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爲何要貶低王獻之？

歷史上往往以“二王”並稱，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獻之書藝自有其獨立價值。王羲之至會稽後，書法藝術成就達到頂峯。但誓墓不仕後因筆札多爲代筆人所書，乃有非議。王羲之逝世後到南朝梁初，約一個半世紀，在此期間王獻之書因其媚趣研潤、逸氣灑脫，學其書者盛極一時。其間名家師法小王者，如《書斷》所載，即有桓玄、宋文帝劉義隆、羊欣等。特別是羊欣，被稱爲“人於室者，唯獨此公”，所以時人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還有薄紹之、謝靈運、孔琳、邱道護、齊高帝蕭道成、蕭思活、范曄等，也各具小王意趣。這是王獻之聲譽日隆的一個原因。羊欣書藝獨步於王獻之之後，傳授門徒，使獻之的影響更爲擴大。

王獻之小楷《玉版十三行》

那麼，唐太宗爲何要貶低王獻之？有的學者認爲，在初唐李世民要學書，必是從王獻之人手，因爲那時王獻之的手跡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後來李世民纔看到王羲之的墨跡。李世民也許不甘心居於王獻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來。由於李世民推崇大王、貶低小王，當時人士懾於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獻之署名的遺蹟抹去其名字，或改爲羊欣、薄紹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學小王者仍很多，特別是“唐人草書，無不學大令者”（吳德旋浯）。歐陽詢的真、行便既學大王，又學小王，而別成—體。近人沈曾植也說：“率更（指歐陽詢）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書家也學王獻之，張懷瓘說：“虞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王紹宗，清鑑遠識，才高書古，祖述子敬。孫過庭，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二王。”唐人對王獻之的草書很重視，尤其是狂草。張旭的草書就從王獻之化出。唐蔡希綜《法書論》雲：張草“雄逸氣象，是爲天縱”，“議者以爲張公亦小王之再出”。懷素也皈依小王，其《聖母帖》“輕逸圓轉，兒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見趙岫《石墨精華》）。由此可見，儘管李世民貶低小王，但終唐一代，還是有很多人向王獻之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