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四重奏”倾慕已久。京城仲夏，在中央音乐学院2019年国际弦乐艺术节闭幕音乐会中场席间，经王佳稚老师引荐，有幸结识上海四重奏第一小提琴李伟纲先生。随后几日，上海四重奏会在大学部开大师班、做演出，对话艺术与生活……机会来了，请随我纸笔，共同走近李老师的艺术世界。

“君子不器，是为不争”，通达事物、圆融善美之人，能使驾驭之物呈现明确无疑的状态，到达无以复加的至美境界。上海四重奏能有如今的成就，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取胜之匙。无论台上台下，上海四重奏给人的初见印象都是凭绝对实力支持起强大自信，从而始终如一地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冷静与不卑不亢跟世人在艺言艺。

此次，他们在央音的大师课，以四十五分钟为一课时，到点交换场地。课间当我在央音筒一楼二层的走廊尽头看着李伟纲老师由远及近走来，那份不怒自威的气场不得不令我肃然起敬。李伟纲老师典型的上海人，精致到一丝不苟。课前我能切身感受到学生们的紧张，很快所有人都会放下杂念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他要求四重奏的同学每个人都记住自己强调的每一句话，讲给第一小提琴的，同样也在讲给大提琴；雕琢中提琴的要领，第二小提琴也要铭记，四重奏是四个乐手组成一个“人”，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他要求学生们去做优秀的“解码员”，并不仅仅把乐谱上的音奏拉准就完——音符是密码，作曲家是编码员，他想告诉世界的一切都通过音符加密凝固在乐谱上；演奏者是解码员，要把作曲家的倾诉解码还原展现给世人。他甚至跟同学们分享自己祖师辈的四重奏家经验，“欲齐整，四个人就不能想着依附谁……”旁听的我想到李清照的《如梦令》——只有彼此“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才能“尽兴晚回舟”……

随卢维林教授的一堂课 （1980-1981）

时间是个最好诠释相对论的参照——四十五分钟若对牛弹琴可谓度日如年；乐逢知己自然转瞬即逝。又要下课换教室了，李伟纲老师感叹一句，“四十五分钟太短，来不及了。依我看九十分钟似乎更合适：前一半预热刚好；后一半认真展开…”其实课后他端着咖啡跟我说，“能细致展开还有太多——四十五分，给孩子们细抠一个乐句似乎都不够……”世间很多事往往都在不经意间做了决定，比如“上海四重奏”这个名字，“当年全国选拔去英国参加朴茨茅斯比赛，我们是第一名，”李宏纲老师说，“去参赛要有个名字呀。北京去的就叫北京四重奏，上海去的就叫上海四重奏。后来获奖回国演出就延用这个名字，刚开始觉得名字太大——毕竟还是学生；但国外的节目单已经这么印发了，索性就延用吧。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今天。”

世间很多事只有经得起涅槃之痛才有资格与岁月握手言和。上海四重奏组建的四人或是兄弟或是同窗：第一小提琴李伟纲与第二小提琴李宏刚是亲哥俩、大提琴马新桦是同班同学，还有中提王征；可三十六年后的今天看来，唯一没有变的只有第一小提琴李伟纲老师了。1994年，中提琴王征离开后，哥哥李宏刚改拉中提琴，同时蒋逸文加入担任第二小提琴；其实1985年回国后不久，大提琴马新桦选择退出，上海四重奏就开始寻找大提琴手，现在的尼古拉斯·萨瓦拉斯是第四位——2000年加入的。

伦敦音乐会后在J.A.Bears店庆祝 (2019年2月1日）

中提琴王征离队对于初始的上海四重奏影响很大，他们在美国先后面试了五十多位中提琴，都因彼此差距太大未能成功，真可谓“虽则如云 匪我思存”。后来哥哥李宏刚说家里有把中提琴，练一个礼拜，看看什么感觉再说。一周之后，拉完三重奏，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听完对李宏刚说：“要不你考虑一下（中提琴）吧，你比那些面试的人好太多了……”

如今李伟纲老师也不禁感慨，“不可否认其中有一对兄弟。如果没有，可能早就散了……”成立25年时，世人还称呼他们是年轻的四重奏；突然有一天就成老牌四重奏。村上春树说“人是在一瞬间变老的”，这话居然也适用于四重奏。每次换人都很辛苦，他们保留曲目约有两百首，换人意味着要重新开始排练。“下次再换人，应该是我退休吧……”李伟纲老师这样打趣，作为乐迷我们自然希望这一刻能迟来一日就迟来一日。

