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袁佳

本文從歷史哲學、儲蓄投資缺口、全球價值鏈、比較優勢、統計規則漏洞及缺陷等多維視角對中美經貿失衡進行了辯證、客觀的分析。本文認爲未來中美之間經貿摩擦和分歧加劇不可避免，市場開放、公平競爭、貿易投資保護、知識產權等領域會是矛盾重點。未來中美經貿關係將在衝突中穩步向前。

中美經貿摩擦持續近3個月，美國態度的頻繁變化讓摩擦不斷升級。6月15日，美國政府宣佈將對從中國進口約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關稅，隨後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659項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從當前中美貿易摩擦的趨勢來看，中美經貿關係仍將在摩擦和分歧中穩步向前。本文接下來將對此進行分析。

中美貿易失衡規模擴大，但失衡佔GDP比重有所降低

目前，中美兩國經貿關係愈發密切。一方面，兩國互爲雙方的最大貿易伙伴，2016年對美貿易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爲14.1%，而美國對華貿易佔其貿易總額的比重爲16.1%。另一方面，雙邊投資在中美經濟關係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強。1990年至2016年間，美國在華投資總額達2280億美元；而2000年至2016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累計達1100多億美元。由於統計口徑不同，雙邊貿易失衡規模相差巨大，但失衡規模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整體有所降低。以中國統計局口徑計算，2006年至2016年間，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從1442億美元增長到2540億美元，但對美貿易順差佔中國GDP比重卻從5.2%下降到2.2%；而以美方統計口徑計算，同期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2341億美元增長到3470億美元，對華貿易逆差成爲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重要來源，1990年至2016年間，美國經常項目呈現長期逆差且不斷加大，經常項目差額佔美國GDP的比重也從-1.3%增長到-5.8%，但對華貿易差額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基本保持在美國GDP的-1.8%左右，並未顯著上升。

分析中美貿易失衡的五維視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在對危機原因探討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和國內學術界把重心放在了“全球經濟失衡論”上。事實上，對“全球經濟失衡”的解釋還是要多維、辯證、客觀地來分析。

歷史哲學的視角。從歷史上看，全球經濟失衡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必然趨勢，過去幾百年，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史就是全球經濟不均衡的發展史。從蒸汽機時代的英國，到獨立後的美國，再到二戰後的日本、西德，20世紀60年代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中國，都是在一個時期內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產業向東亞轉移，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得以強化，全球經濟失衡進一步加大。這成爲促進各國經濟貿易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又成爲全球經濟失衡擴大的必然結果。

儲蓄—投資缺口的視角。中美貿易失衡乃至全球貿易失衡都只是表面現象，其根本在於美國國家內部存在的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失衡。美國經濟長期以來一直有高負債、低儲蓄的特徵，美國消費支出佔美國GDP的比重一直高達70%以上，而淨儲蓄佔國民總收入（GNI）比重從1960年的11%一直下降到2009年的-2%，而總儲蓄率相比中國也是低了二三十個百分點。雖然危機後美國的儲蓄率有所上升，消費有所下降，但美國消費驅動經濟模式長期“不會變”，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造成了過度進口和貿易逆差。由此可以看出，全球經濟失衡本質是由於美國等發達國家投資和消費結構的失衡所導致。

全球價值鏈的視角。在傳統的中美貿易格局中，“順差在中方，利潤在美方”是典型特點。美國跨國公司在逐利思想的指導下，藉助經濟全球化過程及全球生產體系分工格局，將生產基地轉移至擁有豐富物質資源或人力資源的發展中經濟體，形成了“海外生產—海外銷售”或“海外生產—返銷”的貿易模式和全球價值鏈體系。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下，貿易順差和逆差已經無法準確反映各個經濟體從貿易中的獲益程度，因爲傳統的貿易統計規則已經難以準確反映一國的貿易利益得失。傳統的貿易統計主要是記錄實物貨物的價值，而沒有知識產權的附加值出口軌跡，但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下傳統貿易統計的漏洞及缺陷會被放大。雖然中國對美國擁有鉅額貿易順差，但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跨國公司從中獲益最多，也就是說“順差在中國，利潤在美國”。在整個世界產業鏈的分工合作體系中，美國佔據其中高端位置，處於“微笑曲線”的兩端，獲得了最大的增值和福利。

比較優勢的視角。比較優勢是進行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的基礎，基於此，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相對廉價的勞動、土地和資本，對美國出口的商品也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說明中國充分發揮了自身的比較優勢；相反，美國主要優勢在於高技術產品和現代服務業，但鑑於意識形態等原因美國一直對華進行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導致美國無法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以致對華出口規模未達到其預期。美國研究機構發現，假如美國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其對華貿易逆差有望降低三分之一。同時，美國現代服務業的競爭優勢則由於國際統計遺漏等原因沒有充分反映出來。

