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二年冬天，我帶着魯中軍區泰山分區司令部機關的部分同志和一個連隊，來到日軍和漢奸所製造的“無人區”——山東臨朐、沂水、沂源、博山交界之處。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務是：重新開闢和鞏固這一帶抗日根據地，擴大人民武裝，粉碎敵人的“蠶食”政策。

部隊進入這個地區以後，走了好幾十里路，見不到一縷炊煙，看不到一個人影，到處都是殘垣斷壁、白骨累累，面目淒涼。這一帶原是我抗日根據地，地處沂魯山區，北面緊靠膠濟鐵路，南面連接魯中抗日根據地，是魯中、渤海兩根據地的交通要道，抗日的前沿陣地。這裏盛產菸葉、蠶絲和各種水果，加上馱炭、運輸等副業，人民生活比較富裕。一九四一年，日軍大規模的“掃蕩”。這塊富饒的土地，就被國民黨反動頭子沈鴻烈、秦啓榮和漢奸楊錫九等所盤踞。他們聯合日僞，勾結地方反動勢力，兇殘的鎮壓和剝削當地人民。特別是國民黨新編第四師吳化文部公開投降日軍後，忠實地執行了“三光政策”，見人就殺，見東西就搶，見房屋就燒，甚至把老百姓拌在糞裏準備下種的糧食，也“隨洗隨徵”。敵僞爲了切斷我交通線，分割、“蠶食”我根據地，還在許多重要的山頭上修建了碉堡。在這樣的情況下，老百姓實在無法生活下去，只得紛紛逃亡。根據我們在臨朐縣的九山、米山兩個區的調查：當時逃亡的就有一萬五千九十二人，死亡的有八千六百二十七人，其中全家死亡的有四百一十七戶。總逃亡人數、死亡的人數佔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魯山一帶的四十二個村莊，我們來到這裏的時候，只剩下二百多人，其中有個黑峪村，原有二百多戶人家，只剩下三戶。蒙山腳下的張家莊子（現改名花果莊），全村人全部逃了荒，房屋倒塌了，一棵棵榆樹，從房基上長出來。我軍留在這裏堅持鬥爭的地方武裝，只剩下一個戰鬥班和一個區中隊，還被敵人包圍着，形勢非常危險。我們來到後，趁敵不備，直插進去，炸燬了碉堡，消滅了敵人，救出了這批同志。接着，我們又攻打了毛頭山、馬鞍山和蓮花山等幾個敵人據點。

人民羣衆看到了共產黨、八路軍來了，比見到自己的親人還要親，頓時感到了溫暖，增添了希望和力量。爲了站穩腳跟，鞏固核心地區，繼續擴大抗日根據地，我們便在這塊方圓幾十裏的“無人區”按下了“家”。按“家”後，我們碰到第一個難題就是糧食。當時逃荒的還沒有回家，在家的人沒有一粒糧，牲口、農具全賣光了，連山上的樹皮都喫光了。由於飢餓和寒冷，當地還普遍流行着瘧疾、傷寒、疥瘡等疾病，人民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立即採取措施，把帶來的糧食、藥品都分給羣衆，還幫他們挑水、做飯、治病等。羣衆感動的流着淚給我們說：“你們這樣厚的恩情，我們怎麼報答呀！”我們說：“救國救民是共產黨、八路軍的職責，用不着報答，只要你們能過好日子，能對抗戰貢獻一部分力量就行了”。

當時，部隊帶的糧食也不多，爲了組織羣衆自力更生，生產自救，我們一面派隊伍到敵佔區去打據點，搞糧食；一面帶領羣衆做好春耕生產的準備工作。不久，中共泰山地委在這裏成立了一個臨時工作委員會，由地委副書記張敬濤同志任工委書記。有了黨的堅強領導，羣衆的生產勁頭就更大了。

