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进士就马上有官可做了吗？真实的情况远远没有这么美好，进士距离当官看上去只有一步之遥，但耗尽家财、熬白头发也没捞到官做的进士也不乏其人。虽然说他们已经有了做官的资格，但是未被兑现的资格等于是空头支票。对大多数进士来说，从拥有当官资格到真正能当上官，实在是一个需要苦熬岁月和大把烧钱的漫长过程。

所以，有本事考中进士的人，未必有本钱做得起官，做不起官的进士在明清时期相当常见。

明人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中就不止一处写到新科进士的窘状，其中有一位进士在等待分配官职的过程中，“衣食不给，冬间犹著夏衣，厌苦驰逐，思亲归阻，终日抑郁，一夕缢死于旅，”进士身份不仅没能带他走向人生巅峰，反而令他被过于骨感的现实给折磨死了。

再比如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考中进士后因家贫拿不出本钱只能放弃到手的官职，最后靠家乡县令陈锡鬯、族叔刘举臣每年资助300两银子才得以赴任，属于少有的“赔钱做官”典范。

学子做官的第九九八十一难

所谓“一登科第，怒马鲜衣”，先是一身行头就花费不菲。接着还要拜谢座师以及拜见同乡前辈官长等等交际，此中宴请馈赠更是需要一笔大钱。这对许多新科进士来说，是一个短暂快乐但会长久苦闷的过程。

考中进士只能算千军万马中过的一座小小独木桥，随后不得不经历的观政和候选，才是真正的万里长征。

观政和候选相当于新科进士做官前的练习和选拔。所谓“观政”就是在京城各衙门见习政务，类似于莱温斯基那样的白宫实习生。“候选”则更扯淡，就是居京待业，等着分配官职。进士的身份虽然荣耀，但并不能带来直接的收入，无论是观政还是候选都没有薪酬，反而多出了住房、车马、购置行头、交际应酬等等花费，非家境格外殷实者根本负担不起。

新科进士观政的时长在明朝和清朝前期一般是三个月，候选的时长一般是三年，而实际上长达十年、十数年捞不到官职的进士也大有人在。候选的进士们如同“守株待兔之人，穷年候选以至赤贫无归、白首不除”，一些人混到赤贫、白头，人生都快要结束了也没有等来官职的降临。

后来，清朝雍正皇帝觉得进士候选时间过长，太浪费人才，就把观政的时间增加到三年。但问题是观政三年后仍旧逃不过候选的等待，距离真正做上官仍旧横亘着难以迈过的一步之遥，堪称是寒门学子出人头地的第九九八十一难。

候选进士成为高利贷的羔羊

在暗无天日的候选等待中，进士们大多难以获得稳定的资助，轻易也不会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因此为了维持生计和延续希望，不少进士就走上了举债借贷之路。

明朝弘治年间一位名叫陈实的人，因为“缺少银两置办衣服及盘费等项使用”，分两次借了15两银子的高利贷。此事被记载在《皇明条法事类纂》中，他第一次借贷10两银子，但被逼令“写作本钱二十五两”，第二次“借银五两写作本利银十两”，最后被要求归还60两，利息高达本金的三倍。

清朝候选进士借贷的利息之高更为惊人，清代刑科题本记载了一个名叫车天祥的放贷人，他在乾隆三十五年正月放出一笔70两银子的高利贷，写立100两借票，按月三分起息，三月一倒票。至次年二月结算本息高达1000两，折算成年利率为1226%！

候选进士的这种借贷行为，早在唐朝时就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出现，被称为京债或官吏债，历经两宋和元朝多有出现，在明清时期更是尤为突出。

早在明朝之初这种现象就已暴露出来，朱元璋在洪武十年时说：“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他对此采取的办法是要求有关部门“早与铨注，即令赴任”，并由朝廷为被选中的赴任者提供差旅费。

但是随着朝廷日久冗员和吏治的腐败，进士们的候选周期不断变长，朱元璋的一时之策很快失去作用。京城里新科进士们候选借债、到任还债的情况愈演愈烈，就连崇祯皇帝都曾亲口哀叹：“新进士选馆，将城内金子换尽矣（《三垣笔记》）”。

清朝时旗人成为京城放高利贷的主力，候选进士借京债的现象比之明朝有增无减，康熙就曾痛斥过“各旗差遣家人，或往外省索债，或令随官赴任”的追债现象，京债因为旗人放债又多了一个“旗债”的名目。在乾隆时期甚至发生了黄陂县典史任朝恩，因债主在他官署内逼债急迫而上吊自杀的事件。

进退陷于两难的候选进士

在真正获得官职任命之前，新科进士是无法从朝廷领取俸禄的，他们在京城观政期间的一应衣食住行、交际应酬等等花费全部要自行负担，这样一笔支出不是寻常人家能拿得起的。那么观政之后是不是可以返回家乡等待候选呢？这就要看当时的皇帝食不食人间烟火了。

比如，明朝景泰年间有一批进士请求在候选期间返回家乡，景泰皇帝相当“有道理”地给出回复：“科毕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选”。大多数情况下，新科进士即使观政结束也要留京等待分配。除非皇帝给你假期让你回乡，你才可以走。否则就只能留在京城，接受漫漫候选之路的心灵煎熬。

心灵的煎熬尚可以深藏心底，物质的煎熬则是时时刻刻伴随身边。明清之际有一本名为《醉醒石》的书，里面写到一位姓魏的候选进士被他老婆痛骂：“图名不如图利，你今日说做官好，明日说做官好，如今弄得还京债尚不够。”

明清时期的新科进士中，除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可以很快获得官职外，其他大多数人都要经历观政、候选阶段的苦熬。如果皇帝不准你回乡，那么你一天没被选上官，就得在京城多待一天。至于进士留京候选期间的生计如何解决，明清两朝都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

科举制度虽然以公平竞争为特色，但与其相伴而生的进士借债现象，仍然说明了这样一个制度对经济基础的依赖。科举取士选官不再取决于家世门第之后，个人及其家庭的财力仍是上升通道中的阻碍因素，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恶性循环。

明朝御史左都邹元标曾不无担忧地说：“近来一进士至揭债千金而出都门，欲为清白吏，难哉！”清朝江苏巡抚梁章钜对于举借京债的进士，也说“欲求其为良吏循吏，其势甚难，则京债之为害大矣”。

进士们所借京债的巨额利息，必定是转嫁到平民百姓头上，所谓“取偿于民”，“刮敛民财倍偿之”。吏治由此而日益败坏，百姓因之而愈加困苦，最终会给封建王朝带来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