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无数汉奸投敌，并且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南京政府。同时，在沦陷区统治管理沦陷区民众的，除了各类汉奸政府机构外，其中，有一个最为令人恐怖，并且延留至今留下无数神秘话题的，莫过于汪伪的情报特务机构，特工总部。也就是今天俗称的上海“76号”。

76号昔日门头

“76”号，即汪伪特工总部在其鼎盛时期，曾分别在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安徽等地建立了隶属特工总部的8个区级特务机构，即南京区、江苏区、苏北区、上海区、杭州区、华南区、武汉区、安徽区。另外，还部署了海外特工机构。

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即俗称为‘76号’的汪伪特务组织，最初合并进‘汪伪政府’时是以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为机关名称。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由伪“中执委”进行垂直领导。

左丁右李

但周佛海因急于将此特务全力拢于怀中，于是在这“执行委员会”与“特工总部”之间，设法设计进了一个“特务委员会”，并自兼主任委员，丁默邨为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为该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样一来，76号的全称，变成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了。虽把汪精卫捧为“特务委员会”的上级领导者，可是周佛海变了这样一个戏法，实际权力却由汪精卫的周佛海自兼“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主任手里，落到了周佛海的掌中。

周佛海

1940年3月，所谓“还都”以前，在76号内，也并不是特工总部独家单户。二门以内的高洋房、平洋房，以及二门内新造的二十几间平房、改造过的花棚和新建成的电务室、看守所，都归特工总部使用。靠西的一幢三开间两进的石库门，一部分作为“肃清委员会”的办公室，一部分拨给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使用。“肃清委员会”由于人事简单，占屋不多，“中央社会部”人事较杂，这些房屋当然不够应用，对特工总部来说，也不方便。于是，在大门之内、二门以外东首的空地上，又相对地造了两排平房，作为中央社会部各组办公之用。并在靠大门明轩的东首，面临极司非而路，造了一座了望台。西邻华邨的全部房客被迫迁出后，这些空屋安顿了这三个机构里职位较高人员的家属。为了统一警卫，干脆就把华邨的弄堂门堵塞起来，在76号西首贴连华邨的隔墙上开了一个便门，所有住在华邨的人，也发给了出入证，概由76号大门出入。

张爱玲深爱的汉奸胡兰成与后半生伴侣，76号著名的女魔头佘爱珍

肃清委员会与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为什么也设在76号里?

完全是为了人事关系。因为这两个机构，连同特工总部，都是由丁默邨主持的。丁除任特工总部主任外，又兼肃清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及社会部长。肃清委员会是专门收编蒋介石所散失的散兵游勇，和网罗一班失意军人的。大都由特务兼任管理此事，如军统叛徒王天木、何天风都是老牌“军统”特务，不过现在在搞军事工作而已。至于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原该设在汪精卫住的愚园路1136弄（上海汪公馆），但因丁默邨要主持76号的特务活动，不能离开76号。于是请准了汪精卫，把社会部也一起设在76号。在这个社会部之下，又分设了商运、工运、社会、青运、妇运、文教、报界、帮会、大学等分支系统。

上海汪公馆

肃清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周佛海兼任，成立这个委员会，旨在组织军队、教联、宗教、慈善团体及党务等各小组，每组派有专人负责，如孙鸣岐、张克昌、朱养吾、胡志宁、金光楣、冯一先、吴汉伯、张德钦、汪翰章、张一尘，顾继武等，分别向各方面去拉人，为“和平运动”摇旗呐喊。这里说明一下，社会部人虽较多，但与特工总部既无组织关系，亦无工作联系。当然，外人认为，这些也都是汪伪的特务了。事实上，这些关系因为丁默邨的某些部署，替76号做情报事宜，也有人在。

在汪伪国民党召开的伪“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76号名正言顺有了一个汪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的名称，可是在极司非而路的大门上，却从未挂过这样的牌子，所以不仅上海人不知道它里面是个什么机关，只能叫它为76号，世间稍久，连特务们自己，也习惯称它为76号。

