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鈺

電子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教育部原副部長。長期從事微波電子學、生物電子學和分子電子學的理論和應用研究工作；在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教育網絡建設和發展現代遠程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從事多年腦科學研究工作。

留學德國給了我更多的自信

陳志文：第一次知道您，是在我念中學的時候，您是我國第一個留德女博士。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的歷程，作爲一名親歷者，您有哪些感觸？

韋鈺：對於改革開放40年，我最想說的就是感恩，從心底裏感恩。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40年，就沒有我的一生。這40年的時間裏，我印象最深刻的轉變就是到德國留學。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們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出國。

陳志文：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留學德國的經歷？

韋鈺：上世紀60年代，我受益於陳毅同志主持頒發的“高教60條”，1961年本科畢業後被推薦讀本校的研究生，並於1965年畢業。之後經歷了十年文革，1978年，全國首次選拔100名留學人員，50名去美國，50名去德國。當時，我選擇了德國，並且放棄英語考試改學德語。

那年暑假，我自己跑到上海外國語學院，硬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啃”下來一本德語講義，並且最終在江蘇省考了第一名。當時，江蘇一共有兩個人考取了留學資格，我是其中之一。隨後在1979年我被派往德國亞琛工業大學進修，後來又攻讀博士學位，並且拿到了洪堡獎學金。畢業後我成爲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位電子學女博士。

陳志文：到現在爲止，德國的博士學位都非常難拿。德國給您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韋鈺：實際上，留學給我最多是自信。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可以做事情了，只要我肯鑽研，就沒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

陳志文：您回國後，轉變了自己的研究領域，是爲什麼？

韋鈺：留學回來後我就做了一個決定，堅決把我的研究領域轉向了生物電子學。1984年，我在東南大學創立了生物醫學工程系。我覺得，這對於國家的發展更有意義。但當時，我們國家還沒有人做這一方面的研究，中間的經歷可以說非常曲折，也承受着來自各個方面很大的壓力。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講，走過的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陳志文：我覺得這一系列的歷練和淬鍊，實際上也讓您越來越強大，不再懼怕挑戰。

韋鈺：對，有一種一直在戰鬥的感覺。我很感謝當時幾位老院士對我的支持，包括我的老師，他們中有些人現在不在了，我一直很感謝和懷念他們。

改革開放可以說是給了我一個來之不易的機會，給了我一個春天。我總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因爲有很多同齡人沒有得到我這樣的機會。

陳志文：一方面，是要感激改革開放這一歷史契機；另一方面，您自己也是非常勤奮和努力的。

韋鈺：也是因爲當時的境遇，讓我知道這個機遇是很不容易的，要珍惜。我之所以會有一些成就，是因爲歷史把舞臺給了我。其實，我的老同學裏有很多比我更優秀的人，只是我把握住的機遇更多，更珍惜更努力。

陳志文：您當時回國時，有沒有想過自己會進入教育部，並且後來成爲了副部長？在教育部的十年，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韋鈺：沒有。我的人生做了很多的決定，但全部與名利無關。教育部給我提供了一個舞臺，我的眼界更開闊，擁有了國際視野，讓我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和願望。

韋鈺 中國教育在線/攝

信息技術和教育改革要進行深度融合

陳志文：1994年，您開始推動CERNET的建設，您可以簡單回顧一下CERNET的建設情況嗎？

韋鈺：提起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簡稱CERNET）的建設，就不得不提1994年我到世界銀行開會。那時，我聽說美國正在開展“信息高速公路”建設。當時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態度十分傲慢。在他們看來，“信息高速公路”是未來發展的趨勢，發展中國家要麼趕上這條船，追趕潮頭，要麼就只能被大浪衝走。

由於我是搞電子出身的，敏感地意識到這是未來教育的一個重要載體。同時，我也對西方國家的說法不服氣，認爲中國同樣可以通過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來發展教育。爲此，我就開始爲CERNET的建設報批文件而奔走。

最終，建設報告得到了中央和教育部的支持，經過快速論證，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綜合考慮、挑選了幾所理工科重點高校進行網絡試點。

經過幾年的奮鬥，到新世紀之初，已經通達全國各省會城市並且連接了全國700多所大學入網。這是在世界範圍內也少見的全國性的統一規劃和建設的教育網絡。可以說，CERNET的建設開啓了我國互聯網的建設與發展歷程。爲此項目，很多同志的整個青春都撲在上面了。

回顧CERNET建設的這幾年，可以說對中國教育做出了突出貢獻。CERNET的建設不僅是我國信息網絡人才重要的培養基地，還支持和保障了一批重要的國家網絡應用項目，加強了我國信息基礎建設。

