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觀裘衛盉書法,印象最深的就是參差錯落、疏密變化的章法,由字形大小肥瘠各任其形所造成。出版有《先秦·秦代書法史》(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揭示古典的真實——叢文俊書學、學術研究文集》《篆隸書基礎教程》等專著、學術文集、教材、題跋十餘種,發表學術文章一百三十餘篇,其中有四十餘篇被海內外專業刊物全文轉載,據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1998年)統計,其論文總被引率排序全國“藝術學”前十名。

編者按:

叢文俊先生是當代中國書法史、書法理論研究的一位重要學者和書家,在某些領域具有“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對早期書法史以及三代吉金多有心得,之於風格範式、之於文字源流。

裘衛盉,西周恭王三年器,1975 年 2 月陝西岐山縣董家村 1 號青銅窖藏出土,與五祀衛鼎、九年衛鼎、裘衛簋合稱“裘衛四器”,今藏岐山青銅博物館。蓋內銘文 12 行,共 132 字,書法與九年衛鼎和而不同,然均有其特色,於今日頗有借鏡的價值,故爾通臨之。

當代書法大家叢文俊講金文系列·裘衛盉

西周 · 裘 衛 盉 銘 文 拓 本

學習書法,須知通變。通謂瞭解歷史原委,變謂時尚變遷。具體到金文書法,臨習任何一件作品,須在歷史的觀照下去認識和理解,其通在書體演進與時尚共性,變在個性。張懷瓘《評書藥石論》所謂“變則通,通則久”,其通謂順承歷史規律,只有背靠傳統,能出新意,才能傳承久遠。通變不是閉門造車“想”出來的,而是要有參照系,參照歷史經驗,始能有所作爲。所以臨帖首要的是多看、反覆看,只有爛熟於心,纔會做出正確的選擇,知道自己如何學,走什麼道路,靠別人是靠不住的。康有爲說過“觀千帖方能帖”,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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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西周《裘衛盉》

觀裘衛盉書法,印象最深的就是參差錯落、疏密變化的章法,由字形大小肥瘠各任其形所造成。這種不工而工的天然之美,代表了作者的非凡魄力和以拙勝巧的高超技能。用傅山看猛參將和兒童書法的感受,也可謂“石破天驚”了。如果限之以界格,把字形都臨成大小一倫,即如買櫝還珠,與大美失之交臂。所以,只重字形而棄篇章的臨帖之法,並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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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西周《裘衛盉》 局部

從實用的角度看,大篆書體字形及風格樣式的規範化是大勢所趨,其代表的正體秩序之美也是秦篆、漢隸、晉唐楷書步入法度的先導,是書法藝術傳統的核心價值觀所在。從藝術和書家個性化追求的角度看,成熟大篆的齊整劃一有削足適履之憾,是以犧牲天然美和書寫的自由爲代價的,今天看來,尤其如此。依照筆者的經驗,兩種不同美感的作品都要學,都要有深入的把握能力,之後在二者間尋繹屬於自己的立足點以確立個性風格。《書譜》講“偏工易就,盡善難求”,纔是今天應該努力的願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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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西周《裘衛盉》 局部

對今天的上古金文書法愛好者來說,無論選擇哪種風格類型的作品入手,詳察字形都是第一要務。以裘衛盉爲例,首行字均守界格,僅“霸”字稍大;二行“豐”字逾制,顯得巨大而突兀;三行“瑾璋”筆畫不多,本可緊湊于格內,卻連續展大,與其後的“衛”字呼應;四行已不能嚴守界格,導致其後數行誇張而率性,篇章疏密也因此大變。由於書寫規範意識的欠缺,故能於拙鄙中透露出書寫者的天性、膽識、因自由而誇張的變化所顯示出來的濃烈情意。也許,書寫者並非爲了審美的目的而發揮想象並創作,但這種不期然而然的美感真實地發生了。金文書法的界格出現於西周早期,系禮樂文化的秩序美泛化使然,如大盂鼎。界格之出本爲齊整文字,而有格卻不遵守,既有法度規範意識尚未能普及而深入人心的原因,也有個性的選擇。

當代書法大家叢文俊講金文系列·裘衛盉

臨西周《裘衛盉》 局部

一般來說,界格可以束縛人的書寫心理,務使字形齊整;有格而不嚴守,每每突破,是要有不甘於域囿的野心與率性的。這種能夠產生特定美感與風格的因素相當複雜,是各種書體原生態中多見的現象,有時可以分析,也能趨近,但無法推廣仿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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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西周《裘衛盉》 局部

臨習裘衛盉,初則依樣葫蘆,彷彿其大意,在反覆思考中去體驗這種能夠讓人震驚而又百讀不厭的變化之美。次則想象,品味字形突然放大,幾乎近於極致的大樸之美,避免藉助牆盤、史頌器一類的審美經驗和標準,《老子》的“大巧若拙”思想於此頗爲適用。再次以熟練的技術和深入的體驗放開手腳,再度臨摹嘗試,以感悟之心馭筆。另外,多臨多想,使“古化爲我”,進行嘗試性的篇章創作,也就是學以致用。達到這個境界,學習金文書法才能升堂入室。

(本文作者爲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教授,選自榮寶齋《藝術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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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文俊

齋號豐草堂。1949年1月22日生於吉林市。1981年畢業於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獲學士學位;198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漢語文字學專業,獲碩士學位;1991年畢業於吉林大學古籍所考古學專業(古文字學方向),獲博士學位。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篆書委員會副主任、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長於多學科的綜合考證與研究,在書法史、書法理論研究方面頗具創意和開拓精神。出版有《先秦·秦代書法史》(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揭示古典的真實——叢文俊書學、學術研究文集》《篆隸書基礎教程》等專著、學術文集、教材、題跋十餘種,發表學術文章一百三十餘篇,其中有四十餘篇被海內外專業刊物全文轉載,據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1998年)統計,其論文總被引率排序全國“藝術學”前十名。擅長大小篆、隸、草、行等多種書法,長期擔任全國各類大展評委,出版作品集多種。

先後四次獲吉林省政府“長白山文藝獎”,獲首屆“中國文聯各文藝家協會中青年德藝雙馨優秀會員”稱號,中國書協首屆蘭亭獎理論獎;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獎教育一等獎;第四屆中國書法蘭亭獎藝術獎;中國文聯第二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作品獎。多次應邀到韓國、日本、美國及臺灣地區參加學術會議並進行講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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