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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由於年代久遠、相關檔案資料極其缺乏、當事人相繼離世等諸多原因，有關黨的一大的一些問題一直被爭論不休，比如一大的閉幕時間，一大代表的資格和人數，一大中央局成員等。但最引人關注和令人費解的問題是，作爲黨的主要創始人的陳獨秀和李大釗爲什麼都沒有出席黨的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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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又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負責人。所以李漢俊等在信中，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意思，特意提到要陳獨秀本人和廣州代表一起出席黨的一大。但陳獨秀因當時在廣東政府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政務纏身，不便離開。於是，他在廣州黨員會上便提名陳公博出席黨的一大，另委派包惠僧出席。

包惠僧後來回憶說：“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200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爲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後就可以回去（會前陳獨秀與我談過，還讓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經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

包惠僧還說：“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後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有人說陳獨秀是家長作風，當時是有一點，但以後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

陳獨秀雖然沒有參會，但他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書面意見，委託陳公博帶到大會，要求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這四點意見是：“一曰培植黨員（按即徵求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三曰紀綱（按即注重紀律的要點）；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羣衆政權問題（按即目前主要工作爲爭取羣衆，爲將來奪取政權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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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

那麼李大釗呢？當時，他除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教授外，還兼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時值學年終結期間，公務繁忙，無法親自前往上海出席會議。這樣，北京早期黨組織就開會推舉了張國燾、劉仁靜。劉仁靜稱：“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徵求過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徵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

“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面，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時，也沒有推選到他。”

張國燾是這樣回憶的：“上海北京和廣州各地同志們互相函商的結果，決定於六月中旬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根據這個決定，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爲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一大代表回憶中所說陳獨秀和李大釗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都是職務所在，公務繁忙，無法脫身。

遺憾的是，我們始終未發現兩位當事人本人對此事的解釋。所有旁人的推斷，也許都是想當然。對於今天的人來講，更無從知曉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

也許他們並沒有把這次會議當成多麼重要的事情，也許在他們的頭腦中，黨已經成立（指1920年成立的黨的早期組織），這次上海會議不過是共產國際急於召開的一次事務性會議。

無獨有偶，北京黨的早期組織的鄧中夏說他不能參會的理由，也是此間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在他看來，少年中國學會年會要比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更重要。

恐怕兩位偉人當時更沒有想到，一個在全國僅有50多名成員的小黨，28年後會解救人民於危難之中，執掌政權；90年後，會成長爲世界最大政黨，領導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這個黨，在追根溯源的時候，會那麼多次地提起上海和嘉興南湖的一大，提起那13位黨的一大代表。

試想，如果當時他們兩位有這樣大膽的推想，在孰輕孰重的衡量中，可能會有另外一種選擇。所以說，歷史有必然性，歷史也有偶然性，這也是歷史的魅力所在。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一大，但這無損於他們作爲中共主要創始人的卓越貢獻。

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裏與來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我去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它的組織裏，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國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當國立大學圖書館助理員時，就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發展；陳獨秀對我發展這方面的興趣也大有幫助。我第二次去上海，曾與陳獨秀探討了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親聆他談他自己的信仰，這在我一生也許是最關鍵的時期深深地影響了我。”

是的，毛澤東等一大代表沒有忘記“南陳北李”，全中國人民也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偉大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