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产妇之殇

前不久，４２岁的吴梦，不听医生劝阻坚持高龄产子，最终因术后肺部感染、肺水肿等情况持续恶化后，在归家途中去世，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不是第一个高龄产妇因为产子失去生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高龄产妇的问题再一次吸引了大众的关注。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高龄产妇越来越多。据调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估计二胎政策实施后，中国将有９０００万女性能够生二胎，这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数。而在这９０００万女性中，６０％的女性年龄至少在３５岁，这会增加她们在怀孕期间患并发症的风险。

根据临床统计资料显示，年龄超过３５岁的孕妇发生早发性流产的几率是适龄生育者的２～３倍。而且据数据显示，高龄怀孕出现并发症的几率确实比一般孕妇高。

特别是，最为人所熟知的胎儿先天性异常为唐氏征，唐氏筛查就是以３５岁为划线标准。唐氏先天愚儿中，２４－３０岁的女性，发生率为１５００分之１，３０－３４岁发生率为８００分之一，而３５－３９岁发生率则大于百分之一。

但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高龄产妇怀孕间、生产后的并发症都能得到有效控制，但也因如此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也在忽视危险的存在，选择铤而走险，很多高龄产妇不听医生劝导而致母子俱损的新闻依然历历在目。

在此之下，很多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了代孕，代孕产业链应运而生。

那么＂代孕＂到底靠谱吗？

记者在调查之后了解到，目前全国从事代孕服务的中介已经达到四百余家，大多属于＂地下交易＂。而且我国的代孕市场价格混乱，服务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在调查中，记者以寻找代孕妈妈的名义联系到了一家叫做美亚麟喜代孕的公司，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工作人员张先生热情地给记者介绍了代孕流程。

＂其实很简单，可以来我们机构考察，满意后签单，促排卵，取的过程不会耽误多少时日。＂该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我们确保代孕妈妈百分百是中国人，可以选择。＂说着，该工作人员给记者发来了多位代孕妈妈的照片，包括居住环境。

通过照片发现，这些代孕妈妈居住在三室一厅的住房，每个代孕妈妈分别居住单间的双人床，饮食起居由自己料理。

张先生告诉记者，代孕妈妈从怀孕到生产，全程都有医生的保胎和后勤管理，并且都是在当地三甲医院建卡。当然，出生时是选择顺产还是剖腹产，是医生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的。

随后记者又以另外一个手机号与美亚麟喜代孕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以自己想生二胎但是身体条件不允许为由进行了咨询。

该名工作人员向记者推送了另一对夫妻的朋友圈。工作人员说，王先生和于太太（化名）曾经育有一子，但不幸的是儿子１４岁时出车祸离世了，中年丧子给夫妻二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当时夫妻二人都超过４０岁了，曾经尝试过人工受孕、中西医调理等多种方式，但都未成功，最终找到了代孕，如今孩子已经１岁多了。

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孩子１岁生日时，夫妻还向他们发了感谢的贺卡。

现实依然不慎明朗

但现实是代孕在国内的处境，仍比较尴尬。

２００１年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３条第２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不仅法律层面，因代孕而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国际上很多伦理学专家为此也进行了大讨论，支持者认为放开代孕有助于提升生育率、改善人口结年龄构、缓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各种压力。反对者则担心，代孕的放开可能会使本就弱势的贫困女性沦为家庭的牟利工具，从而恶化女性的处境。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认为：＂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这种观点相信科技进步必然是正面的、可欲的，伦理不应事先划定科技发展的界限，而应被动适应科技的发展。科技终将会把我们带往一个现有伦理观点无法理解，但又必然是更加美好的未来。

但转折点是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的条款被删除，为此，互联网上也曾掀起一场国家是否已经允许代孕的大讨论。

不过，明确当下的政策立场并不足以化解萦绕在代孕现象上的复杂问题，而这意味着下一次争论迟早还会出现。因此，在代孕问题已然浮现于中国社会面前的今天，有必要对争论各方的观点及其背后的理据进行梳理，找到更合理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