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彤和女兒攝於1951年，出自錢兆明編輯的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 (Oxfor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方誌彤（Achilles Fang，1910-1995）是近代學問淹博、貫通中西的大學者，徐文堪先生稱其爲“百科全書式學人”（《不該被遺忘的方誌彤先生》，《上海書評》2011年1月9日）。只可惜著述不多，而且爲人傲岸、狂狷，身後又沒有門人弟子爲其樹碑立傳。他的生平我們只知道大概，具體細節則只能從同代學人的回憶錄或者書信中鉤稽出來。哈佛檔案館中有一些鮮爲人知的材料，若參照美國漢學家的回憶錄，能幫助我們瞭解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方誌彤在北京的交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爲哈佛在京的一批留學生在學業上提供了長期指導，可見出他對中西學術交流做出的卓越貢獻。

方誌彤1932年從清華哲學系畢業。他本科階段主修西方哲學，論文的題目是萊布尼茨的單子論。這一細節是他在1951年3月14日致龐德的信中披露的（見錢兆明教授編輯的《龐德的中國友人》，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62頁）。他1947年來到哈佛，當時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1889-1975）曾向美國政府出具證明，對他來美之前的經歷有一簡單介紹。這份英文簡歷應該主要是方誌彤本人提供的，我在下面將他任職的機構以及職務儘量注出英文。從葉理綏的信中，我們可以瞭解到，1934至1936年，方誌彤在廣西省立醫學院任教（Professor at the Provincial Medical College of Kwangsi）。1937至1947年，他在北平輔仁大學擔任《華裔學志》的編輯（Editorial Secretary of Monumenta Serica），在這份當時最重要的漢學期刊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這十年中間，他還有不少兼職，主要是1939至1945年之間，在中德學會擔任教師（Instructor [Lektor] at Deutschland-Institut in Peiping），同時兼任《中德學志》的編輯。1944至1947年期間，他在輔仁大學和北平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都曾授課，還在清華大學擔任兼職教員（part-time lecturer）。在此期間，他曾譯註過一本德語教材，題爲《德語津樑》，1941年在北平出版，北大圖書館有藏。

方誌彤於1947年9月15日抵達哈佛，參與哈佛漢英字典的編輯工作，身份是研究員（research fellow），接替李方桂的工作。葉理綏作爲哈佛燕京社長，出具證明信（1948年2月6日），最能證明方誌彤來哈佛時的身份和職責，現將這封信全文譯出。

敬啓者，

茲證明方誌彤先生爲哈佛大學研究員，爲哈佛燕京學社資助的漢英字典項目工作，起薪爲一年三千美元。在職期間，遠東語言系中有研究項目的研究生可向他請教，偶爾會有課堂講學任務。

此項目估計至少要持續十年。方先生在此期間會一直爲本社聘用，除非方先生本人或者哈佛燕京學社會有不可預料的情況發生。

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葉理綏

1948年1月方誌彤給美國駐加拿大領事館官員致信，爲的是要申請在美永久居留簽證。從檔案材料中可看出，當時除了葉理綏之外，哈佛的漢學家們都在幫方誌彤忙活這件事。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1910-1990）當時是哈佛遠東語言系副教授，後來在1956至1963年之間擔任過哈佛燕京學社第二任社長，還曾任肯尼迪政府駐日大使。他於1948年2月4日出具一封證明信，信中說方誌彤“是一位傑出的中國年輕學者，而且作爲教師和輔導老師（as teacher and advisor），他對好幾位在北平學習中國歷史和文明的哈佛留學生給予了非同尋常的幫助（rendered signal service）”。

