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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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皇太極稱帝,將文館改爲內國史院、內祕書院、內弘文院,即內三院。范文程被任命爲內祕書院大學士,職掌撰寫與外國往來書札,掌錄各衙門奏疏、辯冤詞狀、皇上敕諭、文武各官敕書並告祭文廟諭、祭文武官員祭文。

清朝宣諭各國的敕書,都出自范文程之手。

范文程榮膺這個偉大的任務,蓋因爲他摸透了皇太極的帝王心術。

八旗設置都統,王公大臣衆議首推范文程,雖然太宗說“然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爲心膂。其別議之”(《清史稿·范文程傳》),但還是先強調“範章京才誠勝此”。

範章京知否?皇太極爲何對漢官言聽計從?

范文程

清沿明制,不設宰相,代之以大學士。內三院大學士的權力很大,參加議定軍政大計,掌握國家機要,取代了太祖後期以來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體制。范文程,一個拿着明朝低學歷的漢人,卻成爲了胸懷宏圖大略的清太宗的首輔,極受寵信。

皇太極每次商議軍國大事,都要聽取他的意見;每次召見范文程,必留下他單獨商議很長一段時間,有時還沒來得及喫飯就召進宮商談。范文程殫心竭力,操勞國事,先後疏言廢除連坐法,奏準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設滿洲承政一員。

范文程被皇太極倚爲心腹重臣。

2

範氏感恩圖報,爲緩解高度集權的皇太極與統兵作戰的諸王公之間的矛盾,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

崇德六年三月,睿親王多爾袞率諸王公統軍圍攻錦州,離城遠駐,又私自派遣部分官員兵丁返家,以至於明朝守兵得以出城運糧入內。太宗獲悉後,勃然大怒,立即遣內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攜諭嚴厲斥責主帥多爾袞和肅親王豪格等,諭令他們自議其罪。

多爾袞自議死罪,豪格亦上奏死罪,杜度、阿巴泰請削爵爲民,全部沒收戶口奴僕,從徵將領三十餘人將分別議死、革職、籍沒。若按這些自議之罪執行的話,清廷的主要戰將將都會被處死。

範章京知否?皇太極爲何對漢官言聽計從?

皇太極

范文程等爲了打破僵局,偕大學士剛林、學士額色黑奏稱: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不許入署,不準晉謁皇上,他們回家日久,又將去錦州更替鄭親王,對明作戰。各部事務,及攻戰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辦事。皇太極允准,諸王貝勒大臣“遂各赴署辦事”。

太宗在位十八年,范文程作爲最受皇太極重任的漢臣,位極人臣,寵冠朝野。

皇太極收服洪承疇,使用解裘暖心計,就出於范文程的貢獻。就連民間傳說的皇太極命永福宮莊妃,玩美人計勸降洪承疇,也是范文程出的主意。

可見,皇太極對范文程是言聽計從、互爲知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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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爲皇太極遴選漢臣進入最高權力機關的一個縮影。在皇太極治下的大清(後金)政權,先後有一大批優秀漢官士大夫進入各個政權機關。

天聰五年設六部,皇太極專門設漢承政一職,各部皆有一員漢人蔘決部務。

天聰十年三月,皇太極改文館爲內三院,以范文程、鮑承先任內祕書院大學士,羅碩、羅繡錦爲內國史院學士,胡球、王文奎爲內祕書院學士,爲滿洲最高領導人獻計獻策。

此後,皇太極不但以大淩河衆降將出任各部院承政,命降將張存仁以都察院承政司監察大汗及諸王貝勒之責,還在崇德七年任命了祖澤潤等八人爲固山額真、祖可法等十六人爲梅勒章京,推行漢將獨掌漢軍八旗軍權制度。

在皇太極時代,出現了漢人異姓王,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順王”。雖然名稱有些戲謔的味道,但證明了漢官地位急劇上升,嚴重分割了滿洲貴族的特殊權益,不免引發了他們的強烈不滿:“昔太祖誅戮漢人,撫養滿洲,今漢人有爲王者矣,有爲昂邦章京矣。至於宗室,今有爲官者,有爲民者,時勢顛倒一止於此。”(《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五,崇德八年正月辛酉)

範章京知否?皇太極爲何對漢官言聽計從?

