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基石資本深圳論壇上的演講速記整理稿。演講共分爲四個部分，分別分析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以及如何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以及發展的可行路徑；中國的國際形勢以及如何處理中美關係；新常態下企業應該如何做投資。

第一部分，賈康先生指出，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化解由不平衡的結構失衡導致的發展不充分。

他還強調，黨中央於十九大強調了必須對我國基本國情和國際地位保持清醒頭腦，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企業家需深刻領會中央精神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

第二部分，賈康先生追溯了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綜合觀察，通過分析挖掘機指數、PPI指數、CPI指數、PMI指數、全社會用電量、貨運量、企業增加值與利潤、就業、消費和房地產價格等數據，指出我國近些年的總體宏觀經濟形勢是“複雜局面穩中向好”，而外部的不確定性帶來了新的下行壓力。他還分析了民企投資的下降和重新轉好的問題。同時，他也對未來的發展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第三部分，賈康先生分析瞭如何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之下抓住中國自己發展的確定性。他認爲中國必須牢牢把握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線。

他重點分析了當前的中美關係和未來可能的發展，提出處理中美關係應“鬥而不破，有理、有利、有節”，要變壞事爲好事，變壓力爲動力，並給出了善於守拙、擴大內需、全面開放、改革攻堅等8條具體建議。

第四部分，賈康先生表達了自己對於新常態下企業發展路徑的思考。他認爲企業要爭取在中國已經成爲世界工廠的基礎上，力求在微笑曲線左右端往上延伸，即努力發展創新設計打造自己的品牌和做好品牌營銷、售後服務與市場擴展等價值鏈中較高的部分，以“全要素”生產率形成新的動能，實現“升級版”的發展。”

PART THREE 在百年大變局中牢牢把握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線

1、永恆之變中的不變：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條主線

要繼續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條主線。人類命運共同體講的是共性，人類社會不論怎麼變，各個民族國家不論怎麼有個性，永恆之變之中有規律性的不變。中國人過去一方面認識到變化是必然的，另外一方面也知道有主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認清並順應世界發展的只能順應不可違拗的主潮流，繼續“大踏步地跟上時代”，我們這個民族纔有希望。

現在如果總結經驗，就是不論怎麼風雲變幻，無論外部不確定性如何幹擾我們，我們要看到幾千年歷程走下來的發展方向是什麼。要堅定不移地順應潮流來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要想一想，歷史上我們在城鎮化方面喫了什麼大虧，曾經是逆潮流而主導的逆城鎮化，受到了客觀規律的嚴厲懲罰。同時，要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所說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此外，要看清挑戰就在眼前，中國再也不可錯失機遇，要爭取在創新中跟上主潮流的高科技化即信息化。政治文明視角也要積極尋找可行的方案，努力實現民主化和法治化。中國辛亥革命的時候，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推翻千年帝制以後提出還要走向共和。所以我們順應大的潮流、主導的潮流，和世界上其它民族做積極的互動，是現代化發展的主線。

2、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抓牢不確定中的確定性

中央認爲現在的世界格局是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人自己要做的仍然是大踏步跟上時代，按照和平發展的主題，鎖定中國夢的現代化戰略目標。我們目前面臨的確實有百年未遇之挑戰的意味，可以從兩個角度簡單分析：

第一，我們得承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逆轉式的變化出乎意料。原來高舉自由貿易與自由、平等、博愛大旗的歐美國家，現在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單邊主義傾向和逆全球化的孤立主義、極端主義。其中也有民粹主義與外國政治上層一些人士之間的呼應。這種逆轉式的變化對於中國來說，影響還是相對突出的，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我們的國際空間被打壓，導致我們不得不站出來高舉自由貿易大旗。比我們更發達、更先進的經濟體，卻開始遏制中國的前進。

第二，也必須承認我們國內累積的矛盾和外部的衝擊交織而成的挑戰壓力是不可忽視的。發展階段轉變和各類矛盾凸顯交織在一起，經濟運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要想抓住“全要素”解放生產力，就要讓這些要素潛力特別是改革紅利都如願地發揮出來。祁斌教授過去對於改革攻堅有一個形象化地說法，叫做“兩隻老虎的賽跑”——一隻叫改革，一隻叫社會問題。兩隻老虎各自要素齊全，彼此之間似乎也看不太清對方，但兩隻老虎都在跑，哪隻老虎跑得更快一點，將決定中國社會的命運。我完全贊同這個形象化比喻所包含的深刻洞見、大局意識。我們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讓改革跑贏危機。我們的深化改革就是必須克服既得利益阻礙。2020兌現全面小康沒有懸念，但要讓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很有難度，現在距離成功還相當遠。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改革的部署，爭取以改革的決定性成果，形成我們發展的後勁，支撐我們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同時我們要防止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調整重構過程中我們被邊緣化。中國在自己穩住陣腳的同時，要充分發展多邊貿易，想方設法制約美國來勢洶洶的打壓。我們自己心裏要有數，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是中國抓住自己應該做的、可選擇的事情，抓住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繼續把握我們的供給側改革及現代化建設的主線。