76号今天的门牌号

1939年9月，汪记76号正式成立成立，在丁默邨、李士群掌权（勾心斗角）阶段，它的组织人事变更了多次。

从1939年9月伊始：

76号主任，丁默邨。

副主任，李士群、唐惠民。

秘书主任，先后为茅子明与庄滢。

秘书，庄滢、曹慎修，外事秘书夏仲明。

会计主任，叶耀先。

总务科长，萧一诚。

交际科长，丁时俊。

警卫大队长，吴世宝。

直属警卫大队长，张鲁。

第一行动队长，林之江。

第二行动队长，杨杰。

第三行动队长，张劲庐（女）。

租界警卫队长潘序东。

直属行动组长，王佩文。

招待所（极司非而路55号）主任，张劲庐（兼）。

此外，还有一个警官训练班，亦即特务训练班，对外名称叫“聚川学院”。班主任丁默邨兼，教育长茅子明兼，主任教官余朴。​

战后丁默邨在去受审途中

又随即在当月初，又加了三个委员会：

第一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啸天。

第二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继武。

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士群（兼）。

到了当月底，除原有的科、队、会外，又增没了四个厅：

军统元老，叛徒，戴笠结拜兄弟王天木

第一厅厅长王天木。

第二厅厅长林之江。

第三厅厅长何天风。

第四厅厅长苏成德。

仅仅过了一个月左右，又把各委员会和厅一并撤销，改为四处四室：

第一处处长先后有陈明楚、谭文治（又名质彬）、万里浪，副处长罗梦芗。

第二处处长先后有马啸天、胡均鹤，副处长先后有石林森、魏曙东、姜颂平。

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副处长沈风岗。

第四处处长潘达，副处长钱人龙。

督察室，主任先后有杨杰、裘君牧，副主任王佩文。

专员室，主任沈信一，副主任季庆仁。

审讯室，主任先后有汪瀚章、蔡鼎成、康焕栋、张炳康、张炳扬。

化验室，主任姚任年（原名姚人彦），副主任岳光烈。

又过一个月左右，即在同年11月，再增添了四个处：

机要处，处长傅也文，副处长钱新民。

总务处，处长叶耀先，副处长孙时霖。

情报处，处长唐克明，副处长王道生。

电务处，处长晋辉，副处长先后有余玠（原名李开封）、周鼎，余与周还先后担任过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

机构人事的重重变动，除了何天风、陈明楚、钱人龙、谭文治等为重庆特工所暗杀，王天木因另案被76号自己关押外，已可窥丁、李之间的权利角力。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沐猴而冠，丁默邨便被李士群一脚踢出了76号。李士群再次把76号的人事机构，重又调整一番，原来丁默邨的心腹，如茅子明、庄滢、萧一诚、曹慎修、丁时俊等，都予以免职。

调整（新增）：

主任办公室，以原来的机要处处长傅也文任主任，另以黄敬斋为秘书，

招待所主任，余百鲁接替了张劲庐的兼职，副主任为王佩文。

修械所（后改为复兴兵工厂）， 主任，，宋负薪，厂址在愚园路 。

特工总部看守所，主任先后为，叶观达、朱照生。设在76号内。

吴世宝的警卫大队改为警卫总队，下设五个大队：

第一特务大队队长，大队长吴世宝为总队长兼，驻76号。

第二特务大队队长，大队长郭忠和，驻76号。

第一行动大队队长，大队长张国震，驻极司非而路55号。

第二行动大队队长，大队长顾宝林，驻星加坡路（今余姚路）青云里24号。

南市警卫大队队长，大队长王吉安，驻南市警卫厅路集贤邨6号。南市看守所也设在里面（看守所主任，王吉安兼）。

又新设特工总部行动总队。

总队长，林之江。

第一行动大队，队长林之江兼，驻忆定盘路37号。

第二行动大队，队长吴振明，驻康家桥62号。

第三行动大队，队长杨杰，驻忆定盘路35号。

第四行动大队，队长万里浪，驻愚园路818号。

第五行动大队，队长张劲庐兼，驻马路桥钱家巷38号。

第六行动大队，队长潘公亚，也驻康家桥62号。

这类行动大队，后来增设到二十多个，分别驻在江浙各地区的特工站内，配合当地的特工站从事特务行动工作。

警犬训练班，委任傅志远为主任，从事警犬的训练。

外围组织：

海社，社长李士群，副社长胡均鹤，设在极司非而路75号。

上海法院同仁会，负责人夏仲明。

立泰钱庄”（后改为立泰银行），经理叶耀先，副经理孙时霖，行址在宁波路，今淮海东路。

《国民新闻》社，经理黄敬斋，总编辑蒋晓光，主笔胡兰成。

东南贸易公司，经理尤菊荪，原设在76号，后迁杭州。

“特工总部”经费消耗甚巨，总经费却掌握在非76号编制内的‘老板娘’叶吉卿手上。

叶吉卿

1940年汪伪还都以后，李士群鉴于特工组织不断发展，经费不够支用，向伪财政部请领，周佛海以“预算所限不好随便批准”为由加以拒绝。李士群直接向日方指导工作的晴气庆胤申诉：“没有足够经费，特工是没法办的。”在晴气策划下，决定组织“东南贸易公司”，同时鉴于与蒋统区交换物资，这事非同小可，日方特派中岛主持其事。总公司最初设在“76号”内，后来迁至杭州。经理是尤菊荪，秘书尤增寿（尤菊荪之子），在上海收购棉纱、棉布、西药等，在“76号”斜对面梅机关分机关包装，向日军请领“派司”，才能起运，先送到杭州，然后转运往内地，交换桐油、柏油、木材等军需物资。资本最先由特工总部负担，后来因交换物资多了，资本不够周转，结果由梅机关给予方便，对于收购棉纱、棉布等东西，款子不够时，直接由日本人拿出来。因为帮助东南贸易公司，梅机关还特地在杭州设了一个分机关，所有贸易所得均拨为特工经费。特工总部得到这笔收入，组织和活动大大地发展起来。这公司一直经营到一九四三年李士群死为止，没有中止过。