（二）

冬去春來，冰消雪化，是開始耕種的時候了，民主政府送來了二萬斤麥種，三十萬斤糧食。逃亡在外的羣衆聽說八路軍回來了，就陸續回鄉。在工委的統一領導下，部隊和羣衆一起投入了春耕生產運動。沒有牲口拉犁，戰士們就三個人一組、五個一羣的幫助羣衆拉；沒有钁頭，就用鐵鏟挖。大家你追我趕，田野一片歡騰，各村無論男女老少，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參加刨地的。小宅科瞿大娘和她十歲的閨女，每天天不明就跑到莊外，用被單搬糞，天一明就開始刨地，直到天烏黑纔回家，一個春天，她娘倆就刨了四大畝地。在當時忍餓刨地是普遍的現象，於家莊於世榮，一天沒喫飯了，仍堅持幹活。有病的人也帶病勞動，瘧疾上來了就躺在地上，過去了就起來繼續幹——經過辛勤的耕作，“無人區”的荒地大部分被“消”滅了。其中九山區開地一萬五千五百六十四畝，米山區開地二萬二千四百七十六畝。下種不久，禾苗破土而出，茁壯成長，滿目是欣欣向榮的景象。羣衆激動的說：“哪裏有共產黨、八路軍，哪裏就有希望和幸福！”

翠綠的禾苗，給無人區的羣衆帶來了希望和歡樂，可是兇狠的敵人卻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他們切斷了我們通往老根據地的交通線，幾個重要的路口都安上了據點，企圖把我們困死、餓死在“無人區”裏。這樣，我們的糧食和日用品就更困難了。當時正值四月間，青黃不接，春荒嚴重，每人每天能分到四兩花生餅或豆餅就不錯了。環境雖然很艱苦，可同志們團結的就像一個人一樣。我曾記得有一天，一個班只分到十二兩花生餅，大家推來推去都不肯喫，班長就把餅砸碎，分給每人一點，可他自己卻沒有留。全班同志都把自己的送給班長，班長無論如何也不喫，大家都讓來讓去，結果十二兩花生餅剩下一半，最後送給房東老大娘喫了。有時一個連一天只能分四斤紅高粱，大家就摻上野菜燒粥喝。那時如果能喫上一頓榆樹葉，就算是豐盛的美餐了，其他物資就更困難了。戰士們都沒有鞋穿，只有我還穿着一雙布鞋。有一次，我看到一個戰士赤着腳站崗，雙腳凍得發紫，腳背上還裂了幾道口子，就忙把自己的鞋子脫給他。這個戰士感動的流出眼淚來，在換崗的時候，他又將這雙鞋子交給了另一個同志，這樣，一個接一個的傳下去，這雙鞋子自然地成了“站崗鞋”。爲了解決穿鞋問題，同志們還用破布爛褂編成“布草鞋”。就是這種鞋，平時也捨不得穿，要到打仗時才穿上。在這種惡劣環境下，同志們卻沒有一句怨言，部隊裏仍然歌聲不斷，笑聲不絕，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當時大家只有一個信念：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在戰鬥的間隙，我們還經常和羣衆一起開晚會、做遊戲，真是村村鑼鼓喧天，莊莊歌聲四起，好不熱鬧。“無人區”的人們已不再是緊鎖眉頭，而是流露出真情的微笑。在田野上，在大路旁，我們常常可以聽到歡樂高昂的歌聲。特別是青年婦女，一有空就纏着部隊的女同志，要她們教歌，教識字。崗東莊有個賈大嫂，我們在她家駐防時，她學會了一支《八路軍打日本》的歌曲，整天反覆的哼着，還經常拿一塊陳舊的紅紙，找同志們給她抄歌寫字。

在這艱苦的環境裏，我們的部隊始終保持和發揚遵紀愛民的光榮傳統，把羣衆的困難當作自己的困難。每當搞到了糧食，寧願自己不喫，也得首先讓羣衆喫；採野菜時，同志們自覺忍着勞累跑到遠遠地山上去採，把附近的野菜留給羣衆來採；每打下一個據點，繳獲了敵人的糧食，總是首先救濟羣衆。我們愛護羣衆，羣衆更加愛護我們。東峪村有位老大娘，把經過漢奸洗劫後僅存的一小壇糧食從地底下扒出來，送給部隊。她說，讓同志們喫了好更好地去打敵人。

