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正在网络热播，也因此让不少观众透过这一独特视角，领略了大唐帝国中枢的盛世繁华与雄浑气魄。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大唐京城并非如剧中描绘得那样充满人间烟火气与市井风情，恰恰相反，盛世长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座了无生趣、半军事化色彩浓厚的要塞型堡垒城市。

唐长安城周长超过70里，占地面积约84平方公里。城区布局严整、管理有序，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便于加强社会治安和对皇室宗亲、达官贵族的保护而刻意为之，这一点从城内特殊的里坊体系即可窥一斑。

史载，唐长安内设108坊，各坊形制主要有正方形、矩形2类，全部筑有坊墙（多数为夯土垒造，极少数采用竹篱环绕），一般长1至2里，宽1至1.5里，坊内有大量民舍、官宅，居民出入必须通过在围墙正中开辟的坊门。坊门作为里坊的关口，常年有兵卒把守。

除关口外，朝向街道的坊墙严禁“开墙打洞”，不要说设立商铺，就连开扇窗户都严格禁止。因为唐长安城在规划里坊体系时，秉持的主要“设计思想”就是“坊市分开”，将民舍所在的里坊与商铺所在的东西2市从空间上隔开，从功能上分离。

这里插句题外话，如今北京著名景点“大栅栏”就是明清时期里坊制度的产物。史载，明弘治元年（1488年），鉴于京师大街小巷繁多且相互连通，盗匪贼人容易逃脱、藏匿，明孝宗朱祐樘下令在北京内城各主要路口设置栅栏近百处，意在“谨防盗者，慎保平安”。

这些栅栏常年有兵丁把守和盘查过往行人、车辆，而且每天定时启闭，尤其入夜后会将各街道、胡同封闭，严禁居民出入。这一制度沿袭至清代，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京内外城设立的大小栅栏已达1746处，简直就是把全城百姓当贼一样看押起来。

再说唐代，别看号称“贞观-开元盛世”，城市管理思路其实没比明清高明多少，按照《隋都城图》（唐长安以隋都大兴城为基础扩建而来，二者一脉相承）题记所说就是“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高墙），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当时，将长安众多里坊切割开来的是25条纵横交错的街道，这些大街笔直、开阔（两侧挖有排水沟），外人第一次看见都会觉得很震撼、很气派。

最著名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宽达150米，总长10余里，其余街道宽度也在25至130米之间（换言之，长安城内“最窄”的大街也相当于现在的双向4车道）。而根据已勘察的数据粗略统计，长安主干道面积约10平方公里，占到城区总面积近八分之一。

通过街道、坊墙彼此隔离，108个里坊实质上就是108个可独立防御的坚固据点，而长安城也因此变成一座拥有108个堡垒的超级要塞。如果外敌入侵，守军可借助四通八达的街道调兵遣将，要塞化的里坊堡垒群也可有效迟滞、化解敌重兵集团的猛烈攻势。

若是城内有人作乱，守军则可依托里坊体系缩小乃至封闭动乱区域，迅速平息事态。另外，高大的坊墙、宽阔的街道（相当于火灾隔离带）还有利于城区消防，不至于一坊着火，邻近各坊全遭殃。

而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城区主干道被“微缩”成了2至3米宽（这大概是坊内小巷的宽度），而且剧中角色经常“轻轻松松”就步行穿越几个坊前往探案、办事，这在当年的长安并不可取。

比如从位于城西光德坊（紧挨着京兆府——相当于首都市政府，但权限更大，可独立判决死刑）的靖安司出发，前往靠近东市的平康坊（风月场所）办案，直线距离超过6里，不骑马肯定耽误事（这点制片方倒是考虑到了）。

如果有人穿越到盛唐时期的长安城，肯定会在短暂的视觉冲击后，很快感到单调与乏味——但见辽阔如广场的街道两侧，除了绿化带（比如朱雀大街两旁都栽有槐树），全都是高大、冷冰的夯土坊墙，沿街走上很远，也很难看到商业、娱乐设施。而且，平民百姓行走街道还得时刻小心避让突如其来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仪仗队，否则就会遭牢狱之苦。