比如，全國普通高校招生網上錄取系統在2000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和錄取工作中發揮了相當好的作用。另外，CERNET的建設縮小了我國與國際上先進國家在信息領域的差距，也爲我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建設起到了積極的示範作用。CERNET的建設爲我國現代遠程教育的發展夯實了堅固的路基，爲現代遠程教育的順利實施開通了高速公路。

陳志文：除了CERNET建設，在教育信息化建設方面還有哪些事情讓您記憶猶新？

韋鈺：在推進教育信息化的這些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有很多：1998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網上錄取系統正式投入使用；2000年開始，教育部和香港周凱旋基金會合作，由中央電教館和中央電視廣播大學共同實施了“明天女教師培訓計劃”；2002年3月，教育部和李嘉誠基金會開展了西部中小學遠程教育扶貧行動等等。

全國普通高校招生網上錄取系統的開發和使用是讓我印象最爲深刻的幾件事之一。這個項目的啓動與實施，不僅標誌着教育政務信息化工作從管理角色向服務角色的轉變，同時也提高了學校管理水平和機關工作效率，並進一步推進了校園信息化建設，更是讓高校開始加入教育政務信息系統的建設之中。

記得第一次成功試點工作是1998年在天津進行的。當時效果非常明顯，公衆認可度高。到了2000年，全國就有16個省市，845所院校實行了網上錄取，佔當年高校總數的82%，網上錄取的學生總數達111.7萬人，佔當年招生計劃的54.75%，其中遠程異地網上錄取30.6萬人，實現了網上錄取省市數、高校數、學生數都超過半數的“三個過半”工作目標。

目前，高校招生藉助全國普通高校招生網上錄取系統，已實現了從招生來源計劃管理、考生信息採集與錄入、電子化檔案製作、招生現場信息管理到高校一端實現招生網上錄取全過程的計算機管理。同時，這個系統還提供了對招生錄取信息進行實時查詢和監控服務，成爲了有着重大社會效益和經濟價值的大型分佈式信息處理系統。

“明天女教師培訓計劃”在2000年1月至12月，由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中央電教館共同完成了對來自雲南、廣西、四川、陝西、甘肅五省、自治區的1000名農村小學女教師的培訓。使她們掌握了計算機初步知識和操作技能，具備了使用和維護VBI數據廣播的能力，並向這些女教師所在學校贈送了一臺計算機和一套衛星接收設備，由接受培訓的女教師向所在學校的其他教師傳授計算機與衛星接收設備的知識與技能，以提高廣大農村教師的信息技術運用能力。

這個計劃在當時的影響很大，產生了很多積極的作用。很多參加培訓的女教師認爲在培訓期間，不僅感受到了黨和國家及各界人士對農村教育和教師的關懷，同時也獲得了信息技術知識和技能，更激發了自己工作的熱情。

1999年，中國遠程教育K波段衛星寬帶多媒體傳輸平臺開始建設。當時，我去廣西看到大山裏面的一批孩子很受觸動，想着能不能通過遠程教育的方式給他們一條出路，所以就有了K波段。

後來，遠程教育走了一些彎路。我始終認爲，遠程教育最重要的是，要通過提高老師的水平，來提高學生的水平，不能只把課程光盤送下去就結束了。

陳志文：您認爲，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的發展下一步將給中國教育帶來了什麼？

韋鈺：如果說在前幾十年，教育信息化是完成了基礎建設，那麼在歷史的新節點上，需要推進信息技術和教育改革深度融合。在人的智能中，最重要的是決策智能，教育在培養人的能力上，應該主要圍繞培養知情的決策者這個目標，特別是建立在科學概念和模型上的直覺決策能力。隨着信息技術和教育的深度融合，教育面臨的巨大挑戰主要在於培養人的目標，其過程和方式都將發生很大的變化。

在社會生產力的組成中，人力資源是重要的因素。在農業社會，人的勞動力貢獻顯得十分重要，而在工業社會里，人發明的工具和人使用工具的技能顯得更爲重要。那麼，在當今和未來的社會里，最重要的是人的智能，以及人與機器共同組成的、互動和互補的智能。人的智能是未來經濟發展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當前我們正面臨着我國教育改革、教育信息化技術可貴的發展機遇。任何在教育領域中發動的教育改革，都首先需要進行教師培訓，需要對家長普及有關知識，以形成社會的共識。而在這方面，教育信息化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韋鈺