中美貿易表現出來的雙邊博弈是遲早會來的。雖然比較遺憾，由於前期的一些不當宣傳，使得這個過程過早地來了，有人認爲早來了8-10年。但不管怎樣，這畢竟是遲早會來的。因爲中國的經濟總量到世界第二之後，人類文明侷限表現出的叢林法則開始發揮主導作用，美國出於“老大立場”的選擇，必然會選擇打壓。就像撒切爾夫人所說的，人類文明的面紗是很薄的。處於這樣的壓力之下，中國人把握好自己可選擇的事情就顯得至關重要。我們現在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如果處理不當，落入各種矛盾交織的旋渦，就很有可能像上個世紀的拉美、亞洲四小虎等一樣，失速後陷入紊亂而一蹶不振。

3、如何處理中美關係：鬥而不破，有理、有利、有節

顯然，我們在戰略思維上要超越“比較優勢戰略”。很多研究者對此仍然抱有爭議。北大林毅夫教授研究的新結構經濟學，我們研究的新供給經濟學，雖然都側重供給側結構問題與改革，但林教授強調的是用比較優勢原理：基於資源稟賦，中國把握比較優勢就能夠完成現代化。但我們認爲，比較優勢原理確實能解釋相當多的資源配置問題，但碰到天花板之後，比較優勢原理就會失靈。最典型就是美國一邊強調中國對它形成了大量的順差（它的逆差），但中國願意出高價買美國的高端技術的時候，它就是不賣。這是比較優勢原理解釋不了的。中國對於這種打壓是沒有依據比較優勢原理的任何辦法的。

華爲現在面臨打壓，但是任正非的策略仍然十分清晰且明確：我們推崇自主創新的精神，但行動上仍然要積極擁抱全球化，要吸引全球的專家、資源，共同推進我們的發展。芯片發展不同於核武器研製。兩彈一星研製出來之後，雖然美蘇的核儲備力量仍然高於我們不止十倍，但我們只要具有反擊一次的能力，也就形成了戰略平衡。但芯片的發展卻是不能閉門，要擁抱全球化，在樣品研發成功後，關鍵是如何能夠大批量地、產業化地去源源不斷供給全球，佔領更大的市場份額。這纔是成功和勝利。我們現在硬着頭皮也要堅持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以升級版的趕超戰略，配合必須保持的比較優勢，才能實現“新的兩步走”發展。必須防止最壞的情況，就是滑入冷戰。但正如之前所分析的，現在中美產業鏈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性已非常強，類似美蘇當年各領域一條產業鏈而形成的冷戰，大概率上是可以避免的。中國在貿易衝突的前景中，需要爭取的就是鬥而不破，讓美國無可奈何地看着中國不斷縮小與他的差距。就像毛主席當年皖南事變後所提出的策略：鬥而不破，有理、有利、有節。

我們現在如果說處理中美關係，我願意說幾句話。

第一句：變壞事爲好事。貿易戰肯定是壞事。但辯證法不是玄虛，壞事中確實也有好事，也可以變成好事。從局部來說，有些行業實實在在出現了利好，比如東北的大豆產業鏈、癌症藥物價格降低、進口車輛價格降低等等。但我強調的不僅僅是這個。貿易戰中最重要的好處是進一步促進我們全面開放，“二次入世”。當年入世的時候杜潤生先生所說的：入世“清理文件櫃”就是變法，變法就是改革、求新、圖強。入世之前國內也有過激烈的爭論，覺得可能會有諸多風險和壞處，有人說收益都是不確定的，而中國的農業、汽車業都可能覆滅等等的損害都是確定的。但朱鎔基同志在龍永圖提醒下，還是親自趕到談判場所，成功地抓住了最後的入世機會。決策層在戰略上認爲我們入世是必須的。事實證明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利用開放倒逼改革。現在中國在進行“二次入世”的談判，像黃奇帆同志所說的，我們敢於承諾向“三零”靠近，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這個思路值得高度贊同。

第二句：變壓力爲動力。壓力大家都感受到了。動力怎麼來呢？新舊動力轉換。舉例看，在原來的三大區域戰略的基礎上，新近值得稱道地增加了粵港澳大灣區。現主打的粵港澳大灣區，是希望深圳、廣州這樣的增長極區域，還要進一步地跟港澳連爲一體，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提升高標準法制化營商環境。不再只是原來所說的泛珠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希望將已經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廣東深圳，進一步對標香港澳門。對標什麼呢？全球相對成熟的高標準的市場經濟法治化環境。這就是變壓力爲動力。第三句：逐步變被動爲主動。中國要選擇義無反顧地擁抱全球化，深化改革，同時面對美國壓力，我們的策略，現在總體來說還是接招，但只要做到鄧小平所說的冷靜觀察，沉着應對，我們善於守拙，絕不當頭，繼續和美國及西方西方國家搞好關係，而不是搞壞關係，我們逐步變被動爲主動是很有可能的。要牢牢掌握住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堅持鬥而不破，有所作爲。