正當我們軍民緊緊的團結在一起，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度過艱苦歲月的時候，魯中軍區又派來兩個主力連，和原來的一個連合併成一個營，再加上幾個區中隊，我們就有七八百人了。爲了打通從魯山到沂山這條通道，我們就在南道、白楊口和天井這三個地方，組織了一次以白楊口爲中心的戰鬥。

(三)

白楊口在魯山和沂山之間，是敵人的指揮中心，有敵僞二百多人。南道和天井都離白楊口不遠，要攻打白楊口，必須切斷南道和天井敵人的支援。爲了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我們以兩個連攻打白楊口，另兩個連分別伏擊天井和南道的敵人，還派出了數十名戰士，兩三個人一組，在各個山頭上備柴等候，以便吶喊助威，迷惑敵人。晚上戰鬥打響了，各個山上都點起火來，燒的滿天通紅。敵人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嚇壞了，有的趕快逃命，有的乖乖的當了俘虜。其他據點的敵人一看這聲勢，被我們嚇跑了許多。南道和天井的敵人遭我軍伏擊後，大部被俘。這一仗打得好極了！只一個晚上，我們就拔掉了二十多個“釘子”，俘敵三百多人，繳獲長短槍三百多支，還繳獲了一千多斤糧食，二十多匹戰馬和二百多頭牛羊。

部隊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晚上直奔離白楊口七十多里的沂山莊。這裏駐有漢奸一個大隊八百多人，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深更半夜會從“無人區”裏殺出一支八路軍來，因此，我們的隊伍到達時，他們還在睡大覺。我們只打了幾槍，就俘獲了駐紮沂山莊敵人的兩個主力連。駐在沂山上的漢奸大隊長劉鴻鳴，看到大勢已去，第二天就派人和我們聯繫，率部投誠了。

接連打了兩個大勝仗，戰士和當地羣衆的情緒極其高漲。我們把繳獲的糧食和牲口都分給羣衆，並且和羣衆一起，投入了新的生產鬥爭。播種完畢，羣衆紛紛報名參軍，隊伍很快擴大到二千多人，經上級黨委批准，成立了沂山支隊。敵人妄圖分割、“蠶食”我抗日根據地的陰謀破產了，我們的根據地越來越大，並且和老根據地連成了一片，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一分耕耘十分收穫，經過人們辛勤的勞動，那荒蕪了兩年的土地，又出現了一望無際的青紗帳，暗紅色的高粱穗，金黃色的穀穗，翠綠的地瓜秧，正在吐絮的棉花------多麼令人歡欣鼓舞啊！村莊上空升起了縷縷炊煙，田野裏放牧着肥壯的牛羊，農副業生產逐步發展，集市也逐步恢復、繁榮，“無人區”完全改變了面貌。面對着復活了的土地和村莊，我不由得想起了毛主席的話：“在我們面前是沒有悲觀的，我們能夠戰勝任何困難。”我們將永遠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在革命的征途上，勝利前進！

錢鈞（1905年5月2日-1990年4月13日）原名錢運彬。河南省光山縣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38年5月，奉派隨幹部隊赴山東抗日根據地，先後任山東魯中抗日聯軍獨立第1師第3團副團長，山東縱隊第4支隊2團團長，第12、第1支隊副支隊長，第1旅副旅長兼參謀長，泰安軍分區副司令員，沂山支隊支隊長，魯中軍區三軍分區（泰南軍分區）司令員兼警備第3旅旅長。參加了開闢泰山、魯山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和反“掃蕩”作戰。解放戰爭初期，任魯中軍區第9師師長、魯中軍區副司令員。1948年7月起任魯中南軍區副司令員，魯中南縱隊、魯中南軍區司令員，參加了濰縣、萊蕪、濟南、淮海等戰役。

在臨朐期間，指揮了著名的五井戰鬥，解放了臨朐南部山區，臨朐人民應該記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