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共產黨人楷模

我第一次見王震同志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時，他率中央代表團慰問新疆各族軍民，我作爲《解放軍報》記者隨團採訪。1982年底，我被調到王震同志身邊工作，一直到1993年3月12日他去世。

王震同志的一生波瀾壯闊，這裏僅說說他艱苦樸素方面的事。王震同志去世後的1993年3月19日，新華社在播發生平時說他“艱苦樸素，廉潔奉公”，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深深知道，這決不是空洞的文字，沒有絲毫的過譽。

來到王震同志身邊工作後，在整理文檔時我看到，王震同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先後頒發的《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文件的空白處和反映一些高級幹部艱苦奮鬥、不搞特殊化的事蹟材料上批示：“親屬成年人傳閱，然後工作人員傳閱，再開一兩次會討論如何嚴格遵守規定。”“季青同志閱告慄勇同志(王震同志生活管理員)，不許搞特殊化。”“宿舍各員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並慄勇同志，要切切實實遵守政令辦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整黨決定，王震同志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顧問。在任顧問的當天，他就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了歐陽修的名言，“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跟隨王震同志十多年，親眼所見，又聽其老部下所談，對王震同志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之事瞭解得更多。王震同志牢記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關於務必保持艱苦奮鬥作風的殷殷訓誡，是我黨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楷模之一。這從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對待禮品的態度上表現得比較充分。

先說衣

戰爭年代，環境艱苦，王震同志那粗布做成的舊軍服上經常是補丁摞補丁。新疆和平解放後，他和廣大幹部戰士一樣節衣縮食，穿沒有口袋的軍衣，戴沒有襯裏的軍帽，省下錢用於軍墾生產。上世紀70年代初，從江西回來重新工作後，王震同志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夫人王季青用王震同志和自己兩個人的布票，扯了18尺藍灰的卡，給王震同志做了一套中山裝。的卡結實、耐穿、隨意，王震同志不僅經常在家裏穿，在平日活動時也經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後20多年，舊得發白。改革開放後，王震同志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裝，用來出國和外事活動時穿。1985年，他率團訪問美國，大家勸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換洗。王震同志說：“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裝可以替換。”大家說，到發達的美國去訪問，不能太寒酸了。王震同志說：“什麼寒酸，節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王震同志穿的毛衣都是王季青和家庭保姆馬小妹用普通毛線手工編織的。他的內衣穿破了，總是讓補補再穿，經常是一件內衣有六七個補丁。20世紀70年代前，他沒有穿過皮鞋，總是穿布鞋。解放後直到去世的44年間，除了軍裝，王震同志僅添置過七八套衣服。

再說食

20世紀50年代，王震同志規定炊事員每頓只做四五個菜加一個湯，伙食費全家每人每月不得超過30元。60年代初困難的時候，減爲三菜一湯。他還規定，要多喫粗糧，如有剩飯下頓熱熱再喫。喫飯時，若是飯粒掉到桌上，王震同志便用筷子夾起再喫掉。王震同志冬季不喫時令鮮菜，他說：“那都是大棚生產的，有的比肉還貴。”不僅自己不喫，他還不讓家裏人喫。冬季飯桌上，往往是白菜、蘿蔔、土豆這些大路菜。爲了調劑生活，他讓炊事員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醃製雪裏蕻、芥菜、胡蘿蔔等小菜。1971年10月間，王震同志從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裏的爐竈還沒修好，組織上安排王震同志喫住在北京飯店，他卻讓管理員在院子裏用磚頭支個鍋，每天和家裏人一樣，麪條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喫。外出時，王震同志總讓工作人員通知接待單位：“飯菜上不要特殊，我愛喫豆腐，有豆腐就行。”

再說住

20世紀50年代，王震同志從新疆調到北京工作，住在什剎海附近的冰窖衚衕五號。王震同志一家加上兩名工作人員，住七間房子，緊緊巴巴。三個兒子擠在僅有五六平方米的一間小屋裏。夏天太悶熱，兒子們便搬到前院張國華正房後邊的半露天的走廊裏住。經常是半夜裏風雨突起，蚊帳被單被打溼。當時，王震同志任鐵道兵司令員，組織多次動員他搬家，他不答應，一住就是三年。後因駐地沒有車庫很不方便，經再三動員，王震同志答應搬到成方街五號，但交代說：“不修繕，不裝修，是什麼樣，就什麼樣住進去。”一直住到1969年沒有裝修過。王震同志安排，自己辦公室、會客室、臥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間，三個孩子佔一間，節省出住房讓祕書、管理員、炊事員都住了進來。王震同志說：“這樣工作方便，也爲國家節省住房。”住房中裝有暖氣，但冬季王震同志不讓燒，他說：“那太浪費，屋裏生煤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燒開水。”王震同志當了國家副主席後，外賓經常到家裏拜訪。不少同志提出，王震同志的住房太簡陋，進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換處住房。王震同志說：“這條件已經很不錯了。比起延安的窯洞強多了吧!比南泥灣和北大荒開荒時的條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強出多少倍。我們這些人的開支已經不得了啦，又是司機、醫生、警衛、祕書，給國家的負擔已經夠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換了！”