沦陷时期的上海

76号另有许多规模不一的外围组织等等，通过这些组织，76号将触角伸向文教、司法、新闻、金融各界。

1939年9月，特工总部的副主任唐惠民，先期在南京颐和路21号建立了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南京区，唐惠民兼任区长。它是在汪伪政权建立前，在南京成立的第一个特务机构。后，唐因事撤职后，继其任的先后有苏成德、马啸天、晋辉等三人

1940年初，76号又派石林森去杭州建立了特工总部杭州区，地点先在杭州民生路45号，后又搬到东街100号蕙兰中学内。在汪精卫“还都”南京后，石林森以近水楼台，攫取了浙江省警务处处长一职，继石林森之后而为杭州区长的，先后有傅胜兰、谢文潮、谢叔锐、万里浪等。

1940年，76号又派何国义到广州建立了特工总部华南区。何之后任区长的有杨鼎勋，王玉华、廖公劭、汪屺（汪精卫的侄子）等人。

苏州本来设有一个特工站，由王道生、谢雪荪、黄尔康先后担任过站长，后经胡均鹤把它改组为特工总部江苏区，继又改为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先后由胡均鹤、谢文潮（李士群的妹夫）任区长。

上海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所在地，一切特务活动，径由76号直接指挥，所以在初期认为无设区的必要，但到1940年下半年，又成立了上海区。

在上海虹口区（今溧阳路），由钱新民又去建立了所谓特工总部日警区。

上海既建立了区，为什么又在上海区内的虹口，再来上了一个日警区?

这就是鬼子自己长久以来的势力之争了。日本军人与政客间从来矛盾重重，即同属军人，在海军与陆军之间，在军部与内阁之间，一直互相倾轧，摩擦时见。

昔日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内景

侵华战争开始以后，这种现象，更形尖锐。日本军种之间的陆海之争很是奇特，可以不顾原则，只维护本军种利益。所以要是有一件案子发生在日本海军控制区，或是有人从日本陆军控制区逃入海军控制区，那你别想动一动，否则不管你是什么特务，它会把你一起抓起来。即使由日本陆军出面交涉，也不买账。但76号，毕竟是由日方战时最高层大本营扶持建立的，日本的海军才允许在它所控制的虹口区，也设立一个日警区。但这个所谓日警区，仅指公共租界虹口一区而言，在这个区域里的特务活动，必须受到日本海军的节制与指挥。闸北、沪南以及法租界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地区，则属日本陆军的范围，汪伪的特务活动，则由特工总部上海区进行。

1941年，姚筠伯到汉口成立了特工总部武汉区。继姚而任武汉区长的，则有傅胜兰、张梦青。

同年，原属于特工总部南京区的芜湖站，也由王玉华把它改组为特工总部安徽区，由王玉华、魏曙东先后任区长。

在苏北江都的扬州站，也在同年改为特工总部苏北区，先后由葛志民、李乃光任区长。

汪伪的皇协军在清乡

1942年，李士群的靠山晴气庆胤晋升为大佐，由汪伪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调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情报科长。李士群企图凭借晴气的关系，把他的势力伸展到华北，由石林森与王天木在北平建立了特工总部华北工作团。其所以不成立特工总部华北区者，是由于日本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汪伪国民政府的貌合神离，因而坚决反对所致。正由于这种矛盾，这个特工总部华北工作团的寿命，犹如昙花一现，瞬息即谢，李士群虽有晴气做他的靠山，但晴气也只能把这特工总部华北区工作团移交给也是由日本扶植的华北新民会，由该会的副会长喻熙杰接收过去。特工总部华北工作团自成立至腰斩，为时不过四个多月。

76号的主任办公室的主任兼机要处处长傅也文，在杭州搞了一个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傅以指挥兼秘书长名义，派出特务专在这四省边区，收留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失意军人，与散兵游勇，企图以特务来发展军事，以军事来抢夺政治地盘。

另又在杭州办了一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教育长为军统叛将陈恭澍。

这些各类不一的76号所控辖下特务机构组织，其中的领导人，有铁杆汉奸，有投机分子，也有潜伏人员。

李士群死后，76号又进行了改组重编，一些机构组织被切割，分化了出去。其主要余脉名称亦改为‘政治保卫总局’。直到抗战胜利，这个罪恶的魔窟终于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