腦科學科普要抵達每位教師和家長

陳志文：2002年卸任教育部副部長後，您又回校開展前沿科學研究，帶領研究團隊開始在神經科學的基礎上研究人的發展規律。您爲什麼會關注這一領域？

韋鈺：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神經教育學的目的是教育，並不是從事神經科學的基礎研究，而是從事轉化研究，是將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應用於教育實踐中。

我之所以關注神經科學，是因爲事實證明“神經科學”對教育有着重大的影響，這將對於我國調整早期教育政策有積極地作用。只有瞭解腦神經科學、瞭解兒童腦發展的規律與特點、瞭解兒童是如何學習的，才能找出科學的早期教養方法和途徑。

我們必須重視早期教育，這是對的。但是，“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絕不是指讓孩子早些認字、背詩、讀英語，更不是把小學的課程提前教給幼兒，這絕對是個誤區。我們要根據兒童腦自身的發展變化規律，適時地對其進行開發、教育。

我認爲神經教育學的出現有助於我們接近人腦的發展規律，在實證基礎上來研究人的發展，從而研究教育規律。作爲靈魂的工程師，教育實質上就是在建構人的腦。對教育者而言，正確地認識腦的發展規律，才能知道如何正確地“因腦施教”。

另外，我認爲教育現代化的核心因素是實證性教育研究方法的確立。這也是讓我自2002年卸任後回到科學研究前沿，探索腦神經科學的一個原因。我國的教育應進入實證性研究的新階段了。我們的教育長期以來就像從事醫療的醫生，在實踐中積累了許多智慧和經驗，但這些僅是來自個人的智慧，而不是基於現代實證科學的研究。

陳志文：您曾提出，中國教育應該基於實證的西醫式科學研究，爲什麼？

韋鈺：縱觀歷史，不難發現醫學和教育學這兩門學科的相近性，這兩個領域和人的關係最爲密切，它們服務的直接對象是人。到目前爲止，這兩個領域的工作主要也是靠人與人進行面對面交流來實施的。

醫學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發生在大約200年以前，它的核心因素是引入了現代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和知識體系，吸收了生物、物理、化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手段，保障了醫學研究的系統性開展。有了比較可靠的評測方法和儀器，來自醫學實證研究的知識和經驗才能夠積累和傳播。醫學在此基礎上得以迅速發展，人類因此而大大受益。

教育學相對於醫學來說，由於涉及的研究對象是坐落在腦中的、發展變化着的心智，因而更爲複雜。

從醫學現代化進程中可以明晰，個案創造的實際經驗很難發展成系統的、可靠的科學概念，沒有統一的科學概念和知識體系，知識就很難積累和繼承，也無法通過現代的學校系統予以傳播。

所以，要通過對教育大量的觀察、實驗和調查，獲取客觀材料，歸納出教育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因此，我一直倡導進行基於實證的教育研究。

中國教育在線/攝

陳志文：您不止一次地呼籲要在教育領域科普腦科學，您爲什麼這麼重視這件事情？

韋鈺：腦科學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成果轉換太需要普及。我是以一名普通高校教師的身份來做腦科學的科普的。腦的建構是基因和後天經歷不斷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有些區域突觸的優化主要取決於幼兒早期的經驗；成人的大腦突觸要少於兒童，減少的過程也是塑造腦的過程等。實際上，兒童早期教育的加強就是腦神經學家們提出來的。但是，現在能夠真正在腦科學方面培訓教師、真正能編教材的人才太稀缺，必須要發動腦科學領域更多的科學家加入到科普行列。

同時，很有必要糾正目前社會上關於腦發育的偏見和被過度消費歪曲的內容。社會上流傳的很多說法都是對腦科學的誤解：如幼兒記憶力最佳，越早背書記得越清楚；要求幼兒不要輸在起跑線上，要樣樣學、樣樣精等等。這些論調在社會上氾濫，可見我們的科普面臨多麼緊迫的局面。更有甚者，現在已經有很多科學儀器進了課堂，監控孩子大腦的動態數據，甚至利用相關數據與公司合作，在沒有科學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去影響孩子的腦，這樣做是很糟糕的。我們必須要保護好孩子的隱私。

陳志文：您也曾提出，腦科學科普要抵達每位教師和家長，爲什麼？對於幼兒的早期教育有何意義？

韋鈺：兒童的早期發展，比我們原來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要對家長科普腦科學。因爲家庭的教養環境是兒童出生後接觸到的第一個“學校”，家庭的影響和責任是不可替代的。

