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曾是世界第一大港，朱元璋閉關徹底前功盡棄

摘要：《島夷志略》裏面記錄元代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十分寶貴的歷史資料，記述了我國的各類貨物出口，如絲織品、陶瓷、金屬、食品等。時間再往前倒推，在汪大淵第一次隨元代貨船下西洋之前38年，也就是公元1292年春天，馬可·波羅和父親、叔叔在中國呆了17年之後，受忽必烈大汗委託，護送一位名叫闊闊真的蒙古公主從古泉州出海到波斯成婚，馬可·波羅最終回到祖國意大利威尼斯。

寫在前面：

公元1162年，古泉州（當時稱刺桐）港當年市舶稅利高達100萬緡，佔全國稅收總數的10%。

元中期，泉州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對外貿易港口。

你知道嗎？中國最富庶的朝代是南宋，據香港科技大學的劉光臨先生的統計與推算，宋朝的人均國民收入位於歷代最高峯，爲7.5兩白銀。

泉州天后宮，世界上規格最高的媽祖廟

中國航海第一人記錄了宋元海運的輝煌

1405年7月11日，鄭和開始第一次從福建泉州下西洋遠航。600年後的這一天，被定爲中國的“航海日”。

早在1330年，即在鄭和下西洋之前75 年，一個叫汪大淵的19歲南昌小青年，從當年的東方第一港——刺桐（古泉州）港揚帆遠航。

汪大淵的兩次遠航探險總共歷時8年，航程數萬裏，到過220多個國家和地區。至正九年（1349年），他出版了《島夷志略》。

媽祖，漢文化的海神，全球華人圈就有5000座

《島夷志略》裏面記錄元代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十分寶貴的歷史資料，記述了我國的各類貨物出口，如絲織品、陶瓷、金屬、食品等。尤其是中國瓷器出口，100個篇章中有40多篇記述瓷器貿易，其中有20多篇記載了青花瓷貿易。

青花瓷是中國元代暢銷的國際品牌，據報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博物館藏有完好的景德鎮青花瓷達120餘件，埃及福斯塔特遺址中出土過數百片元代中國青花瓷器，在東非沿岸的索馬里、肯尼亞、坦桑尼亞等國家的港口城市和島嶼都發現有中國瓷器。

宋代清淨寺，國內最早的清真寺之一

坦桑尼亞基爾瓦島出土的元中期景德鎮青花和釉裏紅瓷器也印證了《島夷志略》的記載。

進口貨物有香料、棉織品、動物毛、礦物、珠寶、食品、藥物等。從《島夷志略》記載和國外出土中國文物來看，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應該是“絲瓷之路”更爲準確。

在泉州開元寺船舶博物館，展示近期出土的宋代遠洋貨船

古泉州鼎盛，宋元外貿的盛世

時間再往前倒推，在汪大淵第一次隨元代貨船下西洋之前38年，也就是公元1292年春天，馬可·波羅和父親、叔叔在中國呆了17年之後，受忽必烈大汗委託，護送一位名叫闊闊真的蒙古公主從古泉州出海到波斯成婚，馬可·波羅最終回到祖國意大利威尼斯。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聚集了全球各個國家的商人

《馬可·波羅遊記》中，馬可·波羅盛讚泉州，當年的“刺桐港”是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的“世界第一大港”。“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可以想見，當年的泉州港已是梯航萬國、舶商雲集的東南巨鎮，世界旅行家筆下富庶無比的國際大都會。

泉州開元寺船舶博物館，一艘中型的宋代貨船的錨

作爲歷史上最爲富庶的朝代——宋代奉行實用經濟理性，不但不禁止海外貿易，有時還特別提倡和鼓勵中外之間的商業交流。

而元代更加大一統的開放性，較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元代從1282年開始嘗試將多年的漕運改爲海運。歷經了十餘年的冒險和試錯之後，終於找到了一條經濟、安全、快捷的航線，從浙西運糧到京師，只要十多天時間。

以至於有當代歷史學家感慨，如果循着這條道路前進，中國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強國，也將加速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

泉州的洛陽橋，中國4大名橋之一，也是最早的跨海大橋

朱元璋海禁，斷了自己99%財路

可以這樣說，在朱元璋之前，中國從未有過海禁政策。遠的不說，在老朱建國之前的宋、元兩代，均以開放而著稱。

但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位伊始就奉行的海禁政策，則加速了明代經濟的倒退。

相關數據顯示，明初的商稅年收入，僅爲北宋時的1%。可以想見當年宋代外貿商品經濟的發達，以及老朱建國後的倒退程度。

明太祖朱元璋造像

探究當年朱元璋嚴格的海禁政策，如果說是僅僅因爲江浙福建沿海日本倭寇搗亂，未免有些牽強。更大的原因恐怕是：

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惟一出身赤貧的皇帝，從紅巾軍一步步爬到現在的位置，着實不易。江山在握之後，抱殘守缺的思想非常嚴重，擔心太過激進的做法恐怕會讓大明朝江山不穩。

所以，重農輕商的餘孽造成整個大明朝相比較大宋、甚至元代都落後太多。正是因爲這樣的治國方略，使得人多地少的福建，尤其是曾經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一下子失去了經濟支柱；昔日繁榮似錦的刺桐城瞬間跌入萬劫不復的境遇，再也沒有緩過氣來。

在泉州伊斯蘭聖墓，有標識爲鄭和燒香的地方

乾隆不聽他爺爺的，纔有了鴉片戰爭

康熙早年，可以說是接了一個爛攤子：南明、三藩、鄭成功都在添堵，也確實沒有啥心思考慮開關通商的事情。尤其還有鄭成功拿下琉球（臺灣）之後，利用臺灣可以四面出擊的地緣優勢，大發海上運輸貨運之財。康熙大帝只能是幹看着，無法有任何作爲。

一旦戰勝鄭氏海商集團之後，康熙立馬在上諭中說：“先因海寇，故未開放海禁。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更何所待”四個字，把康熙迫切要求海外貿易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作爲當代世界明主的康熙絕對將國際貿易、世界視野作爲強身健體的根本。清初之所以照抄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絕對是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宋代建造的開元寺東塔，至今仍是中國最高的石塔

然而，自己挑選的接任者，自負滿滿的孫子——乾隆卻讓康熙爺爺在地下都後悔莫及。乾隆十七年（1752），湖北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馬朝柱在深山裏安營紮寨，名爲“天堂寨”，同時宣稱“西洋不日起事，興復明朝”，這令繼承了康熙、雍正兩朝厚重根基的乾隆心裏着實不爽。於是乎，當年康熙爺爺定下來的貨通四海、商達九洋的國策，被志得意滿的乾隆爺瞬間給廢除了。

於是乎，在歷史上留下濃重一筆的18世紀50年代，當英國開始爆發工業革命，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一次騰飛。幾乎與此同時，乾隆二十二年（1757），大清朝下令關閉了沿海3個口岸，僅留廣州一口通商。

對於一個以絲綢、茶葉、瓷器供應整個全球市場的中國來說，只開放廣州一個口岸通商自然很容易滋生腐敗，再加上與貪官污吏暗中勾結的十三行在一邊狐假虎威。這讓一直想與經濟力強悍的大清帝國一起拓展全球市場的歐洲幾大印度公司被強行阻撓和盤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