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市”遊記

　　蘇豐雷

　　“永生市”位於天津濱海新區，是一座極度凝縮的“城市”，只佔據一座美術館的三層樓，它彷彿一個漫長噩夢中那迎面撲來、無法拒斥的變幻流動的可怕場景，又像穿越到了未來的人類所建造的緬懷今日的博物館，但它確切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平行而同構的一個微型宇宙——這是一片移植的廢墟，一個特別的現實。“永生市”沒有市民，只有隱匿的創造者。“永生市”只有臨時的居民，即我們這些不同面目的來訪者。我們走進這座“城市”，移步感受這座“小城”變換的風景，彷彿並沒有抽離我們原本的生活，反而變本加厲進入喧囂之中，又彷彿在回憶，久遠的神話從海底浮泛、漂流、擱淺到了海岸，也彷彿某種慣性的想象，未來彷彿已經讓我們身臨其境，爲此我們提前感到惶恐不安。

　　這些熟悉的風景，我們原本就生活在它們的邏輯之中，沉入其間，不由自主，我們樂在其中，不能自拔。快樂唾手可得，只要我們用我們的生命消費，快樂就糖絲一般甜着我們。我們消耗生命地追求生命的消費，快樂淺淺的，但須臾不能分離，否則我們便會墜入焦躁、煩惱、痛苦、瘋癲的無底的虛無泥沼。這是我們昨日的生活，也是我們在“永生市”看到的景觀，但今天我們卻無法融於類似的風景——甚至是更狂野的白日夢之中。因爲我們本能地感受到某種靜電般的蜂蜇推拒着一種淺表的、欣快的、集體的遊戲，甚至狂歡。我們分裂成了個我，我們，更確切地說是我、我、我……準備冷眼審視這些熟悉的風景或邏輯，把它們當做反思的對象。

　　我早應預料到，這座“城市”經過了思想者的包裝，所以纔會呈現出如此與衆不同的風貌。“永生市”的結構不是司空見慣的鋼筋混凝土，而是全盤而縝密的思考，那六位結構性的思想者和謀劃師的思考在此之前不是已經結晶爲那些呈現爲招貼宣傳的文字圖像資料——這是這座陌生“城市”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感召着我們這些來訪者。想想那六位思考者對於“永生市”這座“城市”，以及對於它的三個“市區”——“奶嘴樂園”、“神祇重裝”、“鄉關何處”的命名和闡述，誰會對這座“城市”沒有興致呢？

　　“永生市”常青藤計劃2018年展策展團隊

　　正是有了結構性的精神構造，才讓這座“城市”的各大“市區”和其所有細部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它們纔是思想的肌膚血肉，只有它們才能進入我們最牢靠、最基本的感覺之網——思想應當知覺化，才能被血肉之軀的讀者更親密地感受，進而催動思考。當我們進入“城市”多產的腹部，事實上我們就處身於這所有思考的藝術化且可感知的客體之中，我們被它們一一迎接，與它們做充分的交談，又被它們一一歡送。

　　裝置、影像，是“永生市”的主要景觀形式，無論是“奶嘴樂園”區繽紛的霓虹所映射的現代城市的狂歡化的“不夜城”形態，以及用數個影像構成的當代的碎片化的、外賣式的差不多送到嘴邊的接受信息方式，還是“神祇重裝”區倒塌的希臘立柱所象徵的信仰的崩塌和立於核心位置的金字塔所象徵的信仰重建，以及呈現世界盡頭的荒涼和恐懼的景象（聲音是主要的渲染手段）——對應着對消費化的生活世界的逃離和對其的根本反思，還是“鄉關何處”區對於自然與人類之未來的擔憂和提醒（科學研究中的器皿與自然物與人工物的構成，以密集、巨量的複數形式，形成了讓人凝思的張力），以及那若干個以較量憋氣時長的影像構成的裝置——與我們生存的環境之間，能夠產生許多微妙的聯想，等等，這樣的裝置、影像，以及影像+裝置，比比皆是，無法一一列舉，它們以生活化的內容，以發現的眼光和構成的手段表達着自己的批判性思考。生活化的內容，意味着作品背後的藝術家是沉入日常生活的，他們願意和光同塵，但又用反思的眼光和思力對生活世界中的問題進行有效的表達，他們的作品即他們個人化的、可貴的異質聲音。裝置和影像的表達形式佔了大頭，並不意味着架上作品喪失了表現的機會，我印象深刻的“神器重裝”區入口的那副五聯畫和“鄉關何處”區的兩張打孔的攝影作品，以及其他作品，認爲它們仍是特別深刻、富於啓示的表達。關鍵是爲作品注入的當代性的思力的深厚程度。

　　小巧玲瓏的“永生市”，我用兩個多小時就遊覽了它的角角落落兩遍。我對這座“小城”充滿了敬意。我敬重它對我們的生存處境的關照，這座“小城”映射着我們無法抽身而又積重難返的現實生活，和對它的反思，我敬重它對我們的生存現實的還原性的思考，它渴望迴歸到本源起始處重新思考我們如何安身立命，如何索回我們已經普遍丟失的重大價值理念，我敬重它對多舛的人類的前途未卜的命運的追問，人類必定朝着未來走去，我們無法扭轉時間的走向，那麼未來的家園究竟存在何處？而未來不遠，而我們早已恓惶漂泊不定許久，是精神上的流浪者和流亡者，是當代的孤兒。“永生市”這個命名頗有反諷意味，它反面對應的詞彙有：匆促、短暫、耗散、死亡……這是人類當代生活的事實。在這裏，一個終極問題確實如達摩克利斯劍一樣懸停在每一個人的頭頂：我們人類是要成爲硬盤，還是涅槃？

　　201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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