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國頻頻不利的戰事和日軍侵華步伐的加快，汪精衛認爲抗戰前途渺茫，甚至連“抵抗”這兩個字眼都絕少提及。他堅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過對日妥協和政治交易來實現所謂的和平。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上下衆志成城，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但是國民黨高官們卻在這次戰役中見識了日軍的強大，汪精衛就曾表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着着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大的軍事實力，生性怯懦的汪精衛完全被恐日情緒所壓倒，卻無視中國地大物博的優勢和熱情高漲的民心。隨着中國頻頻不利的戰事和日軍侵華步伐的加快，他認爲抗戰前途極爲渺茫，甚至連“抵抗”這兩個字眼都絕少提及。汪精衛堅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過對日妥協和政治交易來實現和平的目的。、

1938年初，經蔣介石批准，“日本問題研究所”在香港成立了。實際上這個研究所從事的是收集日本情報，建立與日本的祕密溝通渠道的工作。負責這個項目的高宗武，後來成爲追隨汪精衛的投降派。

1938年7月，汪精衛極力主張由蔣介石出面，再次推動中日雙方的和平談判。但此時國內抗戰氛圍濃烈，身爲抗戰領袖的蔣介石不能不顧及輿論，更不能置廣大抗日軍民的民心向背於不顧。汪精衛逐漸意識到，自己關於求和的主張難以通過黨內決議的辦法實現。

1938年10月，中國軍隊在抗日戰場上屢戰屢敗，相繼失守廣州和武漢。在這個中國抗戰最爲艱苦的時期，日本也陷入了資源短缺的困境之中。爲了儘快解決中國問題，將更多兵力投放到東南亞戰場，日本對亞洲戰略作出重大調整，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向國民政府拋出和談建議。汪精衛認爲機會來了，在接受國外媒體採訪時，多次暗示中日兩國應該開展和談，並聲稱國民政府從來沒有關閉和談的大門。

蔣介石仍不爲所動，撤回了本已派出的和談代表。日本政府把誘降對象鎖定在汪精衛身上。

不久，位於上海虹口一座無人居住的洋房(即日後的重光堂)裏，代表汪精衛的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代表今井武夫等人祕密展開了喪權辱國的談判。

投敵後的汪精衛

11月20日，汪精衛的兩位代表在《日華協議記錄》（又稱《重光堂密約》）上籤下自己的名字。這份協議包括三個文件，規定要點如下：1.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劃爲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此駐兵。2.承認（默認）滿洲國。3.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4.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面，爲日本提供特殊便利。5。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日本在華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6。恢復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11月27日，汪精衛召集一衆追隨者進行商討，一再表示有些條款過於苛刻，難以接受。其實不僅是他如此，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各自進行着利益權衡，考慮要不要接受密約脫離重慶，組建新的政府。

12月7日，在外視察的蔣介石突然回到重慶，汪精衛集團以爲蔣有所覺察，紛紛亂了陣腳，被迫改變了部分出逃計劃。

此時汪精衛雖然擔心計劃泄露，卻還對蔣介石抱有一絲幻想，希望他能接受日方提出的和談條件。這樣一來，他就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韙，承擔反黨叛國出走的罵名。

12月16日，汪精衛主動邀請蔣介石單獨進行了半小時的密談，這也是兩位國民黨領袖的最後一次會面，具體內容誰也不知道。當晚，蔣介石在日記中只留下短短數字：“上午，與汪談黨政問題。”

後人傳言汪精衛在這次會面中，清楚地意識到與日媾和的行爲將使自己陷入極大的爭議中，這從他留給蔣介石一句話中可以看出來：“君爲之易，我爲之難。”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帶着曾仲鳴﹑周佛海等人從重慶祕密逃到越南河內，這位曾經的革命英雄從此走上了背叛人民、出賣國家的可恥道路。之後，他公然發表叛國媚日的“豔電”，並且冠冕堂皇地宣稱：中國抗戰的目的在於謀求國家的生存獨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條件，中國可以保全下來，那麼抗戰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1939年4月，在日本特務的祕密護送下，汪精衛等人進入上海﹐開始籌備僞中央政府。一番謀劃之後，此前建立的北平﹑南京兩地僞政權一併取消，於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僞“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汪僞政權在南京舉行還都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