統計規則漏洞及缺陷視角。一方面，服務貿易統計監管的缺失導致美國等發達國家服務貿易順差被嚴重低估。當前，大量服務貿易方式（如商業存在）未能納入統計監測範圍，導致像美國這樣的服務貿易大國強國存在巨大的貿易份額遺漏，美對華服務貿易順差被嚴重低估。另一方面，現行的國際原產地規則嚴重誇大了中國的順差。目前大部分國家在貿易伙伴國的確認上採用“原產國-終達國”標準，但轉口貿易的存在導致對原產國和終達國的判定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轉口貿易在中美貿易中佔了很大比重，對中國經中國香港地區轉出口美國的產品，中國是按中國爲原產國統計的，但美國是按香港地區作爲中國的原產地而統計的，這樣使美國的貿易逆差變大。據中美兩國貿易統計工作組測算，2017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高估了21%。

未來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趨勢

中美經貿摩擦和衝突不可避免。美國對華髮起多起貿易救濟措施，通過各種渠道和措施給中國施壓。中美之間圍繞市場開放、公平競爭、貿易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氣候變化等問題的交鋒在中長期看依然會是矛盾重點。尤其是隨着中國國力增強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中國在多邊體系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將成爲中美博弈的焦點所在。

中美經貿衝突下雙邊合作潛力巨大。肯尼迪·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指出，“當面對爲共同利益而開展合作的機會時，感到不安全的國家必須要詢問將如何對收益進行分配。它們必須問的並非‘我們雙方都能獲益嗎？’而是‘誰將獲益更多？’”特朗普上臺後發表的一系列反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言論及採取的措施，對全球多邊經貿體系和中美經貿關係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從本質上看，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思想並不是爲了反對自由貿易而反對，而是希望在對外談判中能獲得更多討價還價的空間和籌碼。在中美之間相互交融程度不斷提高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這種思維既會成爲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會成爲中美經貿摩擦頻發的重要誘因。正因爲此，中美兩國需要就共同關注的利益，在更高層次、更廣範圍進行磋商與協調，要充分利用中美經貿關係這個“穩定劑”和“壓艙石”。而且，隨着合作領域的拓展，雙方不僅應該在傳統經貿領域, 還應該深化在非傳統經貿領域的合作，尋找更多的共同利益。一方面，在商品貿易、市場準入、服務業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傳統經貿領域，另一方面，在儲蓄與社會保險、教育、勞動力問題、環境保護、醫療保健等非傳統經貿領域，未來中美之間合作的範圍更爲廣泛, 合作空間更爲巨大。在這些非傳統經貿領域加強合作,會使雙邊經貿關係發展具有更持久的推動力。

政策建議

第一，進一步擴大開放是應對美國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有效途徑。一方面，進一步擴大開放是中美兩國共同的政策訴求。客觀來看，特朗普政府要求的“公平貿易”有一定的合理之處，目前我國部分行業對外開放力度依然較低、政府保護依然較多，事實上這也不利於我國產業競爭力的提高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強調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實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包括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履行金融對外開放承諾，全面放開一般製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開放等。以上措施在強化國內競爭、提升效率和提高全民福祉的同時，也將進一步縮小中美貿易失衡狀況。另一方面，全面開放格局的建立也有助於中國對部分國家的貿易投資保護措施實施更有效的反制，同時又不會過多影響本國企業和消費者福利。第二，中國應充分利用中美對話機制，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中國不應讓中美對話機制單純成爲美國對華施加壓力的平臺，還應該充分準備，代表本國企業積極、及時、準確地提出對美國的利益訴求。應着力於三點：一是敦促美國放開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充分發揮中美比較優勢並實現貿易平衡；二是充分應對美國濫用貿易救濟措施的情形；三是敦促美國減少和降低中國企業在對美投資上所面臨的日益增多的安全審查壁壘。此外，由於美國政府常常受迫於國內利益集團而違背國際規則和雙邊協議，因此未來應增強中美協議的執行力,增大美國對協議的背叛成本。 第三，對中美對話機制要重視而不偏重，加強對外經貿關係的多元化。一方面，中美經濟矛盾錯綜複雜,需要進一步擴大戰略對話和共同磋商。中美之間需要加強對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溝通，這不僅對雙方意義重大，對全球經濟穩定增長也作用巨大。另一方面，對中美對話機制要做到重視而不偏重。在加強中美對話推動兩國經貿關係向前發展的同時，要不斷拓寬海外市場，推動對外貿易投資市場的多元化。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供職單位意見。本文刊發於《清華金融評論》2018年7月刊，7月5日出刊，編輯：丁開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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