可以看一下中美繼續發展成長的對比數據。美國從1900年到2017年，花了117年時間，GDP增長了36倍。中國從1987年到2017年，只花了30年時間，就實現了同樣的36倍GDP單位增長。這就是可以認爲數據表明我們在一個時間單位中，走完了美國以四個時間單位才達到的成長性。這樣的成長過程並沒有結束，如果處理恰當的話，中國繼續成長的發展表現應該正如毛主席當年辦《湘江評論》時所說的八個字“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工業革命後中國被世界發展遠遠甩在身後，但這麼多年改革開放發展，已讓我們深刻地、明白地領悟堅持基本路線的戰略理性。只要以改革開放延續成長性，時間是我們最好的朋友。要有戰略耐心，做到心中方寸不亂，在時間的幫助下，堅定地走上坡路，使得美國無可奈何地接受中國不斷縮小與它的發展距離的現實。

到2050年，如果“中國夢”能夠成真，雖然美國的人均水平可能仍然高於中國，但綜合國力、製造業實力、創新能力、文化軟實力等等方面，我們都會實現極大的提升。中美之間不是誰戰勝誰，而是中美人民成爲利益共同體、共同發展中，我們進入現代化經濟的第一陣營。

如果說我有什麼建議的話，就是如下八條：

第一，要務實地認定和美國之間是合作競爭。不要貼那麼多的意識形態標籤。還要充分學習美國。就像華爲，仍然承認美國企業家感動了他們，美國有大量的可學習之處。“中國有一千條理由和美國搞好關係”，這不是虛話。我們要真正知道在很多方面的不足和真實的理性的訴求。沒有必要用意識形態標籤將自己束縛住。

第二，善於守拙，要真正下定決心，不扯旗，不當頭，專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

第三，堅持全面開放，爭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鎖定共同發展的道路。

第四，擴大內需，我們自己的有效投資、活力釋放以及隨之帶出的消費市場，是我們的本錢。一定要用好。

第五，改革攻堅克難有一系列可做的大事情，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

第六，循序漸進向西爲主，發展一帶一路。中國要在其中學會跟其他經濟體合作交流，學習怎麼處理複雜的局面。避免在太平洋方向上跟美國去正面對撞，而以向西爲主發展一帶一路中更爲及基地學會跟其他經濟體做生意、打交道，處理複雜的法律問題等等，並積累我們的軟實力。

第七，人民幣要準備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一定要完成自拆防火牆，實現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後進而使得人民幣在國際上不僅可以作爲結算貨幣，還可以作爲貯藏貨幣，能夠成爲國際避險資產。沒有這一條，中國真正的現代化是空話，但這是要經過長期努力才能做到的。

第八，形成文化軟實力，這非常重要，我認爲到目前爲止這個方面還沒有很好破題。

PART FOUR 新常態下企業如何做投資

現在都講抓住機遇，中國有市場潛力。從投資視角來說，我們需要關注價值鏈中的“微笑曲線”，關注不同位置的不同收益率。

微笑曲線

在曲線的左邊，誰能夠真正實現理念的創新及設立品牌成功，誰就能按照產權收益規則獲利很多。加工生產的收益是較低的，但到後面，品牌營銷、售後服務等市場推廣的收益率，又是較高的。典型的案例，可看中國東莞作爲世界兒童玩具的生產加工基地，據說提供了全球85%以上產量，但卻沒有中國本土的知名兒童玩具品牌。而芭比娃娃作爲品牌，幾十年長盛不衰，中國是給人家貼牌生產。國外的主體拿的是左、右高端的收益，中國乾的只是中間這個收益率最低的加工生產的活兒。這很有代表性。蘋果手機富士康廠區也是同理，中國有GDP，有稅收，也創造了就業，提供了工人工資，但是高收益仍然都在人家手上。

企業家發揮聰明才智實現產業進一步升級發展，就是要爭取在已經成爲世界工廠的基礎上，從微笑曲線左右端往上延伸。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一些值得肯定的案例，小的案例就像老乾媽。老乾媽品牌在中國人手裏，市場營銷現在已經走向世界。它很獨特，甚至堅持不要銀行貸款，始終堅持交錢才交貨。這個不一定有多少普遍性，但至少是中國本土上已經出來的一個成功案例。

另外一個案例是廣汽傳祺。廣本是廣汽生產出來很有影響、口碑很好的車型，過去我多年擔任財科所所長的時候，坐的就是廣本，累計開了五六十萬公里，不用大修，又很省油，駕駛體驗也很舒適，但生產廠家始終乾的是微笑曲線中段的事情。而近年有了自主知識產權品牌的廣汽傳祺，大不一樣，在汽車市場不好的情況之下，每年仍然實現50萬輛以上的銷售，佔有很好的市場份額。廣汽傳祺就是本土全產業鏈的、擁有完整知識產權的品牌，後續的營銷服務、產業鏈上每一個環節帶來的增值，全在它手裏。這就是一種升級。我們企業家，可以把在這方面抓住機遇，作爲一個重要的努力方向。

（全文完）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國成本研究會副會長，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爲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爲“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祕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爲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