電視劇《江山風雨情》中唐國強飾演皇太極,王繪春飾演范文程

天聰初年,大汗只是名義上的共主,皇太極在四大貝勒聯合執政的政局中處於弱勢。後金走向何處,內部有滿洲王公貴族的掣肘,外部有已被侵犯的大明和察哈爾虎視眈眈,皇太極欲想強大自身,實現獨裁,除了積極培植以多爾袞爲首的滿洲少壯派外,聯合很有政治抱負的漢官降臣集羣,已是不二選擇。

漢官們帶着再創一個像大明王朝那般中央集權、又由自己參決軍國要務的國家的政治理想,推動和加快奴隸制女真社會的封建化進程。

他們如同范文程那般,“帷幄善謀,皆國是大計”,以期天子稱心地說“範某知否?”(錢儀吉輯錄《碑傳集》卷四《開國宰輔·范文程》)

知否?知否?君臣際遇,各有所求!

皇太極在即位之初提出的“滿漢一體”政策,逐步得以實現,並充分利用以范文程爲首的那些深諳儒家道統和治統的漢官,爲新創政權的國家制度建設與開疆拓土傾盡智慧,同時也爲強化汗權與集中皇權殫精竭慮地出謀劃策。

皇太極欣然接受漢人們的忠告“我國處南朝之大計,惟議和與自固二策”(《明清史料》甲編首本《天聰二年奏本》),在位十八年,“修我政治,墾我疆土,息兵養民,舉賢任才,勿慕虛名,惟求實利”,甚至不惜提出去年號、屈居崇禎之下而尋求和議。

雖然在此間,皇太極幾番挑釁明軍,崇德元年命阿濟格、阿巴泰等率部入關劫掠,創造了“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餘萬”(《清史稿·阿濟格傳》),但主要是議和失敗、感覺受辱的一次反擊,但在實力尚未坐大前,始終不曾對明發起大規模戰爭。

終於從最初的寧錦之戰慘敗、祭祀之役狼狽北歸,到最後一鼓作氣發動松錦大戰,將明朝勢力驅逐入關。

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極取得松錦大捷後,於崇德七年十月發動其生前最後一次入口之戰。八旗大軍在奉命大將軍阿巴泰統率下,兩翼進發,分別從界嶺口及黃岩口毀牆而入,長驅南下,至山東兗州,計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敗明軍三十九處,獲黃金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俘獲人口三十六萬九千口及牛馬衣服無數等。

此時,衆王公貝勒、文武大臣提出乘勝追擊,直搗山海關,卻被皇太極否決。

他仍要堅持既定的自固國策,要求阿巴泰等注意明朝和農民軍的動向及應採取合作的態度,而不是嚮明朝發起最後一戰。

就連清明之間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松錦大戰,也是祖可法、張存仁等大淩河降將獻進取之策,爲皇太極決定突破明寧錦防線起到了關鍵性推動作用。明軍聯動集結,清軍破錦打援,石廷柱等及時爲皇太極分析和制定戰略戰術,漢軍八旗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帶去明朝精幹的野戰軍積極參戰,聯合實現了皇太極下定決心對明的成功一戰。

範章京知否?皇太極爲何對漢官言聽計從?

石廷柱

漢軍鑲紅旗固山額真石廷柱說:“定鼎之謨,在此一舉,時不容緩,機不可失。”(《清太宗實錄》卷五十六,崇德六年七月丁酉)

皇太極是不冒險,實爲韜晦之計,實爲漢官力勸沉住氣,“待我國益富, 兵益強, 乘間再投,破竹長驅,傳檄天下矣!正兵法所謂卑驕利誘之術也”(《明清史料》甲編首本《天聰二年奏本》),爲其死後一年內清軍入關、問鼎中原,創造了先決條件。

可以說,他爲多爾袞即將統兵入關掃清了道路。

他是漢人大批量進入滿洲政權體系的推動者和保護者,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繼承者多爾袞和順治帝對漢人的充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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