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我们请严明、忻钰坤、陈晓卿一起聊了聊《长皱了的小孩》这本新书，围绕大众审美、理想主义者、父辈的影响几个话题，三位与读者分享了各自的体会。可能没有去现场的读者会好奇这仨人怎么凑在一起的，忻钰坤导演说：

“前年在尤伦斯的一场放映后，我第一次见严明，相识之后就看到了他的摄影集《大国志》，觉得很不一样，他的照片给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的我很多思考。其实不光是我，我身边很多年轻导演都会看严明的书、严明的照片和摄影集。”

陈晓卿这次则是和严明“奔现”：

“我们俩只是微信、微博的朋友，这次是网友见面。当初我在理想国出了本书，我的编辑告诉我，你有一个同乡叫严明，我很喜欢他，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是个摄影师。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摄影师里面文字写得最好的，是写文字的人里面拍照片最好的。后来我们就一直在网上互动，虽然生活里没有，也没有喝过一次酒。读他的文字让我产生特别多的共鸣，他的文字里有我们的生长地。严明只比我小5岁，我们的出生地都在淮河岸边，说普通话开口音都比较重。他的文字里，有大量能和我相撞的东西，包括他说的民歌、他说的戏曲，甚至一些地名，可能只有淮河两岸的人才会知道这样的地名。”

主页君今日，整理这篇活动回顾，分享给大家。

1.

在中国，这代人的父亲像是天生的双子座

严明：我的第一本书《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名字那么长，事实上当时我只是作为一个摄影师写书，第一次以书写者的身份站出来。实际上出第一本书之前，《大国志》里的那些照片都已经在了。但是摄影师永远想出作品集的，一个乐队已经排练了十几年，也想出一张专辑和CD。第二次终于有机会出摄影集，我说叫《大国志》。第二本书应该是第一本的前传。

这一本说实话，想都没想，出书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了。出这一本的主要原因是这几年的变化，自己家庭的变化、个人的变化，还有就是对行业、对社会的观察视角的变化，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始料不及。

我这本新书分了五辑，第一辑从父亲的离开写起。那是一个断裂口，自己所谓的断想、所谓的瞻前顾后，都是在这个位置上产生的。我知道所有的问题马上都会出现，迷津还是迷津，新问题还会继续来。所以我觉得，必须先写前面这段，这段写完之后再从青春期开始写。青春期我之前不写，包括以前做乐队的经历，当时身边都是红男绿女，这些我之前都不谈。

忻钰坤：看到书名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要讲一点跟来路和过往有关的东西，但是看到序言一下就觉得心里很沉重。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家里一个非常至亲的亲人去世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一种体验。我看到严明那一句“失去才是人生最大的真实”的时候心一下就崩溃了。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突然第一次明白这个人就真的不会再跟你面对面对话了，不会再跟你拥抱了，你也再看不到他了，这时候你才会体会到这种曾经拥有，这种失去带来的很沉重的东西。这个经历可能会是促成你今后成长的节点。

杨芷茜：我有点好奇，三位都是男性，父辈不管给予你们支持或者限制，对于日后你们的创作或者发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严明：我们后来产生的任何职业选择，兴趣爱好这些，其实我们父母是不懂的，完全不知道，你突然喜欢上什么摇滚，他知道摇滚是什么？跑那么大的报社去，有一份让他们都很光彩的职业，最后你不干了？去照相去了？简直是在他们的晚年给他们新的打击。

就像陈老师说的，兴趣爱好都是你喜欢，你自己寻到的，也是你坚持要走的，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走。

陈晓卿：我可以说一个我几乎没有和别人分享过的一段经历。我高考的时候，在一大堆的招生广告里面看到北京广播学院。我大概知道这个地方是出播音员、主持人的地方，我特别向往，特别莫名其妙的，我没有填其他的志愿，后来我父亲坚决不同意，我才填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志愿，没有再填过其他的志愿。志愿有五栏，别人想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有一天中午，我担心我考不上，父亲就已经去帮我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去了。我妈妈回来说，要让我面试，到合肥面试，说要给我改专业，拼命埋怨我爸爸怎么不在家，感觉没有一个支撑天的柱子。大概一直唠叨到了我们去坐火车的地方，我爸爸在那儿适时地出现，被我妈一顿说之后就去了合肥。我爸说，给你改专业，搞不好你要学播音了。我觉得这是多么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到了那儿才知道是因为我的个子和眼睛。全安徽省招不到摄影专业的，我被挑到了这个地方。老师说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吗？我说我可以朗诵一首诗。告诉我是摄影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摄影，我没有照相机。我爸爸拼命地跟招生的老师说，我和摄影师很熟的，我可以教他摄影，很快他就能学会。