再說行

到外地視察，王震同志不坐臥車，總與陪同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麪包車。這樣一來可以省汽油，二來在車上隨時可以和陪同人員交談，瞭解情況。一次在湖南邵陽，他開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車，後發現有警車，他非常生氣，讓車馬上停下。但一時又無法制止警車，他便讓司機甩開警車，調轉車頭選另外的路線走。因工作必須有警車開道時，他也常交代不要動不動就鳴笛，“不要搞得地動山搖”。下雨天，他還常交代司機，到行人身邊要開慢點，免得把積水濺人身上。一次回家路上碰到了大卡車卸貨擋路，司機想下車請卡車讓道。王震同志連忙制止說，不要着急，等他們卸完貨我們再走不遲。王震同志還常向家裏人交代說：我的車是公家的，只許我上班、開會用，你們不能隨便用。王震同志是個孝子，他老母親病了，卻讓工作人員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車去住院。孩子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車。如果是私事必須用車，王震同志總讓師傅登記清楚並按照規定交費。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腳不便，還經常乘公共汽車或走路上街買東西和看老同事。

再說用

王震同志主張公私要分明。他的孫子小時候要拿他的辦公用紙做演算紙用，他說：“這不行喲。”他反對用公家傢俱，除了會客室的沙發及他自己用的書櫥、辦公桌椅是公家配發的外，其餘都是自家購置的。無論是公家配發或是自家買，均要求方便實用。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痰多。外出時，警衛參謀口袋裏裝着手紙巾，備着給他用。他批評說這是浪費，讓用一個廢罐頭盒盛點沙子放車上，回家後換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儘管他身體十分虛弱，無力抬頭吐痰，爲節約一張紙巾，仍堅持要十分喫力地側過身把痰吐到痰缸裏，不讓醫護人員用紙巾接。談及此事，醫護人員和身邊其他工作人員都激動地流着淚說：“王老是我們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光輝榜樣!”王震同志去世後，許多人趕到翠花灣九號弔唁，見到這位開國元勳的客廳、辦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是如此簡樸後，都感到很驚訝，更多的是感動。

王震同志的夫人王季青說：“我們結婚後直到實行薪金制前，他沒有給過我一塊錢，也沒有給我買過一件東西。實行薪金制後，他定爲五級每月370多塊，三年困難時期，他的工資減到了340元。他口袋裏從來不裝錢，也從來不花錢，從不問他的工資哪去了。我定工資是12級，每月170元。孩子們參加工作後，他說家裏花錢的人少了，通知管理員不要給我領工資，把工資全部交黨費。這樣我一年多沒有領工資。後來大孫女由我們來帶，照顧不過來，又要請人，他一個人的工資的確不夠花了，我才又開始領我的工資。”王震同志先後把節約的幾千元錢捐贈給湖南瀏陽家鄉支援建設。在晚年，又先後把節約的上萬元捐贈給了他擔任理事長的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他自己節儉，爲的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革命事業。

再說禮品的事

王震同志的老部下多，戰鬥、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多，大家對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時有的帶盒茶葉什麼的，王震同志也不好意思拒絕。但數額稍大時，王震同志都堅決退回或作價付款。1961年春節前，黑龍江墾區讓火車託運來一頭肥豬。王震同志發現了，立即通知農墾部食堂管理員拉走，讓機關的同志過個好年。1962年秋，王震同志的家鄉瀏陽蜜橘大豐收，給他帶來三筐共150斤。當時瀏陽的蜜橘每斤兩毛錢，王震同志則按北京的市價每斤四毛錢付給了家鄉來人。他還親自寫信給中共瀏陽縣委，要求他們要堅決執行中央有關不許送禮的規定。大別山老區湖北羅田縣是王震同志直到晚年都密切聯繫的點。時任羅田縣副縣長王宗武經常帶點板栗、綠茶等土特產來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員算清付錢。開始，王宗武過意不去並開玩笑說：“這是王老見外。”王震同志說：“大別山許多事情還沒有完全辦好，人民生活更困難，將來我們到馬克思那裏報到，本來還交不了差，心裏很有愧，怎麼還能白喫老區人民的東西，剝削老區人民呢！”聽了這番話，王宗武說：“作爲開國元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王老，如此廉潔奉公，嚴於律己，使我深受感動和教育。”當了國家副主席後，外事活動多了，外賓贈送的禮品，他都按規定上交。有時外賓贈送的技術先進的小型自動照相機，他或交給機械部有關研究所研究，或轉贈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或黑龍江農墾總局使用。1991年9月間的一天，王震同志從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後回到住所，發現院裏的一個竹筐裏擺放着幾條大白魚。他知道，這種名貴魚，只有黑龍江中蘇邊界的興凱湖中才有。他馬上找來管理員慄勇問：“是不是東北農墾的同志送來的？”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他又馬上交代：“送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讓他們招待外賓！”慄師傅知道他十分愛喫這種魚，便悄悄留下一條，但當王震同志發現後，慄師傅又捱了一頓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