方誌彤在北平幫助過不少哈佛留學生，柯立夫就是其中一位。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是《元朝祕史》的英譯者，當時是哈佛的助理教授。柯立夫在1948年2月5日也寫了一封證明信，開頭便說：“我自1938年始便認識方誌彤先生，那年我和他在中國北平結識。三年間我們過從甚密，有時甚至每天見面，由此培養出深厚的友情，並隨時間的推移而愈加深厚。”柯立夫明確說“我最初是方先生的學生”，然後盛讚方誌彤的人品和學問，說他是“通曉中國文化傳統博大精深之處的君子”。賴世和和柯立夫這兩封信，都是寫給美國移民機構的證明信，因爲信中最後都有套話，證明方誌彤未加入過任何與美國政府爲敵的組織，對美國和美國人民都非常友好。柯立夫的信，雖是官樣文章，但在提及方誌彤的地方，都能讓人感到他對這位方老師充滿尊敬和熱愛。

方誌彤輔導過的哈佛博士生當中，和他關係最緊密的是伊麗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1912-1987）。她一直執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東亞圖書館，發表的著述很有限，卻留下一部口述史。她用了相當篇幅講述自己在北京求學的經歷，其中有不少關於方誌彤的記述。這部口述史的標題是《伊麗莎白·赫芙：教師、東亞圖書館創館館長，從厄巴納經北京到伯克利》（Elizabeth Huff: Teacher and Founding Curator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y from Urbana to Berkeley by Way of Peking），由Rosemary Levenson採訪、記錄並整理。標題中三個地名概括了赫芙一生的行跡：她生於伊利諾伊州的厄巴納（Urbana），在北京求學，最後紮根伯克利。這部書成於1977年，但沒有正式出版，只有少量鉛字打印本分送各大圖書館，所以鮮爲人知。鑑於有關方誌彤的生平材料極爲稀少，所以赫芙的口述史便顯得彌足珍貴。故而我將與方誌彤有關的段落譯出，以廣流通。由於是口述史，採訪者忠實記錄了赫芙的談話，所以我在翻譯過程中也儘量突出其口語特徵。

赫芙生於1912年，小方誌彤兩歲。她先在伊利諾伊大學讀本科，1934年入Radcliffe女子學院讀研究生（後該學院併入哈佛）。1937年，她獲“哈佛-燕京獎學金”，在日本和印度支那遊歷之後，於1940年9月來到北平，住在燈市口的佟府夾道衚衕。書中記述她在京聽課的情況，比如她曾去輔仁大學上餘嘉錫的課，是班上唯一一位洋學生。餘嘉錫總懷疑她的中文能力，所以凡講到重要之處，都要在課堂上直接問她懂不懂，結果害得赫芙不好意思再聽下去了（94頁）。赫芙原計劃兩年後返國拿學位，但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日宣戰，她被日本鬼子送到山東濰縣的集中營關押。抗戰勝利後，才於1945年10月返回北平，而回哈佛要到1946年了。

赫芙一到北平，就請了兩位語言教師。一位是滿人，教口語，因當時中文口語教師大多爲滿人。另一位由柯立夫推薦，帶她讀史書、《文選》、陶淵明和杜甫。這兩位老師的責任心可大不一樣。赫芙回憶，口語課沒有課本，只是隨意談天，開場白一般是“你好”或者“你喝茶了嗎”。這位滿人老師公事公辦，鐘點一到就準時下班。而另一位教師則不然，他課後還要逗留很久，會和赫芙一起逛書店，還愛跑到南城去喫飯，他們最喜愛的館子是恩承居（以上見91-92頁）。這位幫助赫芙補習古文的高級輔導老師，正是方誌彤。

赫芙認識方誌彤是柯立夫介紹的，她回憶說：“柯立夫聽說《華裔學志》那邊不想讓方誌彤走，但要減他的薪水，或者縮短他的鐘點兒。他在那邊肯定拿薪水。他還有間屋子呢，而且……哦！《華裔學志》要是沒了他，真不知道怎麼辦下去！他負責把所有文章通讀一遍，以防出錯兒。柯立夫發現了他，請他作輔導老師。我猜方誌彤從前沒給人輔導過。我來了，柯立夫就把他介紹給我；海陶瑋來了，又介紹給他。所以我們所有人方誌彤都教過，現在他在哈佛也是在教很多人”（96頁）。這聽起來像一場接力賽，方誌彤如同接力棒，被研究中國文史的哈佛學生一棒一棒傳下去。就現有材料看，他接連輔導過柯立夫（1938年抵京）、赫芙（1940年抵京）、海陶瑋，還有芮沃壽（Arthur Wright，1913-1976，1941年抵京），把這幾位哈佛出產、未來卓有成就的漢學家都給包圓兒了。