我的一生就被他那大概十分钟的对话完完全全改变了。老师说，还是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我爸爸说，不用征求孩子的意见。对我这辈人来说，父亲的力量就是这么大，他可以决定你5岁必须要学书法，天天打。我现在看到所有书法协会的人，就觉得是个打人协会，从小挨得打太多了，我特别受不了。我的朋友罗永浩说，他爸爸到老了都不服，还在跟孩子在干仗。我爸爸就怂得特别早，我上了大学第二天他就已经几乎不管我了，他觉得使命完成了。在中国，这一代人的父亲扮演角色的变化将来忻导做电影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写一写，就像是天生的双子座，一直演那一半，突然演硬币的反面，不再那么凶，不再打你，不和你言语冲撞，觉得你做得不对时特别小声地跟你商量，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是让人特别感喟的。

忻钰坤：我听下来我觉得我算最幸运的，因为我是单亲家庭，从小跟我母亲长大的。刚才讲到家长的影响，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自己要成为一个电影人，不一定做导演、摄影，就想拍电影，我母亲就同意了，让我高中辍学学电影。但是我中间其实沉积非常久，从我妈妈心态的角度来讲，我当初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她依然觉得要不再试试，要不再熬一熬。

其实我在拍《心迷宫》之前，包括《心迷宫》之后一段时间，要靠家里的支持才活得下去。我问我妈妈，为什么你敢让一个高中没有上完的孩子追寻所谓缥缈的梦想？她说，因为我年轻时候特别想穿军装，特别想当兵，我做梦都想穿绿军装在部队里面走，但是因为家庭原因，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所以我妈很早上山下乡，承担起大家族的很多事情。她就想，如果有孩子，一定不让他在这个事情上有任何的委屈，你想好干吗就干吗。

2.

大众审美与盲从的危险

严明：熟悉我的朋友知道，前两本书里，对前单位我只字不提，那时候觉得自己似乎憋着一股劲，就是不写。我在报界混了十几年，有多少故事和感受？其实完全是可以提一提的，这次好好地提了提，也承认自己有很多怀念。坐公交车路过南方报业的时候，我也会悄悄回头看，会悄悄想念以前的那些同事。后来我写到“人到中年自然怂”的时候，包括《论唯美》那些文章的时候，其实都觉得亲切，这是这本书意义的一部分。

我写这些文章其实很慎重，里面所有的道理都是基本的道理。我们说主义对、世界观对，接下来就是方法论、技术问题，钱往这上面使，时间往这方面用。后来发现说不通。理想国公号上的留言还在讨论，要不要这么用艺术来要求大众审美。我觉得基本的方向、共识还是应该有。我前两年写的文字可能太美好了，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竟然会退一步说话，开始谈是非，我觉得这个本来是不应该的。

杨芷茜：《论唯美》这一篇，简单讲，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没有真哪来的善和美，到底什么是最基本的，到底创作的本心是什么，要对得起谁。这些应该是我们在幼儿园就要理解的道理，但是好像现在反而还要特地出本书拎出来说。严明老师想要讲的现状，忻导也应该挺有共鸣的，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些相关的事件？

忻钰坤：我其实差不多也是同样的一个创作心态，觉得有的时候最核心、最重要的其实是告诉大家你做这个事情之前是否深思熟虑过创作的根源。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这个问题，大家都盲从一个导向或者一种声音，觉得这是趋势，我们就跟着做。

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疯狂接受资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引发我们思考的事情太少了。如果你对一些资讯或者所谓八卦不去思考是正常的，如果对于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一个认知，没有一个深思熟虑，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论唯美》到最后就是要告诉那么多的爱好者和创作者，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作为一个导演，在创作剧本的时候，或者在选择一个题材的时候，往往也是这样，大家都觉得当下某种东西是一种风潮，我们是不是就要顺着去做，但是在背后你要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值得在这个当下去呈现出来的内容。我看过所有严明的书，最大一个感受是可以从这些文字里面梳理思考的方法。

《长皱了的小孩》特别适合严明对自己经历的阶段性总结。其实他一直不断在换行业。只有一个小孩才有勇气去喜新厌旧，其实在当下，我们不太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内心的自我了，所以其实你称自己是小孩，是需要勇气和有一个对自己正确的认知的，不是有纯真的愿景就可以被叫做小孩。

3.