这是因为唐代前期统治阶层“重农抑商”思想盛行，商人社会地位卑微，非但不许入民籍，而且其在长安城内居住（编入低人一等的“市籍”）、开展经营活动，也都被严格限制在东西2市及周边新辟商业区内。

而这套束缚工商业发展的里坊体系被冲破，则要等到安史之乱被平息后的中晚唐时期了，起码在天宝年初，长安城内大街小巷都是临街店铺的“胜景”，肯定是不存在的。按照当时律令，谁敢私自翻越、毁坏坊墙栅栏，就要挨70大板重责。

而且，别看《长安十二时辰》中普通百姓、外埠客商一个个穿戴都颇为讲究、新潮，但按照当时制度，庶民平素只许穿麻布材质的黄、白、皂、褐衣服，商人、屠户等工商阶层只许穿皂衣，出门连马都不许骑乘。大户人家的奴婢则统一穿青碧色服装，所以时人又称婢女为“青衣”。

反观长安城内达官贵人，却既可按照官阶品阶穿戴绯紫袍（5品以上穿绯、3品以上衣紫，比如官居3品秘书监的靖安司主官就身着紫袍）、绿袍，也可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个人喜好打扮得花枝招展。特别是唐代贵族女性，可以穿着“薄露透”盛装外出，但平民女子就不行。

整部剧刚开篇，就“很讨巧”地强调故事发生在“人员可自由活动”的上元节当天。而这一设定，恰恰映衬出唐代长安宵禁制度的严苛无情——当时在城内东西南北6条主干道上设置有街鼓，用来向全城传递时间信号，发布戒严令。

每到日暮时分，皇城宫门、城门、坊门伴随鼓声依次关闭，市民必须及时赶回自家坊内，外街则禁止人行。直到次日五更二点，鼓声再响，坊门才会重新开放。宵禁期间，除非治病、奔丧、传递公文等极少数特殊情况（须持有通行证），否则打开里坊门就会被按罪论处。

坊内还建有每5家互保连坐的“伍保制”，要求里坊居民之间相互监督，谁家要是有人无故彻夜不归，就可能会被邻居告发。而负责坊内治安事务的坊正及其属员（相当于街道居委会）如果治安不利或擅自开闭坊门，轻则判处1至2年徒刑，重者就会被流放3000里。

虽说通过宵禁制度，的确减少了长安城夜间犯罪发生几率和火灾隐患，提高了京师安全系数，但长期执行这一政策也使得整个长安城夜间冷冷清清（街面上只会有数千名来回巡逻的“金吾卫”禁军）、生气全无，百姓生活被牢牢束缚，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比如《全唐五代词·副编》和宋代《南部新书》《太平广记》等文献中，都对唐长安城“不近人情”的宵禁制度有过生动描述，有诗文称“黄昏戍，鼓罢长街人不出”“大街鼓绝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还有百姓因暮鼓响后赶不及回家，只好蜷缩桥下将就一夜，而他的妻子则因担心丈夫被巡夜官兵捉拿而彻夜不眠、诵经祈福。甚至连掌握兵权的羽林军将领都不敢造次，与朋友喝酒饮宴也要计算好宵禁时间。

至于购物、饮食的便利程度，盛唐时期的长安百姓也远非电视剧里表现得那么舒心、惬意。据学者研究，唐长安城（截至开元盛世期间）集中的大规模商业区是东、西2市，以批发大宗商品、售卖“洋货”为主，有点类似于现代集贸市场。而普通百姓所需的一般日用品（包括食品、酒水），则需要到特定的几处里坊才能买到。

比如延寿坊有金银珠宝店，宣阳坊有彩缬（丝织品）店，常乐坊有梨花蜂蜜店，丰邑坊有丧葬铺，永昌坊设茶肆，辅兴坊有胡饼店，长兴坊开毕罗店（毕罗是一种西域传入的夹馅面点），颁政坊有“馄饨曲”（相当于“小吃一条街”），等等。

