，一方面，我们希冀司法救济就该发挥力量，鼓励和帮助见义勇为者主张诉讼权益，并且设立绿色通道，为好人提供更为快速有效无偿的司法援助;另一方面，社会征信系统要对类似讹人行为给予关注，并依据警方最终认证对讹人者给予诚信减分。也只有司法加强救济与征信实施加减分并举，方能令讹人者付出代价，降低好人助人风险，真正让好人放心行善，也让那些徘徊在“是否反咬一口”路口的摔倒老人及其家人还原理智，构建社会化的救助他人不遭被讹诈困扰的良好环境。

小伙扶人反被讹：助人者不该承担举证责任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杨宜桐

就目前的民事诉讼制度而言，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在这类由“被讹诈者”提起的侵权诉讼中，规定对方有“自证清白”的法律责任。

又是一起“扶人反被讹诈”的风波。

据报道，浙江金华32岁的小伙子滕先生因扶骑电动车摔倒的曹先生，被路人指认撞人，并因曹先生报警被指为肇事者，从而卷入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最终，交警找到事发过程的监控视频，确认这是一起单方交通事故，曹先生的摔倒与滕先生无关。真相大白后，滕先生决定起诉曹先生及指责他的路人，“起诉并非为了赔偿，希望为自己讨个公道”。

一个见义勇为的良善公民，决定与相关当事人“法庭见”，借以维护自身权益，其实也是无可奈何之举。虽说交警及时认定了腾先生无责，还将联系相关部门将此事纳入征信系统，给予腾先生加分奖励;摔倒者的儿子也表示，都是误会，已向对方道歉并愿意赔偿，但这对于“憋了一肚子气”的滕先生而言还不够。他还有更多的法律诉求。

因为被指认为肇事者，腾先生“损失的打车费、误工费和拖车费，总共大概2000多元”，至于个人名誉和精神损害，则是无形的损失。根据《民法总则》，“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不仅如此，如果是故意敲诈勒索的话，根据危害程度不同，讹诈者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或者依据《治安处罚条例》接受相应处罚。从民事侵权的角度看，讹诈者对他人名誉的侵害，还应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责任。

问题的关键是，该如何认定对方是“故意”讹诈。证明滕先生清白的是一家店面的监控视频，滕先生在民事诉讼中，所能倚仗的证据，也还是这段视频。但监控视频仅能证明两车没有相撞，却无从分辨对方是否存在故意讹诈的行为。

民事诉讼制度规定，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由双方当事人分担举证责任，通常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这种近乎“与虎谋皮”的情形下，当事人举证恐怕存在很大困难，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对方只须象征性地给滕先生一点经济补偿。

面对这种尴尬的现状，立法应当做出调整。近年来，经由地方性立法，特别是民法总则“好人法”的确立，鼓励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已成为新时代的立法精神，各地亦不乏积极案例。如今，针对讹人者成本过低、被讹者痛苦不堪的现象，立法理应有所突破。

就目前的民事诉讼制度而言，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在这类由“被讹诈者”提起的侵权诉讼中，规定对方有“自证清白”的法律责任。比如，在这起“扶人反被讹诈”案中，被扶的一方应当证明，为什么认定对方是肇事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能提高故意讹诈的难度，降低另一方的维权成本。

一个法治社会，见义勇为不应是勇敢者的游戏。起诉“讹诈者”，让司法证明清白;改进举证制度，让受害者轻松维权，法治的所有努力，指向一个更美好的公民社会。

小伙扶人反被讹 这一次“好人必须有好报”

来源：澎湃新闻 评论员 西蒙

做好事反被讹，类似的新闻记不清有多少回了。让好人有好报，让讹人者付出法律的代价，社会才不会纠结“扶不扶”。

不少讹人者之所以敢突破底线，反咬一口，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这样做没有风险，即使真相大白，最多也就是言语上的批评，而多数人也有一套“自辩”的方法，起码能让自己不被追究更多责任。既然突破底线的成本这么低，那些缺乏道德观的人就很容易作出讹人的事。

从道德谴责到法律惩处，不仅是一个惩戒量度的变化，也是案件关注度、重要性的巨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过去类似事件太多了，但讹人者却很少被追究法律责任，才纵容很多人毫无底线、继续为恶。此案最终判决结果不论如何，必将起到警醒世人、匡正世风的意义。

滕先生起诉讹人者，绝大多数网友表示支持。在我看来，这是对此前多起做好事反被讹事件情绪的集中宣泄，是舆论对“好人必须有好报”最朴素的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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