真诚，往往需要付出代价

杨芷茜：严明老师的书里面会不断提到一些创作的初衷，或者到底什么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都是苦的，不会太顺遂。这样背景或者这样的经历陈老师也是有非常多的，就像陈老师在讲《舌尖上的中国》时说的，最好吃的还是人，这跟严明老师的摄影一样。陈老师可能是以食物或者是饮食文化作为一个切口，向后头开展出方方面面。做《舌尖上的中国》已经很久了，在那个时候做这类作品时应该也是需要挺大的勇气，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阻碍？这些经历对于您再回头看严明的作品，是不是有一些共鸣或者其他的想法？

陈晓卿：确实，我刚才说了，他没到50岁，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多勇气说我换个行业试一试。我很欣赏严明身上那种特别有诚意、特别坦诚的一面。其实摄影也好，忻导做电影也好，比我们面对的观众都还要少一些，我们要面对的是更基础的观众，有时候你想带着自己的初心做一点什么的时候，可能你面临的压力就会更大了。

我们遇到的第一次压力是《舌尖上的中国》的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食物多看一点人生，结果被骂得狗血淋头，迅速就收回来。

我们知道，你要捧出真诚，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我特别有体会，特别钦佩严明的地方。到我做《风味人间》的时候，实际上也有小孩的部分，我们只保留在开头和结尾，中间都让它长皱吧，因为确实大众需要另外一种话语体系，需要被尊重的话语体系，我们只敢说两分钟稍微真挚一点的话，其他更多的，是用大篇幅的内容教大家这个东西确实好吃，确实好吃！这也是我特别佩服严明的地方，他有勇气来直面自己不想直面的世界。这个真的挺让人钦佩！

4.

拍照，就是拍自己

杨芷茜：在现在这个年代，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或者已经不那么年轻，但是依然在这个领域里头活跃的创作者、表演者，他们都还在追寻某一种理想，我们现在整个社会谈到理想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你如果跟别人说我这个人挺理想主义的，大家就会倒退三步，想想你到底在讲什么。可是，这真的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社会和状况。

严明老师换过这么多工作，这么勇敢，跟我们说说，对于当下的环境或者当下的社会，你觉得我们又该如何去谈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呢？

严明：我坚定地认为，理想主义是一个好主义。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方向对了，你为之努力就可以了。我们小时候想学乐器，就跟爸妈说给我2000块钱，我要换把琴。但是他们就是不干，跟家里没有那么富裕有关系。但是我后来想，有条件之后再实现，或者补你这个梦也是可以的。你觉得这个小孩是摄影大师的苗子，有灵性，我们就买好相机啊，这就是实现理想主义，不是做一系列跟孩子对着干的事。

杨芷茜：忻导也有聊到，其实会不会在追逐理想的过程当中，时代也会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或者是局限？

忻钰坤：精神层面的追求必然是难的，而在当下这样一个相对固化的时代里面，的确追求各种层面的理想都会有一点阻碍。

其实并不是唱衰理想主义，而是我们要去区分理想主义和梦想主义的关系。我回到家乡也会和很多朋友一起吃饭，他们说，你真好，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我也有什么样的理想，但那个其实是梦想。“想”就是一个感性的认知，梦更是感性的，你永远实现不了。我觉得理想主义最好或者最坏的时代，就是看你内心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有感受和认知，还是要强调思考和思辨的意义。

我觉得为什么严明的作品会让我觉得特别真实，有种在场感，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他用了更多的中焦，更接近于人的视角，把被摄对象置于环境中，让观者在那一刻感受到那个环境，仿佛你在现场，你就看到了这一切，那个是很重要的。我其实在青年时期也是一个有过摄影梦的人。我们会把罗伯特·卡帕当成是一个精神偶像，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是摄影师的座右铭，但是你要想到，他一个战地摄影师，在他的时代，你当然要离得够近，他的成名作《士兵之死》是一个士兵在中弹的一瞬间的镜头。他那个镜头来自于他离得近，尽管是失焦的，仍然带给人震撼。

陈晓卿：理想主义不仅仅是个目标，是一段路程，每一步都能看得见自己，和自己贴近的东西靠近。刚才忻导也分享了他阅读严明摄影作品的一些体会，我的感受也是非常深的，他的照片从有摹本到没有摹本，实际上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在以前的照片里面，可能能看到欧洲摄影师气质的东西，后面他的照片就是他自己的照片，甚至在中国摄影师的照片里面也我们能够看到他独特的气质，他不怒不哀，照片里面有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他的行动实际上走的是刚才忻导说的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道路，都在往一个比较完美的地方在走。这个中间每一个脚印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严明：我一直是一个在摄影或者创作上的因果论者，拍照就是拍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你就拍什么样的照片，那真是一一对应，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现在劝你到街上打劫，你干不出来，给你头套和武器也干不成，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我前两本书说摄影是一个因果，我们从小地方来的人，你看到什么会心动、会心软、会舍不得、会在乎，直接主导你去按那个机器。

杨芷茜：据我所知，严明老师前几年的拍摄积累，照片数量其实挺可观的，下一本有可能又是一本摄影集吗？

严明：最近这一两年拍摄慢慢增多了。今年秋天我会有一本法文版的书出版，照片比这本增加几十张。您的问题对我是一个压力，今年秋冬的时候，创作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我要继续去干几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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