說到赫芙，方誌彤不僅負責指導她古文閱讀，連博士論文的題目也替她定了。葉理綏一開始建議赫芙研究元代畫家倪瓚，因爲日本藏有倪瓚不少真跡。而高羅佩則建議她研究整個中國文學和藝術中梅花的含義，可是方誌彤對高羅佩的提議大不以爲然：“等我不得不開始寫論文的時候，方誌彤已經在教我了，哦，他對梅花兒那個題目簡直煩透了！他一旦瞧不起什麼東西，自己也就有了主意。他跟我說：‘美國沒什麼好書。西方寫中國文學，也沒什麼好書。’他說得沒錯兒，確實沒有特好的書。他又說：‘要不你就翻譯黃節的《詩學》得了。’”（100頁）就這一句話，替赫芙拿了個大主意。這事看出赫芙對這位中國導師真可說是言聽計從，而方誌彤當時不過三十出頭，那種孤傲的性情、那股大包大攬的勁頭已初露端倪。

方誌彤是位嚴師，他曾輔導過的這幫哈佛學生，對他始終存有敬畏之心。赫芙接受採訪時是1976年，已經退休。她說退休之後，時間充裕，準備重新拾起當年的論文題目，但也只讓一個人看了《詩學》的譯文。下面這段記述特別能反映師生之間的關係。

赫芙：他來海陶瑋家見我，對我說：“翻得真不賴。”我說：“別逗了。”他說：“明天早上找我一趟，我們一起再過一遍。”他指的是去他辦公室。我就去了。當然，他做了批改。有些地方只是英文用詞的拿捏問題。他是個絕好的語言學家，可英文畢竟不是母語，問題就在這兒，就比如我的母語是美國英語一樣。他一共就劃掉了兩行。他一旦劃掉什麼字，肯定錯不了。

採訪者：怎麼會呢？

赫芙：就那麼一小行。我打字時用的是三倍行距，他把他的譯法寫在每行上面。我們就這樣過了一遍，我【對他的修改】有點疑問，然後他說：“讓我再想想。”他查了一兩本書，再讀了一遍，然後把他修改的字劃掉，說：“你原來翻得沒錯，是我錯了。”

採訪者：我可從來沒聽說他會講這種話。

赫芙：海陶瑋也沒碰上過這種事。他說：“假如他能對我也說這句話，那我這一生就完滿了（had reached the ultimate goal of all life）。”（257-258頁）

從這樁軼事可以看出，方誌彤對自己的英文非常自信。大概也因爲赫芙是有四十多年交情的老友，反正他是不怕給洋人改英文的。另外，赫芙和海陶瑋這些舊日的學生，對方誌彤的脾氣非常瞭解，知道他學問嚴謹，極少出錯，更沒有認錯的習慣。所以方誌彤一直端着老師的架子，偶爾認個錯，便引發大家不住的驚呼，對方誌彤的崇拜可見一斑。

口述史中對方誌彤的身世有一段說明，我覺得十分重要。有關方誌彤的國籍和家世，流傳着不同說法。海陶瑋在《華裔學志》1997年45期上，寫了方誌彤的訃告，並回顧了他一生的經歷。其中就說到方誌彤生於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其祖上是中國人，上學之前家裏已授以中文古籍。在日據時代，學校上課全用日文，他日後的研究中雖會用到日文，但從此拒絕再說日本話。依這種說法，方誌彤是有中國血統的朝鮮人。但也有另一說法，認爲他本是中國人，朝鮮族，只不過生在朝鮮而已。