乍看起来，长安城商业还挺繁盛，但问题在于——上述分布有商铺的里坊，不仅集中在东、西2市及皇城、衙署和官员宅第附近，而且分布上呈现出“东城远超西城，北城多于南城”的不均衡特点。

根据日本著名史学家妹尾达彦的研究，长安城内90%的食品店、酒肆集中在位于皇城和东市之间的崇仁、平康、宣阳3座里坊。如果将统计范围扩至以朱雀大街区分的东西2个城区，则会发现长安城超过95%的饮食业商户都位于东区。

东西2市加起来还不到1.9平方公里，仅占长安全城总面积的2.2%。虽然《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了不少2层楼的商铺，但实际上在盛唐年间，民舍、商铺均被严格限高，只许盖低矮的平房。从考古发掘来看，东西2市店铺总数约500多座，但受制于狭小空间，各家商户“门脸”被严格控制在不得超过6米。

而如果改从另一视角来看，以崇化坊至靖恭坊南侧街道作为分割长安南北城区的界线，则会发现在这条线以南的58个里坊（占长安里坊总数的53%）中，分布的商铺仅占总数的约10%，特别是延平门（西）至延兴门（东）一线南侧的48个里坊，至今尚无考古证据表明当地曾有连片成规模的商业形态存在。

据分析，东西2市的极限服务半径只能覆盖周边6至8里的区域，再远的话对于出行主要靠双腿的长安居民而言就很不方便了。特别是位置偏僻的南城各坊，住的最远的百姓需要走近30里地才能到达商铺最密集的东市商业区，真可谓“早上出坊紧赶路，宵禁将至往回跑”。

据宋代文学家宋敏求所著《长安志》记载，因为商业设施严重匮乏，唐代长安南城长期有大约40个里坊处于人烟稀少的“鬼城”状态，变成了“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的京城“菜园子”。多数长安百姓只好“蜗居”在北城的30多个专供草民聚居的里坊中，这些坊内人口密度非常大（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居住环境、生活条件都不可能舒适。

实际上，唐长安城中百姓日常服装大都靠家中妇女缝纫，饮食则通过自己烹制、主家赏赐或前往市场购买解决，他们的生计好坏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上流社会”施舍。说到底，长安就不是一座“正常”城市。

以晚清北京为例，内城常住居民竟然有62%都是“吃皇粮”的八旗子弟（超过44万人）和大量寄食于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的仆役。唐代长安城的情况也差不多，别看鼎盛时期居民上百万，但其中多数人都是为皇家、王府、公卿服务的侍从、兵卒（包括军属）、仆役和小手工业者。此外，僧尼（盛唐时长安城内寺庙多达100余座）、外埠客商、外国使节及留学生、无业游民、进城务工农民、流浪艺人、乞丐、风月场所工作者也不少。

说白了，在长安这座从职能划分、市区布局到社会管控都浸透了“皇权至高无上”理念的城市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让李唐皇室与官宦阶层能够更高枕无忧、更便捷和最大化地享乐”而设计运转的。

比如上文提到的东市“娱乐美食商业区”（平康、宣阳、崇仁3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旁边（路程都在3里以内）皇亲国戚云集的入苑坊（唐玄宗的16位皇子居住于此，号称“十六王宅”）、胜业坊（皇族扎堆）、安仁坊（外戚聚居地）而兴起。

唐代长安城素有“西富东贵”的说法，指的是城东（特别是东北城区）因靠近皇城，故此王公贵族和官僚府邸云集于此，与平康坊相邻的胜业坊、崇仁坊，在唐玄宗时期则是皇子、公主宅第分布最密集的“黄金地段”。

之所以出现这种商业布局严重失衡的情况，关键原因就在于唐代长安城并非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无论称其为国际大都会也好，还是东亚经济文化中心也罢，都不能改变长安城“中央集权象征”的本质。

正是基于上述出发点，唐代长安城看似布局严整、管理有序，却是一座除了极少数“上流人士”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广大普通百姓却备受管制、生计艰辛的“超级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