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小夥扶人反被訛：助人者不該承擔舉證責任

扶人者或獲徵信加分，那訛人者呢？

來源：東方網 作者：周稀銀

近日，浙江金華32歲的小夥子滕先生因扶騎電動車摔倒的曹先生，被路人指認撞人，並因曹先生報警被指爲肇事者，從而捲入一起交通事故調查。滕先生稱，交警調查期間，曹先生家屬曾要求其墊付醫藥費，並指責其“沒良心，沒一句問候，不去醫院看望傷者”。最終，交警找到事發過程的監控視頻，確認這是一起單方交通事故，曹先生的摔倒與滕先生無關。9月12日下午，記者從金華市公安局交警支隊獲悉，滕先生的扶人行爲值得稱讚，支隊將聯繫相關部門，將此事納入徵信系統，給予加分獎勵。(9月13日《北京青年報》)

滕先生的見義勇爲之舉，若非警察最終查到現場監控錄像還原真相，還真是有理說不清。但既然說清了，小夥就一身輕鬆了嗎?我們從其要起訴對方看，足見其憤怒至極心痛至極。是啊，誰攤上這樣的好心反被訛詐的事情，誰不會窩着一把火?

面對扶人的高風險與反訛詐的低成本，滕先生的起訴意願，雖然還曾被警察說服勸阻，但也不意味着他是在無理取鬧。相反，從他起訴舉動看，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激情憤怒下的抗議，而其起訴是否真正“成行”，顯然需要破解司法訴訟過程中經濟與時間成本，希望會有相關司法救濟無償、公益性地幫助被訛詐的見義勇爲者維權，不至於讓被訛詐者勝了官司輸了時間、金錢和精力。

儘管倒地的曹先生的兒子曾找到他“私了”，並承諾道歉和承擔其路費，但滕先生之所以拒絕，是覺得這樣的“私了”已經遲到，其誠意不足，更顯現其訛詐成本之低，若答應對方無疑是助長類似訛詐行爲繼續“害人”，更何況我們看得出滕先生不是圖的對方道歉和承擔路費，而是氣不順理不服，是想據此“教育”訛詐者。正如滕先生所言，他也不是爲了賠償起訴，他希望能讓大家認識到誠信的價值，訛人是要付出代價的，爲自己討一個公道。

今後攙扶老人或他人的好人行爲，能否得到“反被訛詐”的保護，現場的監控視頻是不可依賴的，路人的證言和警察的介入，乃至給予好人誠信加分，都無法破解扶人反被訛的潛在風險。而訛人者最終僅僅是道歉了之、甚至連道歉都沒有，如此低成本必然反向助長訛詐行爲有增無減。換言之，即使扶人者獲得誠信加分，那訛人者若不被誠信減分，那類似隨便訛詐人的鬧劇還會不斷上演。

據此，一方面，我們希冀司法救濟就該發揮力量，鼓勵和幫助見義勇爲者主張訴訟權益，並且設立綠色通道，爲好人提供更爲快速有效無償的司法援助;另一方面，社會徵信系統要對類似訛人行爲給予關注，並依據警方最終認證對訛人者給予誠信減分。也只有司法加強救濟與徵信實施加減分並舉，方能令訛人者付出代價，降低好人助人風險，真正讓好人放心行善，也讓那些徘徊在“是否反咬一口”路口的摔倒老人及其家人還原理智，構建社會化的救助他人不遭被訛詐困擾的良好環境。

小夥扶人反被訛：助人者不該承擔舉證責任

來源：新京報 作者：楊宜桐

就目前的民事訴訟制度而言，可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在這類由“被訛詐者”提起的侵權訴訟中，規定對方有“自證清白”的法律責任。

又是一起“扶人反被訛詐”的風波。

據報道，浙江金華32歲的小夥子滕先生因扶騎電動車摔倒的曹先生，被路人指認撞人，並因曹先生報警被指爲肇事者，從而捲入一起交通事故調查。最終，交警找到事發過程的監控視頻，確認這是一起單方交通事故，曹先生的摔倒與滕先生無關。真相大白後，滕先生決定起訴曹先生及指責他的路人，“起訴並非爲了賠償，希望爲自己討個公道”。

一個見義勇爲的良善公民，決定與相關當事人“法庭見”，藉以維護自身權益，其實也是無可奈何之舉。雖說交警及時認定了騰先生無責，還將聯繫相關部門將此事納入徵信系統，給予騰先生加分獎勵;摔倒者的兒子也表示，都是誤會，已向對方道歉並願意賠償，但這對於“憋了一肚子氣”的滕先生而言還不夠。他還有更多的法律訴求。

因爲被指認爲肇事者，騰先生“損失的打車費、誤工費和拖車費，總共大概2000多元”，至於個人名譽和精神損害，則是無形的損失。根據《民法總則》，“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

不僅如此，如果是故意敲詐勒索的話，根據危害程度不同，訛詐者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或者依據《治安處罰條例》接受相應處罰。從民事侵權的角度看，訛詐者對他人名譽的侵害，還應承擔賠償損失、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的責任。

問題的關鍵是，該如何認定對方是“故意”訛詐。證明滕先生清白的是一家店面的監控視頻，滕先生在民事訴訟中，所能倚仗的證據，也還是這段視頻。但監控視頻僅能證明兩車沒有相撞，卻無從分辨對方是否存在故意訛詐的行爲。

民事訴訟制度規定，根據證明對象的不同由雙方當事人分擔舉證責任，通常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這種近乎“與虎謀皮”的情形下，當事人舉證恐怕存在很大困難，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對方只須象徵性地給滕先生一點經濟補償。

面對這種尷尬的現狀，立法應當做出調整。近年來，經由地方性立法，特別是民法總則“好人法”的確立，鼓勵見義勇爲、扶危濟困，已成爲新時代的立法精神，各地亦不乏積極案例。如今，針對訛人者成本過低、被訛者痛苦不堪的現象，立法理應有所突破。

就目前的民事訴訟制度而言，可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在這類由“被訛詐者”提起的侵權訴訟中，規定對方有“自證清白”的法律責任。比如，在這起“扶人反被訛詐”案中，被扶的一方應當證明，爲什麼認定對方是肇事者。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能提高故意訛詐的難度，降低另一方的維權成本。

一個法治社會，見義勇爲不應是勇敢者的遊戲。起訴“訛詐者”，讓司法證明清白;改進舉證制度，讓受害者輕鬆維權，法治的所有努力，指向一個更美好的公民社會。

小夥扶人反被訛 這一次“好人必須有好報”

來源：澎湃新聞 評論員 西蒙

做好事反被訛，類似的新聞記不清有多少回了。讓好人有好報，讓訛人者付出法律的代價，社會纔不會糾結“扶不扶”。

不少訛人者之所以敢突破底線，反咬一口，就是因爲他們自以爲這樣做沒有風險，即使真相大白，最多也就是言語上的批評，而多數人也有一套“自辯”的方法，起碼能讓自己不被追究更多責任。既然突破底線的成本這麼低，那些缺乏道德觀的人就很容易作出訛人的事。

從道德譴責到法律懲處，不僅是一個懲戒量度的變化，也是案件關注度、重要性的巨大差異。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爲過去類似事件太多了，但訛人者卻很少被追究法律責任，才縱容很多人毫無底線、繼續爲惡。此案最終判決結果不論如何，必將起到警醒世人、匡正世風的意義。

滕先生起訴訛人者，絕大多數網友表示支持。在我看來，這是對此前多起做好事反被訛事件情緒的集中宣泄，是輿論對“好人必須有好報”最樸素的情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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