2019年5月17日与罗伯特· 麦克唐纳合作勃拉姆斯奏鸣曲

四重奏是最能展现人性的一门艺术，每位成员似乎都在“坚持自我”与“舍弃自我”之间找平衡。音乐上的争议在所难免，但必须仅限于音乐。四重奏难就难在四个人先充分表达自己，再去磨合找到属于四个人的声音。一颗脱落的螺丝钉能毁掉一架波音客机；一只在巴西扇动翅膀的蝴蝶能引发德州的龙卷风，面对细节他们绝不妥协——为何在美国中提琴面试了五十多个却始终不如意？为何每次换人保留曲目都要重新排更？都缘于此。

外界对于上海四重奏似乎会有个误解——一个四十出头的美国人，三个是五十好几的亚洲人，想法肯定不一致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哥哥李宏刚说，“看过我们排练的朋友会惊奇地发现，无论多不可思议的建议，四个总会去试一下。当然该妥协的时候还是会妥协……”

拜访我的教授谭舒真院长（1994-95）

诠释中国的作品，上海四重奏自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仅是中国民歌，还有其他所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这是其他四重奏无法做到——就跟这个伟大国家讲着同一种语言一样，是一种专长、一种独创。

从名字上看，人们会本能地以为“上海四重奏”该是个中国的四重奏组合，只演中国的音乐；但他们却是那样的国际化。“靠质量！”第一小提琴李伟纲老师说，“我们靠不了任何东西。必须比别人更好一点，才能在国际上立足——跟别人一样，没有谁会理你，而且最好是好的别人没法比，才能有口饭吃。我在美国三十多年，看过了那么多——若你是犹太人，身后会有很强大的人支持你；你是日本人，有财团提供最好的琴；中国人只能靠自己。”

与老友王健做客上海FM94.7畅谈音乐与人生（2018年）

四重奏有时候会像一场包办婚姻——掀起盖头那一刻才知道彼此的模样，没有“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的感情基础，有得或许只是同事关系；但一年中有六个月以上的时间要一起旅行，所以彼此需要距离感。“除非主办方没有安排好，负责我们四个人住酒店向来是分住四层；即便是坐飞机也会刻意把座位调开分……”

但四重奏终究是一个“合”的艺术。 “四重奏成功的秘诀是每个人都自愿承担起百分百的责任，而不是把义务平摊成25%。”中提琴李宏刚老师说：“排练时，我们经常会出去一个人，在观众席来听。凑在一起和旁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找到想要的那个音色。”

同发小余隆、王健与上海交响乐团排练之后（2018年）

去年（2018年），“上海四重奏”成立35年之际，他们分别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天津大剧院、武汉琴台音乐厅、长沙音乐厅首演了四套的贝多芬四重奏作品。他们究竟有多爱贝多芬？李伟纲老师说，“在《第九交响曲》之后，贝多芬只写四重奏。四重奏俨然是他心的归宿——在自己最后的岁月里，无声世界已然不是创作的障碍，而是一种解脱，甚至可以说是一份助力。所谓‘若生铸剑为犁之心，须有平复刀剑之力’，贝多芬是在用四重奏还原音乐的本真。”

而“真实”恰恰是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李伟纲老师说，“指挥名家中我最喜欢富特文格勒的音乐诠释。虽千万人吾往矣——身处在纳粹的淫威下，讨厌就是讨厌；他甚至敢把自己在境外的演出收入分给他乐团里的犹太音乐家，足矣见得他的本真。”

在华沙皇宫演奏《彭德雷茨基四重奏》No.2、No.3、No.4后与作曲家合影（2018.11）

与建筑、雕塑相比，音乐是多了时间维度的更高级别艺术，也注定了它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自己的录音，五年之内从来都不听，”李伟纲老师说，“但拿出几十年前的录音来听，有时候还会觉某些处理还不错，也有可取之处；但永远都不可能完美。”

希腊神话里，被众神惩罚西西弗，每当太阳升起是就要把巨石推往山顶；每当太阳落山时石头又会自己滚下山。西西弗必须重复这样的苦役，直到永远……加缪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生活是荒谬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西西弗的痛苦，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他的重负；而对他自己而言最高的虔诚就是否认众神并且搬掉石头，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既然“永远不可能有完美，”为何上海四重奏却始终脚步不停地在追求完美呢？或许这就是答案。

96年后，再次登上“The Stard”杂志封面

今年，上海四重奏36岁——本命年，再一次轮回的起始。上一年，他们首演了太多的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今年他们给世界传递的信号是“沉静下，再雕琢”。李伟纲老师总时不时提醒大家，“明年（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定会有大量的贝多芬作品走上舞台……”

众生喧哗归一处，万物静默为一听。上海四重奏为何能成为今天全世界最优秀的古典音乐弦乐四重奏？此时此刻，你听茗出其中玄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