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進士就馬上有官可做了嗎？真實的情況遠遠沒有這麼美好，進士距離當官看上去只有一步之遙，但耗盡家財、熬白頭髮也沒撈到官做的進士也不乏其人。雖然說他們已經有了做官的資格，但是未被兌現的資格等於是空頭支票。對大多數進士來說，從擁有當官資格到真正能當上官，實在是一個需要苦熬歲月和大把燒錢的漫長過程。

所以，有本事考中進士的人，未必有本錢做得起官，做不起官的進士在明清時期相當常見。

明人李詡的《戒庵老人漫筆》中就不止一處寫到新科進士的窘狀，其中有一位進士在等待分配官職的過程中，“衣食不給，冬間猶著夏衣，厭苦馳逐，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夕縊死於旅，”進士身份不僅沒能帶他走向人生巔峯，反而令他被過於骨感的現實給折磨死了。

再比如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考中進士後因家貧拿不出本錢只能放棄到手的官職，最後靠家鄉縣令陳錫鬯、族叔劉舉臣每年資助300兩銀子才得以赴任，屬於少有的“賠錢做官”典範。

學子做官的第九九八十一難

所謂“一登科第，怒馬鮮衣”，先是一身行頭就花費不菲。接着還要拜謝座師以及拜見同鄉前輩官長等等交際，此中宴請饋贈更是需要一筆大錢。這對許多新科進士來說，是一個短暫快樂但會長久苦悶的過程。

考中進士只能算千軍萬馬中過的一座小小獨木橋，隨後不得不經歷的觀政和候選，纔是真正的萬里長征。

觀政和候選相當於新科進士做官前的練習和選拔。所謂“觀政”就是在京城各衙門見習政務，類似於萊溫斯基那樣的白宮實習生。“候選”則更扯淡，就是居京待業，等着分配官職。進士的身份雖然榮耀，但並不能帶來直接的收入，無論是觀政還是候選都沒有薪酬，反而多出了住房、車馬、購置行頭、交際應酬等等花費，非家境格外殷實者根本負擔不起。

新科進士觀政的時長在明朝和清朝前期一般是三個月，候選的時長一般是三年，而實際上長達十年、十數年撈不到官職的進士也大有人在。候選的進士們如同“守株待兔之人，窮年候選以至赤貧無歸、白首不除”，一些人混到赤貧、白頭，人生都快要結束了也沒有等來官職的降臨。

後來，清朝雍正皇帝覺得進士候選時間過長，太浪費人才，就把觀政的時間增加到三年。但問題是觀政三年後仍舊逃不過候選的等待，距離真正做上官仍舊橫亙着難以邁過的一步之遙，堪稱是寒門學子出人頭地的第九九八十一難。

候選進士成爲高利貸的羔羊

在暗無天日的候選等待中，進士們大多難以獲得穩定的資助，輕易也不會願意放棄做官的機會。因此爲了維持生計和延續希望，不少進士就走上了舉債借貸之路。

明朝弘治年間一位名叫陳實的人，因爲“缺少銀兩置辦衣服及盤費等項使用”，分兩次借了15兩銀子的高利貸。此事被記載在《皇明條法事類纂》中，他第一次借貸10兩銀子，但被逼令“寫作本錢二十五兩”，第二次“借銀五兩寫作本利銀十兩”，最後被要求歸還60兩，利息高達本金的三倍。

清朝候選進士借貸的利息之高更爲驚人，清代刑科題本記載了一個名叫車天祥的放貸人，他在乾隆三十五年正月放出一筆70兩銀子的高利貸，寫立100兩借票，按月三分起息，三月一倒票。至次年二月結算本息高達1000兩，折算成年利率爲1226%！

候選進士的這種借貸行爲，早在唐朝時就隨着科舉制度的發展而出現，被稱爲京債或官吏債，歷經兩宋和元朝多有出現，在明清時期更是尤爲突出。

早在明朝之初這種現象就已暴露出來，朱元璋在洪武十年時說：“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他對此採取的辦法是要求有關部門“早與銓注，即令赴任”，並由朝廷爲被選中的赴任者提供差旅費。

但是隨着朝廷日久冗員和吏治的腐敗，進士們的候選週期不斷變長，朱元璋的一時之策很快失去作用。京城裏新科進士們候選借債、到任還債的情況愈演愈烈，就連崇禎皇帝都曾親口哀嘆：“新進士選館，將城內金子換盡矣（《三垣筆記》）”。

清朝時旗人成爲京城放高利貸的主力，候選進士借京債的現象比之明朝有增無減，康熙就曾痛斥過“各旗差遣家人，或往外省索債，或令隨官赴任”的追債現象，京債因爲旗人放債又多了一個“旗債”的名目。在乾隆時期甚至發生了黃陂縣典史任朝恩，因債主在他官署內逼債急迫而上吊自殺的事件。

進退陷於兩難的候選進士

在真正獲得官職任命之前，新科進士是無法從朝廷領取俸祿的，他們在京城觀政期間的一應衣食住行、交際應酬等等花費全部要自行負擔，這樣一筆支出不是尋常人家能拿得起的。那麼觀政之後是不是可以返回家鄉等待候選呢？這就要看當時的皇帝食不食人間煙火了。

比如，明朝景泰年間有一批進士請求在候選期間返回家鄉，景泰皇帝相當“有道理”地給出回覆：“科畢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選”。大多數情況下，新科進士即使觀政結束也要留京等待分配。除非皇帝給你假期讓你回鄉，你纔可以走。否則就只能留在京城，接受漫漫候選之路的心靈煎熬。

心靈的煎熬尚可以深藏心底，物質的煎熬則是時時刻刻伴隨身邊。明清之際有一本名爲《醉醒石》的書，裏面寫到一位姓魏的候選進士被他老婆痛罵：“圖名不如圖利，你今日說做官好，明日說做官好，如今弄得還京債尚不夠。”

明清時期的新科進士中，除一甲狀元、榜眼、探花可以很快獲得官職外，其他大多數人都要經歷觀政、候選階段的苦熬。如果皇帝不准你回鄉，那麼你一天沒被選上官，就得在京城多待一天。至於進士留京候選期間的生計如何解決，明清兩朝都沒有拿出有效的辦法。

科舉制度雖然以公平競爭爲特色，但與其相伴而生的進士借債現象，仍然說明了這樣一個制度對經濟基礎的依賴。科舉取士選官不再取決於家世門第之後，個人及其家庭的財力仍是上升通道中的阻礙因素，並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惡性循環。

明朝御史左都鄒元標曾不無擔憂地說：“近來一進士至揭債千金而出都門，欲爲清白吏，難哉！”清朝江蘇巡撫梁章鉅對於舉借京債的進士，也說“欲求其爲良吏循吏，其勢甚難，則京債之爲害大矣”。

進士們所借京債的鉅額利息，必定是轉嫁到平民百姓頭上，所謂“取償於民”，“刮斂民財倍償之”。吏治由此而日益敗壞，百姓因之而愈加困苦，最終會給封建王朝帶來更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