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发动马邑之战开始, 西汉王朝结束了和匈奴之间数十年的和亲政策, 转而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战争。这一政策的转变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 它是汉武帝特殊的主观意志和国家客观实力结合的必然结果。

一、白登之围至武帝以前的汉匈战争

武帝之前的汉匈战争, 从战略上来说是汉朝处于防御, 匈奴处于进攻的基本态势。白登之围以后,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策略完全转入防守, 并以和亲作为纽带缔造双方和平外交关系基础, 极力避免与匈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期间, 即使匈奴不时发动侵扰汉北部边疆的武装行动, 汉朝也未进行较强的反击战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汉武帝以前的汉匈战争中, 汉军作战主要是以步兵为主, 骑兵严重缺乏。此外, 武帝之前的汉匈战争, 不管是平城之战还是和亲后的边界武装冲突, 基本上都是在汉朝控制的土地上进行, 没能深入匈奴腹地。武帝以后的汉匈战争则完全不同, 战争几乎完全是在匈奴国土上进行, 汉军骑兵成建制深入匈奴腹地进行远距离奔袭成为常态。

二、汉武帝发动对匈奴战争的主观意志分析

(一) “主战”与“主和”的思想交锋

与匈奴和亲对于当时双方的统治者来说都是一种智慧和理性的选择, 但是对于汉廷来说, 这种选择更多的是困于国力有限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无奈之举。从汉兴伊始, 在与匈奴的关系方面一直就存在着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汉武帝时期围绕对匈奴政策, 主战派与主和派进行了两次廷议争辩。其中第二次王恢和韩安国关于马邑之战的廷议争辩使得主战派的声音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加上皇帝本人主战, 主战派思想成为对匈奴政策的主导思想, 同时也是促成汉武帝对匈奴采取主动进攻的战争政策的主观原因之一。

(二) 汉武帝对匈奴的个人仇恨

汉武帝是景帝妻王皇后所生, 其有一个姐姐, 二人关系甚好, 但是其姐姐在十四岁时就被景帝远嫁匈奴和亲, 是为后来的匈奴大阏氏。虽然贵为匈奴阏氏, 但是在汉武帝眼中, 姐姐在匈奴受到父死妻母的匈奴习俗的侮辱是他作为一个汉文明下成长起来的帝王所难以接受的;同时匈奴对吕后的侮辱也是武帝对匈奴个人仇恨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祖刘邦去世以后, 匈奴冒顿单于曾给吕后写信:“孤偾之君, 生于沮泽之中, 长于平野牛马之域, 数至边境, 愿游中国。陛下孤立, 孤偾独居。两主不乐, 无以自虞, 愿以所有, 易其所无”。这一信件从匈奴习俗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 但是从汉文明的角度来讲是大逆不道之举, 然而当时国力有限, 对于这样的公然挑衅与羞辱吕后也只能婉言安抚。在汉人眼中, 这是对西汉王朝赤裸裸的侮辱和挑衅。此外, 对于高祖当年平城被围, 最后用计脱身而被迫采取和亲政策一事, 武帝也深感羞辱。直到太初四年 (公元前101年) , 汉武帝还对这两件事心存芥蒂, 无法释怀, 所以才会在诏书中表现出强烈的仇恨:“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 高后时单于书绝悼逆, 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 《春秋》大之”因此, 刷耻复仇一直都是萦绕在武帝心中的个人情感。这种情感在马邑之战最后决定的作出中有很大的作用。

三、汉武帝发动对匈奴战争的客观国力因素

武帝对匈奴战争策略转变的客观原因相对于其主观原因来说要单纯得多, 简单来说就是双方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汉初经历长时期的战争, 社会经济凋敝, 民不聊生, 史书记载:“天下既定, 民无盖藏,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种背景下, 西汉王朝缺乏与匈奴进行周旋的基本实力, 所以被迫采取和亲政策。到汉武帝时期, 这种局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出现了:“吏安其官, 民乐其业, 蓄积岁增, 户口寝息”。的局面, 而对这种国力的使用上, 显然汉武帝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将其完全用于改善民生上, 他转而将这种迅速发展的国民经济按照备战的需要转入军事化轨道, 为对匈奴战争作准备。例如, 这一时期汉武帝不但鼓励民间养马、而且还积极发展官营养马, 以至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 吁陌之间成群”。的现象, 这为组建大规模骑兵部队对匈奴实行远距离作战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 在西汉王朝国力达到顶峰的同时, 匈奴的国力却明显下滑, 双方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所以在实力对比悬殊的背景下, 战争态势上的攻守之势随之易也。

四、结语

汉初的和亲政策正是建立在对双方生产方式这一经济基础充分认识上的理性选择。武帝后期, 妄图以战争方式消灭匈奴游牧文明的做法是对两个民族生产方式差异这一基本客观规律的忽视, 是以主观意志为驱使违背客观规律的盲目行为。其最终结果注定会失败。武帝讨伐匈奴战略目标的最终失败告诉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上, 充分考虑不同民族在经济形态, 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要在充分尊重民族差异性的基础上采取合适的方法和手段处理民族关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