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二黨，對待朝政大事，本着一己之私的態度，而不是國家的利益思考問題，這大大削弱了唐朝廷的執政能力。牛李黨爭是藩鎮割據、宦官干政之外，唐朝走入下坡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形成過幾次重大的“黨爭”，東漢有“黨錮之禍”，唐朝有“牛李黨爭”，北宋有“新舊黨爭”，明朝有“淮西、浙東黨爭”，清朝有“明珠與索額圖黨爭”。這幾次“黨爭”原因不同，結果不同，對於朝廷的影響也大大不同。

古代官場

東漢黨錮，敲響了漢朝滅亡的喪鐘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從反對宦官專權引發的。我們知道，東漢自從“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後，接下來繼位的皇帝都是“小皇帝”，故而外戚專權現象非常嚴重，最厲害的外戚，當屬竇憲兄弟與大將軍梁冀，梁冀甚至敢對皇帝下手，被稱爲“跋扈將軍”。爲了對付外戚，長大了的皇帝利用太監奪取權力，而當太監幫助皇帝“奪權”成功後，朝廷又從外戚專權轉到太監干政上來。太監干政，任人唯親，當時流傳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歌謠。東漢有兩大禍水，外戚與太監，輪番上陣，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公信力。爲了反對宦官干政，一些正直的朝廷官員以及太學生，勇敢地與太監們進行了鬥爭。

其實東漢時期，這些反對宦官干政的朝廷官員並未結黨謀私。所謂的“黨錮之禍”，是太監們強加到這些朝廷官員身上的罪名。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大臣，公開與閹宦勢力做鬥爭。最有名的大臣是司隸校尉李膺，不懼宦官張讓權勢，率人將藏在張讓家裏的張讓弟弟張蒴強行帶走，明正典刑，張蒴是縣令，同時也是一名貪污勒索、殘殺懷孕婦女的罪犯；李膺辦的第二件大快人心的事，是冒着違反皇帝大赦令的危險，斬殺了方士張成的兒子。而張成與大宦官侯覽、張讓狼狽爲奸，張成的兒子是一個故意殺人犯。

黨錮之禍

和李膺一樣與宦官做鬥爭的，還有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城門校尉、槐裏侯竇武、太僕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名士陳寔、範滂、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人。爲了打擊朝臣勢力與太學生的聯合，張讓等宦官在皇帝面前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漢桓帝是個昏君，下令把李膺等二百多名“黨人”關進監牢。這就是東漢時期的第一次“黨錮之禍”。這些朝臣後來迫於壓力被大赦，但“禁錮終身，不準爲官”，徹底消失於政治舞臺。

漢靈帝是比漢桓帝更混蛋的皇帝，他繼位後，宦官勢力更加猖獗，竇武、陳蕃被害，六七朝臣被囚監、殺戮或流放，有的被株連五族，是爲第二次“黨錮之禍”。自此，東漢王朝的朝中精英被殺之殆盡，宦官勢力綁架了朝廷。歷史進入“十常侍作亂”時代。這爲東漢王朝敲響了喪鐘。爲了解決宦官勢力，外戚何進邀軍閥董卓進京，袁紹進宮誅殺宦官，曹操、孫權、劉備陸續崛起，從而歷史進入後漢三國時代。

牛李黨爭，使唐朝走上了下坡路

牛李黨爭最初發生在唐憲宗李純執政時期，牛是指牛僧儒爲首的官僚集團，李是指李德裕爲首的官僚集團。事情的起因是，牛僧儒、李宗閔、皇甫湜等士人蔘加科舉考試，“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而這時的丞相名叫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親。士子說丞相的不是，自然引起丞相父子的記恨。俗話說宰相肚裏能撐船，但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沒有那肚量。於是本期科舉不但牛僧儒等人未考上，就連欣賞他們的主考官也被罷免了。

但風水輪流傳，牛僧儒有朝一日也當了宰相，於是他報當年之仇，將李德裕排擠出朝。這樣，以牛僧儒爲首結爲一黨，以李德裕爲首結爲一黨，進行了長達四十年的鬥爭。這兩個“黨派”不分是非，凡是你認爲對的，我就堅決反對。就連幾任皇帝也無可奈何，發出“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的哀嘆。

牛李黨爭

客觀地說，不管是牛黨還是李黨，都是有一定才能的，所以能爲朝廷所用。但他們的德行又都一般，都屬於睚眥必報型。李德裕的父親是宰相，所以以他爲首的官僚集團反對科舉，認爲朝廷官員應從士族裏面提拔；而牛僧儒是科舉出身，有真才實學的，所以認爲提拔官員應從科舉士子中選出。從這一方面看，牛僧儒這一方是對的；但對待藩鎮的態度上，李德裕主張用兵，消滅造成國家分裂的禍源，而牛僧儒等人則反對用兵，姑息放任。從這一方面看，李德裕的眼光是英明的；在對待吐蕃的問題上，李德裕主張積極防禦，且多次用兵擊敗吐蕃，而牛僧儒則婦人之見，主張罷兵；在對待佛教問題上，李德裕主張禁佛，而牛僧儒則持相反態度。

