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228纪念碑

从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到1947年“二·二八”事变的一年四个月期间，台湾省人民出现过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45年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在台北市公会堂（以后改称中山堂）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从这一天起被日本侵占50年之久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等正式宣告光复，重归中国的版图。当时全省中华儿女欢乐无比，极大多数人把光复的功劳归之于蒋委员长，奉为神明。第二次在1946年10月10日，这是台湾省光复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南京飞抵台北，出席在台北体育场举行的庆祝国庆的大会，体育场内人山人海，争睹蒋介石夫妇的风采。在一片欢呼声中蒋介石登上主座。当时，我是台湾省邮务工会理事长，也参加了盛会，所站位置与主席台相隔不远。那时，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的全国性新内战已经开始，他自信“5个月内打垮共军”，显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4个月后，台湾出现“二·二八”事变。

△1947年4月28日，聚集在台湾省专卖局北分局的群众

1947年2月28日这一天，我正在台北。我的宿舍在东门町，27日晚上发生惨案的地点在西门町，东西相隔较远，所以我对昨晚发生的事件全不知晓。我到工会上下班是习惯步行的。工会在原日本总督府西边的台湾省邮电管理局楼下，从宿舍到工会办公室大约要走半小时，这条路上向来行人不多，可是这天早上行人突然多起来了，尤其是走到台北市植物园、博物馆附近，只见人们急匆匆向市中心走去。我刚跨进工会办公室，一位台湾省籍的工会理事就跟着进屋，告诉我：昨晚警察打死卖香烟的女摊贩，群众要求西门町警察局交出凶手，警察局却把凶手从后门放走了，群众的义愤很大。当年的西门町是一个热闹地区，有电影院，有用竹篱围起来的地方戏剧场，卖蛇羹和点心的摊头一个挨着一个，是游人众多的地方，这个地区出了事，就很快传播开来。接着又有人来报讯，市中心的专卖局被群众砸了，门前的一辆汽车被烧了。这天上午，台湾省邮电管理局的本省职工情绪已经沸腾起来，谁都坐不住，进进出出忙个不停。我到台北邮局看了一下，也是这般情况。到了下午，传来种种消息，表明27日晚上警察打死女摊贩一事成为导火线，已把台北人民反对光复以来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的怒火点燃起来，一个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群众自发的斗争爆发了。当时我估计事态的发展不至于会扩大到全省，所以仍遵照台湾省邮务工会理事会的决定，于3月2日率领一个代表团乘火车前往高雄，参加3月5日举行的高雄邮务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料到达高雄的第二天，这里的群众运动也起来了。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害怕了，将原定在3月5日举行的高雄邮务工会代表大会取消。很快，“二·二八”运动已波及到台中、台南、嘉义等地区，交通阻断，我们回不去台北了，只好留在高雄，从而目睹了高雄人民武装起义的一些场面。

△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前被焚毁的汽车

高雄邮电工人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将我们送到了“收容厅”。收容厅是一间宽大的木板房，门口站着几个学生，有一人背着旧式的步枪，桌上放着一把日本军刀，里面席地而坐的有一百多人。后来才知道这一百多人是武装起义群众准备用轮船送回上海的对象。武装起义的群众与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的军队的巷战是在3月4日半夜开始的，到天明前结束。开始听到一阵阵美式冲锋枪的枪声，以后逐渐稀少，有断断续续的零星的枪声，人多枪少的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了。3月5日，天刚亮，国民党军冲进收容厅，一看我们都是外省人，就大肆抢劫。我身上的台币、自来水笔和脚上的皮鞋都给抢走了。国民党军士兵唯恐没有搜尽财物，在门口放了一块被单，架起机关枪对着收容厅的门口，命令我们逐个走出去，把手上戴的手表和口袋里的东西扔在被单上。我随着众人光着脚在细雨中走向街头，每条街上家家户户的门有的紧闭，有的敞开，不见有人出入，街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躺在血泊里，偶尔还听到远处冲锋枪的声音。3月8日，国民党军21师师长刘雨卿率部在基隆登陆；10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宣布戒严，国民党军在全省范围内的武装镇压开始，大批无辜群众惨遭杀戮。3月18日，交通恢复，我们回到台北。在白色恐怖下，工会活动已经停顿。台湾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陈寿年把在“二·二八”事变前允诺的改善职工的各项待遇全部取消了，但由于国民党军的镇压清乡，城市和农村的物资交流隔断，物价上涨，本省邮电职工同其他各业职工一样过着更加艰难的生活。我代表工会向陈寿年交涉应当照旧发给米贴，陈寿年讥讽我说，你还没有吃够苦头，怎么还为本省人说话。我回答他说，我是台湾六千多邮电职工选出的工会理事长，怎么能不替大家办事。陈寿年理亏词穷，不得不照发米贴。于是到工会来的会员逐渐多起来，各种活动开始恢复。首先恢复台湾省邮工补习学校的活动。我兼任这个学校的校长，聘请的两位女教员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均于1950年10月在台北被国民党杀害），由工会合法掩护她们在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因她们都不会讲闽南话、客家话和日语，所以从1946年9月开学以来，她们的主要工作放在与学员交朋友，了解学员和相互学习语言，沟通思想方面。可是，经过“二·二八”事变，广大邮电职工和全省人民一样擦亮了眼睛，蒋委员长在他们心目中的神明形象顿时消失干净，对国民党以人民为敌的暴政，十分痛恨。这为我们传播革命思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条件。

“二·二八”事变后不久，美国政府派魏德迈到中国，他此行还要来台湾，这使当时的台湾党政官员手忙脚乱起来，唯恐泄漏“二·二八”事变的真相。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处处长、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宣传部长林紫贵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通知我参加，讨论了如何回答魏德迈关于“二·二八”事件和由谁出面与魏谈的问题。研究结果，决定由新闻处起草答案，由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曾任驻旧金山领事）和台湾省邮务工会理事长陆象贤（因在美国，工会的影响大）作为民意代表出面与魏德迈谈。孰知魏德迈在台湾看了看基隆军港后当天就飞回南京，他根本没有把“二·二八”事变当作一回事，使当时的台湾省当局白忙了一场。

（原刊于团结报1998年2月28日）

本文作者 陆象贤

首发于《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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