我在多年前曾編著了《0～3歲孩子家庭教育的8個關鍵點》一書，幫助廣大家長科學引導幼兒的生長。科學證明，0-3歲是大腦發展的最關鍵時期，大腦容量在5歲時已經發育了90%。

現在家長都已經知道了早期教育很重要。但是，養育不僅僅在於“養”，更在於“育”。兒童早期發展並不是指單純的知識灌輸，重點在於帶着愛的語言和非語言的互動交流，讓孩子在“玩”中探究周圍的世界和人。

陳志文：時下，人工智能時代來臨，對於現在的孩子，您覺得應該注重培養哪些能力才能讓其更好地迎接這個時代？家長在這期間又該做些什麼？

韋鈺：在人工智能迅猛發展、信息迭代日新月異的大環境下，教育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2017年9月，我曾在浙江大學召開的“雙清會議”上講到，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腦與心智關係的兩元論被擯棄。人們可以基於行爲科學和神經科學來進行有關人智能發展的實證性研究。它可以爲人工智能發展的研究，爲神經教育學提供科學基礎。

現在小學的孩子，他們未來60%從事的工作是什麼？我們現在並不知道。未來，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依據海量的知識儲存和快速的算法，將會取代人類的許多工作。只有人類經由實踐昇華而得來的智慧與創新纔是不可被替代的。

那麼，我們的教育，到底要教給孩子什麼，到底是要培養什麼樣的人，這將是教育面臨的最核心的問題。我們已經無法單純地沿襲舊有的分科教學模式。如果依然按原有的方式對孩子進行填鴨式知識教學，不鼓勵孩子去探索、去體驗、去自信地解決遇到的問題，那麼三十年後孩子們可能找不到工作。

我們要做的，是着重培養孩子綜合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的真諦，就是當人忘記一切所學之後剩下的東西。知識、理論可能會忘記，但浸入心腦的科學方法、科學思維、科學精神卻能長久留存。現在流行的STEAM教育的核心就不是強調學科的分工，而是要培養跨學科的綜合能力，是要教給學生有結構的知識和建構的能力。

教育者還要特別關注早期經驗對社會情緒能力的影響。人的認知能力不僅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知，腦的認知中更重要的是對羣體和個人（自己和他人）的認知。因此，社會情緒能力同樣對人的行爲和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所以我們還應該培養孩子的“同感”能力（同理心）和執行功能，它是社會情緒能力中的核心能力。決定人一生幸福和成功的不是IQ（智商），而是他的社會情緒能力。

在營養不良和安全侵害之外，忽視和冷漠的生長環境，也會對幼兒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傷害。童年的情緒性創傷，不僅會影響其本人一生髮展的軌跡，而且會通過行爲和“生物嵌入效應”發生代際傳遞，將不利影響遺傳給他們的後代，甚至是好幾代。有數據表明，中國有4000多萬留守兒童，他們在青少年期乃至成人階段出現各類心理問題的比例，要遠遠高於正常家庭撫養長大的同齡人。

現在大家通常關心的只是幼兒成長所需要的物質保障，卻不知道嬰兒一出生就進入了腦建構、感知和情感建構的關鍵期，絕不只需要物質上的保障和支持，更需要享受快樂、愛撫，建立人與人之間社會聯繫和進行學習的良好社會氛圍，以支持腦的發育，爲其一生的精神健康打下基礎。

此外，我們還要注重培養兒童的決策能力。在人的智能中，最重要的是決策智能。在培養人的能力上，教育應圍繞培養知情的決策者這個目標，特別是建立在科學概念和模型上的直覺決策能力。其中要特別注意科學教育在培養決策能力上有特殊的功能。

韋鈺（右）、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左） 中國教育在線/攝

陳志文：您提到了STEAM教育、科學教育，這對於兒童的成長來說，有怎樣的意義？

韋鈺：現在，科學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但要基於腦科學。科學教育是爲了培養一種思維方式或者生活方式，the way of thinking, the way of living。未來世界的變化速度我們幾乎無法預測，所以，必須要讓下一代人有批判性思維，要有問“爲什麼”的能力，能夠根據實際情況自己尋找答案。

科學教育要圍繞核心概念進行學習,幫助學生學會探究,也就是學會提出問題,設想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通過實驗、實踐去尋求解決的途徑或答案。

陳志文：孔子有句話叫“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您其實強調的，就是在實踐的過程中，讓孩子們去獲得知識和能力。

韋鈺：是的，並且也一定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這就是探究式的方法。前面提到科學教育對於決策能力的培養有重要作用。其原因就是科學教育能夠培養孩子用探究式的方法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對決策能力的培養是至關重要的。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