赫芙在口述史中的記載，和海陶瑋的說法基本吻合：“他犯了個大錯兒——他本是個聰明人，早該知道的——他把自己說成是中國人（passing himself off as a Chinese）。他其實是朝鮮人。這可以理解，他很可能是害怕日本人。他十五歲時，在漢城附近，一夥傳教士挑中了他，讓他上了一年的預備學校（prep school），好像在福建，總之，是在中國。那是一所很好的基督教預備學校，他們覺得他應該好好念念書。他繼續上學，自己一個人在中國闖，真是不簡單。他十五歲去的那裏。”（97頁）談到方誌彤所受的教育，赫芙又說：“他學了希臘文（所以他英文名叫阿基里斯）、拉丁文和德文，跟着艾諤風（Gustav Ecke，1896-1971）學的。到了十七歲，他參加了考試，清華和燕京大學都錄取了他。他選了清華。拿到學士學位之後，我想他就沒在中國繼續深造，最終他在1947年來了美國。他的博士是跟亨利·萊文（Harry Levin）唸的，比較文學。他寫了一部長得不得了的論文，關於艾茲拉·龐德，我真希望他能把它發表出來。”（97頁）

方誌彤爲躲避日本人迫害，不敢說自己是朝鮮人，這個說法在我讀到的文獻中尚未碰到，還需繼續查證。當年曾跟方誌彤在哈佛學習過的劉年玲女士（筆名木令耆）曾告訴我，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些臺灣在哈佛的留學生對方誌彤非常不敬，背地裏叫他“老韓”。也許哈佛不少人知道他本是朝鮮人，所以對他教授中國文學便有牴觸心理。但是方誌彤自己堅持自己的中國身份，在哈佛檔案中有明證。在他填寫的“大波士頓地區留學生聯合會”（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of Greater Boston）登記表上，“出生地”和“國籍”兩欄，方誌彤填的都是“中國”。檔案中還有一份永久居留簽證申請書，有方誌彤親筆簽名。在這份向美國政府提交的正式文件中，方誌彤說自己生於山西省安邑（An-i, Shansi）。我們是相信赫芙、海陶瑋，還是相信方誌彤呢？至少目前看來，要想證實方誌彤的出身和家世，還需更多的證據。

赫芙1946年從北平返美之後，不久就開始在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工作，直至1968年退休。在採訪過程中，她基本不談自己的感情生活。只有在臨近結尾處，才說起自己年輕時一度有結婚的打算，但由於擔心母親會激烈反對，所以一直未婚。我們來看她的回憶：“她（赫芙的母親）要比我父親潑辣得多，但遠不如他開通。我媽是又潑辣又固執，我爸很溫和，也願意接受新事物……我父親會接受一個東方人當女婿（My father would have welcomed an Oriental son-in-law），我是說，對他來說，這個人屬於哪個種族沒啥區別。可我瞭解我母親……她會傷透心的。她爲我做了太多，這事她可受不了。我實在沒勇氣這樣做。”（259頁）

赫芙敘述這件事時語氣輕鬆，讓人感覺這不過是人生一段小插曲。但是這段緊接在方誌彤爲她修改《詩學》英譯本後面，特別是聯想到哈佛檔案中保存了赫芙與方誌彤大量往來通信（在拙文《錢鍾書致方誌彤英文信兩通》中已有引用），兩人一在美國東海岸，一在西海岸，可是通信之頻繁、往來之密切，簡直像是心心相印的心靈密友（soul mate）。又聯想到他們兩人在北平時逛書店、下館子，交情非同一般，所以我冒昧地猜測，或許兩人的關係要超過老友的情誼，赫芙提到的這個“東方人”，有沒有可能就是這位孤高、狂傲、嚴厲的方誌彤呢？當然，這一點也僅限於猜想。

《上海書評》2012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