牛李二黨，對待朝政大事，本着一己之私的態度，而不是國家的利益思考問題，這大大削弱了唐朝廷的執政能力。牛李黨爭是藩鎮割據、宦官干政之外，唐朝走入下坡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舊黨爭，使北宋改革歸於失敗

北宋時期有兩次改革，一次是范仲淹的“慶曆新政”，一次是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前者是宋仁宗支持，范仲淹主導的改革，措施是“答手詔條陳十事”。因爲改革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遭到不少朝臣的反對，其中最重要的反對派是宰相夏竦、監察御史梁堅等人。改革派則有范仲淹、富弼、王拱辰、歐陽修、餘靖等人。朋黨之爭使改革措施的執行力大打折扣，而范仲淹、富弼、王拱辰等人的辭職更使改革無法推行下去。身爲宰相的夏竦竟然誣衊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是欲行“伊、霍之事”，這可是掉腦袋的罪名，使人不寒而慄。因此范仲淹主導的所謂“慶曆新政”，因爲朝廷意見不和，宋仁宗沒有大力推行無疾而終。

王安石變法

接下來是王安石變法。不得不說，王安石是比范仲淹勇氣更大的改革急先鋒，有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氣，且還有着宋神宗的撐腰，但反對變法的朝臣力量也很強大，有名臣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哪一個拿出來都是和王安石同重量級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是一般大。王安石的改革派陣營，包括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有的當時就被認爲是小人，有的被認爲是奸臣。兩相比較，王安石用人不淑，再加上宋神宗左右搖擺，最好改革也歸於失敗。兩次改革的失敗，使北宋陷入了亡國的危機，最終遭遇了靖康之恥。

淮西、浙東黨爭，被朱元璋巧妙利用

明朝的黨爭一直存在。朱元璋開國時代有以李善長、胡惟庸爲首的淮西黨與劉伯溫爲首的浙東黨之爭，明朝中期有以嚴嵩父子爲首的“嚴黨”與徐階、高拱、夏言、仇鸞、沈煉、楊繼盛爲代表的“清流”黨之爭，明朝末期黨爭更加嚴重，黨派林立，有以顧憲成、李三才、左光斗、鄒元標、趙南星爲代表的東林黨，以沈一貫、方從哲、姚宗文爲首的浙黨，以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爲首的“楚黨”，以亓詩教、周永春爲代表的“齊黨”，以國子監祭酒湯賓尹爲首的“宣黨”，以顧天峻爲首的“昆黨”，以王國、王圖兄弟爲代表的秦黨，以宦官魏忠賢爲首的閹黨之爭。這些所謂的黨系，並非有共同的信仰，而是有共同的利益，於是他們結黨營私，並非爲國家謀，爲朝廷謀，而是爲自己這一個小圈子的利益而謀。

劉伯溫

可以說，朋黨之爭削弱了明朝的執政力量，最終使明朝政府成爲一個沒有執行力的政府，導致被農民軍和清軍共同滅亡。朋黨之爭碰到朱元璋這樣的皇帝，各打五十大板，藉助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基本上將淮西黨誅殺殆盡，數萬人被屠殺。而浙東黨的代表人物劉伯溫雖然急流勇退，也難逃抑鬱而終的下場。朱元璋巧妙地利用朋黨矛盾，大搞平衡戰術，使其兩敗俱傷。不過，嘉靖皇帝、萬曆皇帝及以後的天啓皇帝、崇禎皇帝可沒有朱元璋那麼英明，這幾位皇帝面對朋黨之爭，可說是束手無策，最後連皇帝都指揮不動這些朝臣們，東林黨人最後大多當了漢奸，就是血淋淋的事實。

明珠與索額圖黨爭，康熙藉以鞏固皇權

清朝時也有朋黨之爭，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康熙時期的幾個輔政大臣們。康熙有四位輔政大臣，索尼、鰲拜、蘇克沙哈、遏必隆，這幾位大臣並不是齊心爲國，而是各懷鬼胎，形成黨派勢力，爲自己的權利謀服務。鰲拜想一家獨大，獨攬朝綱，孝莊皇后便聯合索尼鬥鰲拜，蘇克沙哈和鰲拜也有爭主考官的利益之爭。而明珠與與索尼的兒子索額圖，也爲了自己在朝中的權力地位，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康熙皇帝

康熙大帝是一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之所以能在少年時就挫敗權臣鰲拜，正是利用這些朝廷大臣們的朋黨之爭，奪回了皇帝的實權並鞏固了皇權。康熙一生，生擒鰲敗，平定三藩，收復臺灣、親征噶爾丹、保衛雅克薩，可說是功績大大。並非是他有三頭六臂，而是因爲他有一顆睿智的頭腦，能夠利用權臣們各自的私心，大搞平衡戰術，借力打力，從而實現掌控皇權的目的。從這一方面講，康熙與朱元璋、朱棣是一個層次上的皇帝，要知道，只要有朝廷，就會有矛盾，而巧妙地化解矛盾，利用矛盾，便是馭人之術，統治之術。（陸棄）